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玉与外界之间曾只有一块“大屏幕”

临开学前，山东临沂的两位大学生遭遇了电信诈骗后，心脏骤停，不幸离世。他们一个是18岁的大学新生徐玉玉，即将入读南京邮电大学;一个是山东理工大学的大二学生小刘，去世前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回校上课。在被骗光了9900元学费后，徐玉玉一遍一遍地喊：“咱家都这样了， 为什么还有人来骗我!”

徐玉玉母亲残疾，只有父亲在外打零工，月入仅三四千，9900元他们攒了大半年。8月23日，周口市的唐爱莲女士遭遇电信诈骗，被转走了6万元，这是她借来给儿子治疗脑瘫的钱。为什么被骗受害的总是穷人？

据统计，在中国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近年来我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数量以年均20%到30%的速率快速增长。徐玉玉、小刘和唐爱莲的遭遇，只是极少数能够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冰山一角。

如果不出人命，他们的遭遇谁会太在乎？

穷人历来都是骗子们最理想的下手对象。他们连一个独立清晰的社会阶层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个面目模糊却又极其普通的散漫群体。

穷人被骗的金额往往不高，毕竟能够失去的也就这么多了。城市里高楼华厦拔地而起，国家的经济建设节节开花，除了穷人自己，没有人觉得损失几千元是多要命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出了人命，他们的遭遇谁会太在乎？这样的事每日都在发生。如果徐玉玉和雷洋们不是大学生，他们的死亡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浪吗？更多的穷人只能悄无声息地对抗突如其来的厄运。

骗子们对无依无靠又全身透明的穷人下手，成本实在太低了

骗子如果要寻找下手对象，最容易找到的便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在一个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社会，能够保护个人信息的只有权力。穷人，没有任何能力保护他的个人信息。他的资料被倒卖到全国各地，他的手机被各类骗子精准轰炸，不小心点开一个链接，就有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要搞到这些资料，可能只需要花一块钱。

徐玉玉遭遇的便是精准诈骗，前脚刚收到教育部门关于发放助学金的通知，后脚就接到了骗子以发放助学金为名的诈骗电话。要找到一个有点小钱、又容易上钩的穷人，精准地投放诈骗信息，实在太容易了。身为穷人，就意味着你完全曝光在骗子的视线范围内，周围的黑暗里埋伏着无数准备出手的骗子。

大学生被骗后猝死的新闻接连发生。

一旦被骗，他们能调动的社会资源实在太少了

穷人被骗后，常常是哑巴吃黄连，就当是花钱买了个教训。徐玉玉母亲安慰她“学费没了再给你凑，咱家供得起”;小刘的父亲也告诉他，钱没了可以再赚。

他们就没想过报案，常识也告诉他们，报案的作用不大。他们也没有到网上发帖曝光，几千块的事，在千万个求助帖中不值一提。真正的穷人，连一个能够使用微信发朋友圈求助的手机都没有。

穷人的穷，穷在对现有社会公共资源的占有极其有限，支配能力更低，而一旦被骗，他们能调动的资源实在太少了!吃了亏后只想到默默忍受，打算吃几年苦熬过去。

本来机会就少得可怜，一点小诱惑就足以令他们心存侥幸放松警惕

穷人没有太多的赚钱手段。体力劳动者在田里顶着烈日耕种、在城里扛着水泥建楼，赚的都是血汗钱;脑力劳动者如乡村教师和低级文员，安安分分地做着一份工作，每月所入仅能温饱。在长期的低收入状态中，“意外之财”对他们的吸引力，比其他人更大。

没有人脉，没有技能，没有上升通道。穷人的机会本来就少得可怜，所以一点小诱惑就足以令他们心存侥幸，放松警惕。他们听马云说过，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但这种梦想从来没有实现过，还让他们血本无归。

他们要鉴别真假骗子实在太难

徐玉玉使用的是一台老旧的诺基亚功能机，只能拨打电话和收发信息。她很可能极少使用移动互联网，无法经常看到社交网络上流传的诈骗案例，所以对陌生来电缺乏警惕。穷人没有见过世面，是因为买不起见识世面的工具。

徐玉玉的手机和录取通知书。

他们是经济活动中最底层、社会活动中最边缘的人。他们的社交圈，多半还是穷人。他们的思维，跟不上这个复杂的社会。他们的确没有见过世面，但世面也不给他们走出去的机会。这样的受害者，又岂止是诈骗案的受害者？

他们所受教育有限，对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对不足

防范意识既依赖于个人的经验，也需要社会向他们提供相应的安全教育。穷人的教育程度较低，不知法，不懂法，也不会用法。当中学生在教室里终日埋首准备高考，可曾有一节课是社会通识课，教他们认识这个复杂的社会？穷人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存入银行，可有机构系统地跟他们科普过金融诈骗手段，以免糊里糊涂地把钱转给了陌生人？

穷人的防范意识，往往来自于其他穷人的被骗经历。但社交圈有个“邓巴系数”，人类交际圈的规模最大不会超过150人，所以你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案例也不会太多。很多被骗案例便发生在初到大城市的穷人身上，因为他们原有的防范意识，已经不足以识别更大的环境中层出不穷的诈骗术。

唐爱莲误信百度搜索出来的退票电话，为儿治病的6万被骗走。(图/网易新闻)

他们的家底太薄，心理承受能力自然较弱

同样被骗10000元，对穷人的打击更大，这可能是他多年的积累。按照中国2011年确定的扶贫标准，人均收入2300元/年(约合1美元/天)即属于贫困人口。按这个标准，2011年全国共有1.23亿穷人，2013年全国共有8249万穷人。10000元，是这些穷人4年多的全部收入。

穷人被骗得最惨，不是惨在金额有多大，而是他们压根承受不了那一点点的损失。200块要干上一个月，2000块要辛苦一整年，谁能接受一个电话就被骗走几千块？徐玉玉之死，不是一个关于心脏为何会骤停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事关社会公平的政治问题。

很多不合理、不完善的规章制度也在助纣为虐

徐玉玉的信息被泄露，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说，“源头肯定在学生登记过信息的学校和教育部门”。据财新网对40多个司法判决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是最主要的信息泄漏源，被交易的不止是电话号码之类的基本信息，还包括护照信息、车辆信息，以及开房记录等极为私密的信息。

监管制度漏洞百出，授权程序也没有成为社会常识。骗子冒充教育部门要求徐玉玉寄钱，徐玉玉不懂得核实骗子的身份和资格;骗子对小刘声称是公安局的，说他的银行卡号被人购买珠宝透支了六万多元，小刘既没有和公安局联系，也没有和银行核对。

穷人出事了不知道找谁，恰恰说明了相关部门在日常生活中是长期缺席的，但它们又是权威的象征。涉世未深的人怎能想到，这些人竟然能肆无忌惮地冒充它们到处行骗呢？

期望一两个骗子恢复良心对社会危机是无解的

网络上的信息贩子随处可见。(图/澎湃新闻)

事件曝光后，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A级通缉令，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立即部署查缉工作。徐玉玉电信诈骗案迅速告破。截至昨晚十点，四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归案，还有二人在逃。在逃的人一定都懵了：不就骗了几千块钱吗，没主观杀人，怎么就成了A级通缉犯？以前整条村都这么干，怎么没把整条村都端了？

不知当他们看到徐玉玉被骗后猝死，心里可曾有一点后悔？了解了徐玉玉的家庭环境，有没有想过自己究竟害过多少人家破人亡？有没有像《烈日灼心》的三位案犯一样，有过自首的想法？电影终究是电影，期望一两个骗子恢复良心对社会危机是无解的。

这里的最大现实就是，越穷越容易被骗，越骗就变得越穷。无法终止这个恶性循环，社会就会越来越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