论中国的正义战略斗争
——国强必霸不是中国的战略思维
卢胜君
近年来，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中国政府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搞军事扩张。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不能再重复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下被奴役殖民的历史悲剧。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实施正义的战略威慑与坚持和平发展、维护中国战略机遇期并不矛盾。确保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每个国家的第一要务，中国必须有捍卫正义的威慑力量。中国始终塑造的是和平崛起、积极防御、正义斗争、武力威慑的战略思维，那些以强盗逻辑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中国坚决反对。
近年来，许多西方势力总是喜欢蛊惑人心，妖言惑众中国，试图通过妖魔化手段捧杀中国，丑化中国的外在形象，让中国背上“霸权崛起”之路的包袱，进而使中国不能摆脱暴力手段的纠缠，崛起不顺。对于这种别有用心的言论，不必予以气愤的反驳，因为事实是最有力的回击。
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其崛起、壮大的过程中，都是通过战争和暴力成长起来的。比如，英国的崛起是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确立其海洋霸权地位的。日本在击败清朝的北洋水师和俄国的太平洋舰队之后一跃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地区性大国。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没有穷兵黩武、嗜杀好战的特质。自汉唐以来，中国开辟出了连通亚非欧三大洲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给世界带来的是文化、友谊和财富，而不是战争、杀戮和奴役。15世纪的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率领的是当时世界无与匹敌的最强大舰队，但所到之处，没有侵占一寸土地，没有谋求海上霸权，播散的是和平文明的种子，留下的是礼尚往来的佳话。当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现在中国选择和平崛起发展模式，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抉择。中国在国防白皮书中郑重声明：“中国不谋求地区霸权和势力范围，不排挤任何国家，中国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和平为上是中国崛起的战略思维。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居于亚洲乃至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但从来没有谋求一家独大、天下独霸，从来没有把战争扩张、对外殖民作为立国强国之道，从来没有把存己灭人、以邻为壑，作为经营周边关系的政策选择，始终遵循和平为上的战略思维。为了给社会主义的中国赢得较长的和平发展环境，毛泽东主张“和平为上”，提出要尽一切力量争取持久和平，努力阻止和推迟战争的爆发。1954年10月23日，他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我们不愿意打仗。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要按照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力量争取和平。”和平战略实质是和平发展、和谐共处，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世界，没有中国周边的地区和平就没有世界的整体和平。和平利益不分国界，中国的和平也是世界的和平。
中国崛起选择的是和平发展路径。任何国家的战略思想，总要打上自己历史传统的深刻烙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绵延不断，浸透着其中的文化基因和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讲究以和为贵，追求和平和谐，体现兼善天下的胸怀抱负，诠释图强不霸的战略理念，传承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中国战略底蕴和根基是和平文化，国家安全战略始终坚持以防御为主。1955年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对外不搞侵略扩张，不称霸。中国的崛起是以和谐战略文化为基础的和平战略。中国致力于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不任意使用武力，坚持协商对话为主，是顺应和平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和平发展是和平战略的外在表现形式。所谓的和平是受原则、条件的约束和限制，是相对概念，没有国际社会的整体和平，一国的和平则无从谈起。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动辄用“中国威胁论”、“中国制造紧张”和“新殖民主义”作为借口，频繁对中国打压、干涉，企图阻挠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真的是威胁者吗？中国真的是挑衅者吗？相反不仅不是，而是受害者和被威胁者。中国一直是和平发展的倡导者，但在和平发展面前却屡屡受到诬陷。
和平发展遵循的是互惠互利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大战略的要素中，国家利益是第一要素，最终决定着国家的基本需求和目标。国家利益具有双重属性，即自利性与互利性，追求自利则导致竞争，追求互利则形成合作。国家所维护的利益有些具有普遍性，和平则是自利与互利的共同点，不仅利己而且利他，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其最大特点是互惠性和易被接受性。和平发展其意义在于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利益，求得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最大化。和平本身是一种利益，也是一种机遇。和平的换来和保持，需要各方价值取向的一致认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加以保卫和平和实现和平的职责和义务。如果忘却和忽视，则国家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大战略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和平发展的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建设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国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坚强保障。建设强大的国防同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如同中国发展核武并非为了争夺核霸权一样。霸权国家如果因此而感到恐惧，并进而做出“先发制人”的攻击，那么则恰恰证明，壮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一个国家发展自身所需的国防和军事力量，自然会同原有强国发生力量对比的变化，但认为这就是对自己的威胁，不准别人发展，这是强盗逻辑，是怀有叵测之心的反映，中国决不接受这种霸权逻辑。在国际社会中发展国家的自身力量，不能因为害怕霸权国家的猜忌，就放弃建设强大军事力量的努力，也不能因为害怕所谓的“引火烧身”，使本国安全完全受制于外部条件而无能为力。
和平发展反对任意使用武力相威胁。在处理国际争端问题上，中国反对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任意使用武力是扩张行径和干涉主义的表现。在处理国家间领土争端问题上，中国一直尽最大的诚意，做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事实上，近些年中国在面对周边个别国家挑衅时，始终都是坚持运用执法手段解决问题，而不是像一些西方大国动辄采取武力手段。反对任意使用武力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而是有时间、地点和条件的限制，当领土主权利益受到威胁和侵犯时，则排除在外。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上，中国政府坚持政策与策略的统一。坚持原则是维护政策，适当灵活是讲求策略，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益结合。
和平发展不等于放弃武力使用原则。近年来，围绕东海钓鱼岛、南沙争端等问题，周边国家动作不断，不顾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的底线，不断向中国试探、挑战、进而蚕食，误认为中国既然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就不会采取武力方式解决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周边国家，不顾中国的反对，违背国际道义，以武力的方式强行侵占我南海岛礁及附近海域，瓜分我资源，侵犯我主权。1974年、1988年中越之间的两次海战，就是越南在侵犯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动用武力的结果，一系列主动挑衅行为，迫使中国军队不得不以武力自卫的方式捍卫领土主权。主权事关国家尊严，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反对任意使用武力，不等于一切条件下均不使用武力，武力是捍卫领土主权的安全保证，是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强力支撑。和平解决是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并不排除武力手段运用的必要。长期以来对和平解决一直存在着误区，即将邓小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思想误解为只有和平方式一种，这种理解是片面不完整的。和平解决是指对有争议的地区倾向于和平方式，主张通过对话谈判的办法协商加以解决，但并不完全排除武力方式的运用，更不是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和平解决不能简单理解为和平二字，和平不排斥武力，和平更需要武力的捍卫。
毛泽东说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致力于国家间利益分歧的解决，唯一有效手段就是坚持积极的斗争。消极的斗争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会让正义变得软弱。软弱的正义是不能换来持久的和平。要和平就必须去斗争！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高于一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这是中国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中国武装力量的神圣职责。中国必须强力捍卫归属中国管辖的领土范围。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准则处理领土争端，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定不移地实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防卫原则，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武装力量运用上，始终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着眼维护和平、遏制危机和打赢战争，保卫边防、海防、空防安全，加强战备工作和实战化演习演练，随时应对和坚决制止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挑衅行为，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真正像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周密组织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
坚决贯彻实施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决定了中国的崛起是一种自主式崛起，中国军事力量所履行的职能均体现出防御性。现阶段，尤其在海洋方向上，面对威胁，中国军队注重增强的是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发展海权始终服务于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目标，是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遵循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但是遵循防御型的战略方针并不等于被动求作为，被动求作为是种消极防御的小国弱国式心态，突出表现是正义的软弱和捍卫正义的不自信。中国虽强调防御，但倡导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文化观，塑造的是大国式的强国心态，防守的同时注重进攻。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大国、强国和大中华意识急剧衰退，其原因在于一味注重防守而忽略进攻，顽固消极地执行防御，最终使国家走向衰亡。积极防御就是在防御的同时，积极寻求进攻和反攻，以扭转敌我双方斗争态势。解决国家间利益纠纷问题，要积极塑造中国战略文化之魂，不能只讲守势，不求攻势，要敢于主动打好防御战和遭遇战，放开视野筹划国家发展大业，学会在敌之进攻中伺机反攻，谁占据战场的主动态势，谁将赢得战略的主动权。战略的矮子无法成为国家的巨人。
对于挑衅势力必须施以强硬的回击。在捍卫国家利益问题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是伟大的爱国者。在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他们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战略气魄和胆识，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抗美援朝战争即是如此。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是不敢进行这场实力极其悬殊的战争的。中美军队在朝鲜战场相遇前，麦克阿瑟曾不屑一顾地说：“中国人是亚洲人的思维，他们是懦弱的，他们敢过江，我就用飞机炸平他们，我想他们应该想到，对手是美国，指挥官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当美军向鸭绿江进军并梦想“穿上特意为东京阅兵式准备的制服”的时候，他们正面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包围打击而狼狈南逃的命运。十年以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时，麦克阿瑟则说：“谁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那他简直就是有病。”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有越南战争的胜利。美国西点军校一位教官总结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说：美国“由于惧怕中国参战，不准许美军越过北纬17度线对北越目标和基地进行有效的军事攻击，终于打成一场烂仗”。对比清末，慈禧太后对国家领土主权的态度是“宁赠友邦，勿予家奴”。蒋介石在1931年“9•18”事变后，下令不抵抗，放弃东北三省。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商讨战胜日本以后的安排问题时，他放弃接收琉球群岛的权利，还承认外蒙古独立。以致中国作为二战胜利国，但损失的领土面积却比战败国还大。对外战略选择，不能离开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条最基本的原则。中国所进行的历次自卫反击作战，包括珍宝岛、中印边境、中越边境反击作战，以及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岛礁的作战，都充分体现了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中国的国家形象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一系列严重的国际斗争确立的。20世纪五十年代能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六十年后也有能力击败一切来犯之敌，所以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维护海洋领土主权完整的意志是坚定的，决心是强大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任何外来威胁和压力都丝毫不能动摇中国人民的意志。
盲目教条论主要表现是不去事实求是的分析问题、寻找办法，而是凭想当然的主观臆断，习惯性的犯懒惰主义错误，拿着“本本”不假思索、不结合实际的搬用套用，一味执行甚至扩大，这种指导思想必然会贻误斗争、葬送前程。威慑侵略势力最终保证就是军事手段的有效使用。威慑不是为了进行战争的战略，而是为了争取和平的战略。其目的在于使对方确信：侵略是最不可取的抉择方案。威慑不是从行动上去遏制敌人，而是从心理上去遏制敌人。对于那些不加分析的盲目主义和教条主义，必须坚决反对。
反对那些“拿来主义论”指导斗争。现在有一些人，怀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机会主义，企图通过彻底的颠覆和去毛泽东化来达到某种目的。在周边纠纷还没有解决之际，便匆匆忙忙提出了“中国今后处理争端不能使用武力”或“今后中国处理领土争端使用武力不行”，等所谓的“研究”理论！在中国内部，处理问题不去思考中国的具体国情，不去运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而总喜欢“拿来主义”、照搬“外国理念”，效仿甚至遵循国外的某些理论、战略，试问国外的理论、战略指导中国的国情指导性有多少？可行性又有多少？学习国外经验固然重要，保持开放思想固然可嘉，用西方式的指导思想和价值理论，指导中国的实际问题难道这才是符合国情吗？保持清醒的头脑比研究问题更重要，且是研究问题的首要前提。防止被别人给洗脑，其实有时已不知不觉的在为别人卖命。提到一些问题时，总习惯搬用套用西方的一些经典名句，甚至是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侃侃而谈，高谈阔论，看似很有思想和见解，其实从本民族的角度对该问题思考甚少，已陷入了全方位的理论误区和前后矛盾的盲点，结论自然缺少可信性，最终导致“自我性失明”。对于那些企图颠覆和去毛泽东化的阴谋诡计，必须彻底揭穿。
反对所谓“和谈强国论”赢得斗争。企图通过和谈使国家强盛的观点，从史至今，历朝历代都有。翻开中国的历史，5000年的历史都是战争和斗争的历史，不论我们看到什么，唯一看不到的就是能够通过和谈，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和变得强盛的！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或许文化灿烂，或许文人辈出，或许富甲天下，但凡通过和谈解决争端的，往往后果都非常惨烈！这是中国的历史，更是中国的宿命！没有斗争的生存，只能是苟且偷生而已！诗词无比繁荣的大宋王朝值得我们今天反思！而我们看到的另一个中国，凡是强盛的，国家发展的时代，都是军事非常先进的时期！弱国无外交也正是这个道理。中国命运必须自己主宰。靠和谈是不会把国家建成强国的。谈判强国也是亘古未有的。这种“和谈强国”论调必须坚决反对。
反对单纯“和平方式论”应对斗争。在应对区外势力的斗争中，必须克服单纯的政治外交手段，要多管齐下，多手并用，不能一讲和平就忘记战争，视和平方式居于绝对地位。倡导和平方式努力的同时，不放弃武力的准备和运用，和平解决与武力准备均是斗争手段，不加警惕的和平主义会使国家陷入危亡境地，没有斗争的和平则是表象的和平。斗争手段的运用必须服务于和平战略大局。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走向强盛的指路明灯，永远是不可丢弃的理论指南，永远是指导斗争的武器法宝，凝聚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智慧和用鲜血斗争总结起来的宝贵思想结晶。在事关领土主权问题上，仍必须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方法。如不坚持积极的军事斗争，一味地依靠政治和外交手段，不仅缺少威慑力，反而会愈加引发安全威胁的增加，甚至可能离我们所期望的和平目标背道而驰！只有坚持积极的武备，才能赢得持久的和平。什么事真理，这就是真理！舍掉真理，而疯狂追求自我安慰式的东西，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必定会遭受人民永远唾弃！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军队永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
五、驳退让有理论：无限让渡没有一点道理
退让到底有没有理？互相退让是有其道理的，但仅靠一方的无限退让那就没有道理。处理国家间利益争端，必须打破其心存侥幸的幻想心理。一味地妥协退让可能会给对方制造假象，甚至会激发他们的挑衅行为，造成误判，进而增大和平方式解决的阻力。致力于争端的和平解决，必须反对不加限制的任意让渡，不能让无限退让有市场。
无原则的任意退让真是岂有此理。不加限制的任意让渡会导致无原则的妥协和无条件的让步，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利益。“轻易作结或不对等的让步可能造成历史性的严重被动与不利。”必须提前加以预防和警惕，统一思想认知。海洋国土和大陆国土一样，主权同等重要，神圣不可侵犯。坚决批判“经济至上”理论：现在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只要经济搞得好，国土多点少点没有太大关系，收复失地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只要大原则不变，忍让点就忍让点。坚决批判“无限慷慨”理论：大国不应有损大国风范，应做到宽容和大度，主动让渡能换取和平。坚决批判“一旦用兵”理论：现在是和平崛起，一旦用兵会影响和谐发展局面；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一旦用兵会影响睦邻友好关系；现在合作是主流，一旦用兵会影响战略机遇期；和平解决是唯一选择，一旦用兵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以上观点虽只是社会民众的个别看法，但不容忽视，长此以往，令人十分担忧。
不加维权的维稳主义是危患主义。那些主张稳定压倒一切的言论是极其危险的。不加维权的维稳主义是保守的投降主义。维稳固然重要，但维稳的同时更要注重维权，没有维权作基础，维稳就是空谈。要避免那种重维稳而控维权的畏难性心理。稳定是相对的，权利是绝对的。一味地把维稳看得至高无上，就不是真正地维稳，相反，却可能因为权利的丧失而导致不稳。过分地看重维稳，虽能获得一时之稳定，但可能丧失的是国家权利，甚至是关键性的核心利益，最终换来的稳定也是危患之稳。在事关国家利益上，要突出维权，维权就是维稳，维权越坚实，维稳越牢固，维权与维稳二者并不矛盾。因此，在维护国家海洋利益问题上，要始终坚持维权不动摇，坚决杜绝不加维权的维稳主义，片面地强调维稳而忽略维权，轻则会导致国家应有的利益不保，重则会导致国家内部产生动荡，因而，维权必须得以高度重视。
用武力统统收回的权利必须保留。中国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问题的态度上，当年对台湾提出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权利”，不是妥协的退让，而是代表正义的形象和力量。早在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雷诺威时就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祖国统一。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于将我们的双手捆缚起来，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用武力解决问题。”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我们始终没有放弃使用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的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并告诫说：“我们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当年在解决南沙群岛问题上，邓小平指出：“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对于2014年5月菲律宾武装扣压中国渔船渔民一事，中方态度是“立即无条件放船放人，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而菲律宾方面不但没有“立即无条件放船放人”，反而对中国渔民进行非法的“审讯”，这意味着菲方不会无条件放船放人，没有理会中方的立场和严正声明。这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的内涵应包括为：如对方是在中国领海内采取武力手段（向中国渔船开枪示警）逼停和扣压中国渔船渔民，实际上已打响了第一枪，已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触及了中国的“红线”，此时中国已具备动武的理由。如果中国继续在加强武装巡视、保持忍耐的同时，菲方舰船再有侵犯举动，中国则视之为到了必要时候，以武力驱赶或扣压等武装行为则成为必选手段，完全可以一不作二不休的直接收回被占岛礁。中国出于道义原则，一直容忍并允许其补给。如菲方一再得寸进尺，逼迫中国，挑衅中国，中方完全有理由在仁爱礁采取强力的保护措施，不再允许菲方对仁爱礁提供补给，强行登礁驱离坐滩舰上人员、将舰拖离沉海，这些动作均在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内。
在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全体中国人民不会有任何妥协。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主权与领土的绝对完整，捍卫国家的荣誉和尊严。不会因为谋求发展而在国家利益上无限忍让，也不会因为“韬光养晦”而无动于衷，更不会因为某些大国蠢蠢欲动而置之不顾。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暴虐的力量，而没有力量的正义是软弱的正义。人类历史反复证明这个严酷的结论。正义不再软弱，世界才有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