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毛泽东填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赠给随红一方面军征战的丁玲。其中“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一句，生动地表达了毛泽东对“笔杆子”和“枪杆子”辩证关系的认识。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一方面运筹帷幄，指挥“武”战，打赢了一场场硬仗;另一方面笔扫千军，发起“文”战，写下了一篇篇佳作。这里僅选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撰写的批驳蒋介石的十几篇评论，管窥他是怎样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

解放战争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所写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等评论，揭露了蒋介石搞独裁打内战的阴谋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于5月2日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告投降。在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即将转入全面反攻。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是积极投身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而是一心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以维持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在谋划打内战的同时，国民党为了欺骗舆论，提出7月7日在重庆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为11月12日召集所谓的“国民大会”做准备。

1945年，毛泽东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合影。前排左一为赫尔利，后排左起：蒋经国、张群、吴国桢

对蒋介石的伎俩，毛泽东看得很清楚。1945年6月15日，他主持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讨论是否出席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时说，国民党“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根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关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会的新闻稿，详细说明理由。7月10日，他又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评论，指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有近一半人员未出席，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原因在于这次会议与成立联合政府相背离，完全“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蒋介石这么做，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怂恿和撑腰密不可分，他在4月2日就发表声明，“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像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对于这种违反人民意志的欺骗行径，“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攻击掉，决不容许保留其一丝一毫”。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如果“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毛屎坑里去”。

仅仅过了两天，也就是7月12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的评论，进一步揭露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评论将赫尔利式的政策定性为“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这“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将使美国政府“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为了早日结束亚洲的战争，在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的情况下，美国分别于8月6日、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于8月8日对日宣战，对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原子弹的震慑，苏联对日宣战，中国军队的反攻，迫使日本裕仁天皇连夜召开御前会议，最终决定无条件投降。8月10日，“日本要投降了”的消息传至中国，中华大地充溢着欢庆的喜悦气氛。为了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8月11日，蒋介石以最高统帅的名义给八路军发出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同时，蒋介石打着受降的幌子，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

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将要出现的情况，有着非常清醒的判断。8月11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示全党全军立即争取和保卫抗日胜利果实，并指出：“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8月13日，他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指出蒋介石给八路军的命令，“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足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伪看得比同胞还可亲些，把同胞看得比敌伪还可恨些”。蒋介石这么做，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因此，共产党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发出号召，“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同一天，国民党当局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为了进一步揭穿蒋介石准备内战的阴谋，8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的评论，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毛泽东回顾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以及蒋介石1940年、1941年、1943年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以此揭露蒋介石一贯的反动立场和内战阴谋。他还总结经验教训，指出对付这个真正的“人民公敌”，并制止内战唯一的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

毛泽东的这几篇评论，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警惕并挫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的果断的立场，使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关键时刻得到了迅速扩大，并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解放战争大局已定之时，毛泽东所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评论，指出了蒋介石日暮途穷的命运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谈判只是蒋介石用来拖延时间准备内战的阴谋，他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沪、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30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对战争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强调党领导的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必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的小米加步枪一定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正如毛泽东所料，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8个月时间歼敌71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改为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两个月就改变了战场的局势。在国民党军溃败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广大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蒋介石政府内外交困，已处在全民的声讨之中。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獨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和谈阴谋

根据全国战局的发展，毛泽东经过审慎思考，决定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进攻，筹划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计划，并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主要突击方向。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出敌意外地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陈谢大军、陈粟大军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形成“品”字形进攻阵势。继续在内线作战的人民军队也渐次转入反攻，国民党军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至此，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历史转折点。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题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分析了西北战场形势和全国其他战场的概况。他用生动的事例着重说明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的伟大意义，指出：“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实践证明，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重要发展，是当时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军队中的反映，不仅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也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到了1948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一环紧扣一环地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开始打响。

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他对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认为战争进程将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

1949年李宗仁上台后，授意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等人以私人名义，于2月14日自上海飞抵北平进行访问，就国共和谈问题与中共交换意见。图为他们离平返沪前夕，中共代表在北平六国饭店与参加此次活动的全体人员合影

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毛泽东所写的《评战犯求和》等评论，戳穿了蒋介石企图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诡计

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国人民“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的《新年文告》，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

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对这些说辞一一驳斥，揭露这个“求和”本质上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争取喘息时间，以便卷土重来。一贯如此的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泽东明知蒋介石假求和，仍然愿意同國民党政府及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但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1月19日却作出这样的决议：“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蕲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

1月21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名义发表题为《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的评论，指出这个决议完全置中共1月14日和平谈判声明于不顾，把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退居幕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口头上表示愿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但他心里盘算的仍是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企图“划江而治”。

为了进一步戳穿国民党的诡计，新华社接连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三篇评论。2月15日，题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的评论指出，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开始，国民党便搬起了“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2月16日，题为《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指出国民党死硬派所谓“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之类的叫嚷，暴露了这些人之前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虚伪，说明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2月18日，题为《评国民党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逐一点评蒋介石、孙科、李宗仁的观点，驳斥国民党所谓“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的谬论。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会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道离开西柏坡，于3月25日进驻北平。他到北平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八项条件为基础，4月1日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

为了推动谈判，毛泽东4月4日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明确指出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除此之外，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4月13日在北平举行正式谈判。两天后，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前表明态度。

张治中回忆说，代表团一致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尽管代表团一致同意，并派代表将协定送回南京，劝国民党政府接受。但结果却是，国民党政府4月20日复电，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掩卷沉思，这何尝不是他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