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7月12日，一个临时组建的仲裁庭，就菲律宾前任政府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裁决，企图损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南海仲裁，是美日菲挑起的一场打压遏制中国的闹剧。近年来，美国总是不停地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挑事生非，对中国施压。中国政府也会以各种方式强硬反击，却很难阻止美国的下一次再挑衅。而在南海仲裁案上顶住美国压力，坚定支持中国立场的国家大多数是来自非洲、西亚、中亚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认清美国这一系列挑衅行动的战略企图?中国如何从战略上进行反击和反制?中国如何借鉴并创新“三个世界”理论，取信并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读完《南风窗》主笔李北方的这篇文章，或许会带给我们许多启发。本文摘自李北方政论新著《北大南门朝西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半个世纪前提出了“人际距离”理论，该理论认为，根据关系亲疏程度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舒适距离是不同的，具体包括“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公共距离”等。当舒适距离被突破后，人就会感到不舒服。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可以借用这一视角呢?

2011年12月23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泰国期间，出席了泰国华人华侨各界举行的欢迎晚宴。在致辞中，习近平称：“我们欢迎域外国家在促进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希望他们尊重本地区的自主性和多样性，注意兼顾各方舒适度。”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将距离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国与国之间要“兼顾各方舒适度”的提法显然有所指，即有的国家让中国感觉到不舒适。

当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并布置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领域全方位对中国进逼，危害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时，中国感到不舒适是必然的。但中国无法像人际交往中那样后退，唯有在外交上有所作为，清晰地界定并伸张国家利益，突破包围圈，才能赢得舒适空间。

一、美国打压中国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改变的事实

随着本·拉登被击毙，美国耗时十年的反恐战争算是画上了一个句点。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抽身之后，美国的战略东移已呈不可扭转之势。

遏制新的竞争对手的崛起，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基本国策。若干年来，尤其是在中国的名义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后，中国被全球舆论普遍塑造为唯一能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美国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对手，故而中国是美国要对付的最主要对手。事实上，早在小布什入驻白宫之后，美国决策层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但这一进程被反恐战争推迟了。

美国调整战略重心是这一逻辑的必然延伸。201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这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制造了直接的威胁。美国短时期内不会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所采取的遏制中国的方式既非冷战，也不是针对伊斯兰世界那样的军事打击，而是政治打压、地缘包围、经济盘剥、外交围堵等一系列手段。

在具体策略上，美国注重以亚制亚，策动亚洲国家对中国形成包围圈，同时支持一些亚洲国家与中国直接对抗。美国将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的保护范围，2011年底宣布将在澳大利亚驻军，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联合起来多次举行军事演习；在外交上，美国通过反恐战争渗透入巴基斯坦，2011年12月希拉里访问缅甸，将中国周边的两个传统盟友拉向美国一边；菲律宾、越南等国纷纷对南海提出领土主张，甚至放言不惜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再联系到日本和韩国不断扣押中国渔船，就可以知道，如果没有美国的策动和支持，这些国家不会有对中国采取如此强硬姿态的底气。

美国打压中国是不以中国人的意志为改变的事实，虽然有论者称“韬光养晦要坚持一百年”，但这种观念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存在基础，中国必须要直面“21世纪头二十年”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前结束的可能性。客观现实不允许中国继续韬光养晦，除了应对挑战，别无他法，否则中国的国家舒适度将越来越低。

二、中国要敢于给麻烦制造者制造麻烦

危机也可以成为转机。既然已经无路可退，中国就应当承担起责任，在新的世界秩序仍在形成的时代，选择做世界秩序构建的参与者，在新国际体制上打下自己的烙印，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捍卫国家利益。

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世界秩序的更迭，每一种新的世界秩序都比前一种持续时间更短。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的世纪秩序持续了约一个半世纪，维也纳和会缔造的体制持续了约一百年，《凡尔赛条约》确立的体制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起了一个过渡作用，冷战体制则只存在了40多年。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美国一家独大的时代，但这个体制并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多极化的倾向一直存在，因为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逐步从“休克疗法”带来的打击下恢复生气，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非冷战结束时可比。当下的世界正在进入两个方向进行最后斗争的时刻，在欧洲已经衰落的前提下，能对美国霸权进行挑战并担当世界“一极”使命的只有中国和俄罗斯。

邓小平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面临西方制裁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当时刚进行改革开放不久，经济实力还不足以引起美国的恐惧和重视，采取低调姿态集中精力谋自身发展是可能的。这个提法带有明显的战术性质，邓小平从未说过韬光养晦要管一百年，也从未主张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分开。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外交的重点必须转移到“有所作为”上面了。多年来，中国在外交上一味处于守势，对美国和美国支持的其他国家的进攻缺少实质性应对。毛泽东说过，一拳打得开，免得百拳来。美国并非没有弱点，中国要敢于给麻烦制造者制造麻烦，这样才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比如，中国失去了阻止欧美对利比亚开战的机会，在非洲的影响力被严重削弱；在伊朗问题上不能再过度退让，而是应该联手俄罗斯对伊朗进行支持，这样既可以牵制美国，也是在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还需要转变外交重点，团结周边国家，将美国的势力从亚洲排挤出去；团结发展中国家，推动形成一个独立于西方国家的全球体系，切断美国对外转嫁危机的基础，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的实力，促进多极化世界的形成。

三、“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外交是一门现实的艺术，核心目的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但大国外交不能仅仅从现实主义原则出发，大国外交需要价值观的支持，不但需要描述理想中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样的，还需要说明是依据什么样的价值准则来建设这个世界格局。

美国外交是理想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利益诉求结合的典范。美国在外交政策上有深厚的现实主义积淀，从门罗主义主张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到老罗斯福总统以实力为依据走出美洲充当“世界警察”的理念和作为。但自威尔逊总统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注入理想主义色彩之后，用基辛格的话概括，这种理想主义情操变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思想，威尔逊以后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提出过大同小异的主张，但都不脱离威尔逊的主题。威尔逊的主题就是，美国不是一般的国家，美国的价值标准放诸四海而皆准，国际秩序应该建立在美国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因为美国作为民主国家，所以外交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威尔逊主义以理想主义为表，为美国的实利外交提供了便利。基辛格指出，正是威尔逊主义为美国扮演全球“十字军”提供了理论基础，是美国在二战后遏制政策的先声。我们看到，美国总是打着价值观的旗号在全球发动战争，以“输出民主”为名占有资源，以敦促中国“遵守全球规则”为名遏制中国。对道义制高点的占领和军事实力相结合，为美国称霸全球提供了可能。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近年来先后提出“合作共赢”、“建设和谐世界”等主张，但这些理念只是对国际秩序的理想状态的描述，没有说明世界应该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达到合作共赢与和谐的状态，也没有提出达致该状态的路径。中共十七大报告曾提出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也因为没有对国际社会中的正义做出界定，使这一良好的原则难以体现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上。

缺乏价值观支持的外交只能靠利益来支持，这就难免被置于道德上的被动境地。西方媒体将中国外交贬称为“行贿外交”、“金元外交”，中国方面反驳得很吃力。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曾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称二者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虽然世界上现存的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国家不只中国，但无论朝鲜还是古巴，都不够成为美国战略对手的量级，所以矛头所指就是中国。

中国在外交上并非一贯如此被动，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曾以“反帝反霸”的价值观反制美国，最终促使美国让步，中美关系破冰才得以可能。邓小平曾讲过，“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今天要想重新在外交上确立价值观，打破在与美国交往中的被动局面，还需要回到和借鉴“三个世界”理论，对美国霸权进行批判，对给世界带来重重危机的新型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批判，在道义上对美国进行反击。只有取得道义上的制高点，中国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提出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并明确中国的核心利益范围。同时，只有根据“三个世界”理论明确外交价值观，并且在外交上坚持原则，才有可能取信于其他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并携手形成钳制美国攻势的力量。

主动出击是最好的防御，大国角力从来都不仅仅是实力的比拼，中国需要以“三个世界”理论为基础，拿出中国式的“威尔逊主义”，这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中国还需要说明，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反制美国霸权不等于谋求霸权，目的是推动形成一种更加合理的多极化世界秩序。

四、和平崛起不是作茧自缚

和平崛起是中国在外交理念上的一个创新，但本质上是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被动回应，这也就注定了该提法在价值观斗争层面力量不足。

和平崛起这一概念最早由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于2003年11月的博鳌论坛上提出，随即被高层领导人接纳。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将中国的和平崛起阐释为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充分利用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把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提高和科技进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来实现中国的发展。在次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进一步阐发了和平崛起的含义，他说，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中国不使用过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别人、欺负别人、剥削别人的办法实现崛起，中国走的路是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参与平等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有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中国缺乏对帝国主义传统崛起方式的深刻分析和批判。以《大国崛起》为代表的声音把西方列强的崛起视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自然演进过程，这难以让西方世界接受中国和平崛起是可能的，因为在西方的历史经验中找不到和平崛起的先例。对和平崛起的表述必须和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历史的批判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阐述结合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让西方世界明白：历史存在自外于西方的另一种可能性。

其次，中国应避免以自我辩护的姿态过于强调和平崛起，被这个概念束缚住手脚。中国不能因为害怕被指责而不敢“有所作为”，中国应明确和平崛起的内涵和外延：一方面，把和平崛起严格限定在不通过侵略、殖民、扩张等方式掠夺其他国家，不以向外转嫁危机的方式实现崛起；另一方面，要表明和平崛起不等同于在外来压力面前忍气吞声，不等同于在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方面有所让步。

和平崛起的题中之义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斗争谋和平，包括非和平的手段，即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为目的的合法性战争。罗援少将说得好：“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拥有和平意愿和我们敢于用非和平手段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意志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达到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