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乌克兰、格鲁吉亚爆发“颜色革命”以来，以“街头运动”推翻合法政权的政治动乱先后在多国发生。近一两年发生在西亚北非国家的“阿拉伯之春”，本质上也是种“颜色革命”。“颜色革命”无一例外地将有关国家拖入内斗不已、民不聊生的深渊，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的高度警惕。但是，我国依然有相当部分学者、官员不相信“颜色革命”能够在大国发生，缺少必要警惕。那么，我国真的不存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吗?认真考察“颜色革命”发生的各种影响因素，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回顾清末民初，当中国人愤于封建统治之腐败而睁眼看世界时，“自由、平等、博爱”有极大的吸引力，被认为是救世良方。但后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列强侵略中国，另一方面欧洲爆发了争夺殖民地、死伤惨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使中国不少有眼光的知识分子开始清醒，原来西方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好。他们开始思考：中国若走西方的路走得通吗?袁世凯的“国会”能带来民主吗?民主理念怎样才能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呢?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众所周知，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综合国力竞争愈演愈烈，但竞争的焦点发生了重大转化，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把国家实力区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大方面。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是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而这种软实力恰恰是西方文化侵入为特点，以文化包装的意识形态侵略正无所不在的渗透我国的社会的肌体，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社会制度上，他们培养了一批“精英”，律师，作为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企图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阴谋。热衷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社会矛盾贫富悬殊的批判和炒作，诱导部分民众“仇官、仇富、仇国企”的危险情绪，针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煽风点火，凡此种种，有充分依据认为，我国已形成敌对势力策动“颜色革命”的社会土壤。而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却长时间估计不足，应对乏力。

我国一直被西方污为“专制政权”也面临国内某些公知污蔑化的诋毁，已经在互联网平台大肆传播，形成了恶劣的影响，作为大国，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较强，但是言论自由空前的开放，各种政治性社团明里暗里与外部势力相互勾结，原北京锋锐律师事务周世锋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就是鲜活的例子，这给国人敲响了警钟，应该引起一些思考。“颜色革命”被乔装打扮“民主、自由”的华丽外套，但绝不是真正革命意义上的人民民主运动，而是特指一种带有西方战略背景的政权颠覆活动。“颜色革命”的对象选择，取决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需要，不管你叫不叫“社会主义”国家，皆有可能“中枪”，因其选择标准只有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听命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的附庸性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中国搞什么“主义”，都免不了成为“颜色革命”的对象，因为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力壮大，为抵御“颜色革命”、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物质条件；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在市场化改革中，我国经济上公私经济易位，贫富差距扩大，引起劳资矛盾乃至社会诸多矛盾凸显；思想上向“钱”看，理想信念滑坡，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泛滥；政治上一些官场腐败问题蠹国殃民，等等，这就为某些敌对势力在中国内地“试水”“颜色革命”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因此，现实紧要的是，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需要相关部门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必须警惕“颜色革命”对我国的渗透和传染。当前，国际局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始终没有放弃颠覆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图谋。对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防范、应对、抵制“颜色革命”，坚决、果断、果敢地捍卫国家安全不受威胁、不受侵蚀、不受损害。为此，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捍卫主阵地。要坚定正确信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戮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道路，是防止“颜色革命”最根本最有效最可靠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