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与中国

张小明

在国际战略学界，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作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对苏遏制政策主张而闻名于世。1947年7月，凯南化名“X”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即著名的“X报告”，至今仍是国际政治学者们必读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是我30多年前翻译成中文的。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关注凯南，和他本人有过信件交流，也到过凯南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查阅其私人文件。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都与凯南有关，博士论文《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已于1994年出版。此外，在2008年也发表过一篇题为《乔治·凯南与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的学术论文。

今年5月，我发现不少同仁又把凯南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找出来发到微信朋友圈传阅。为什么凯南又开始被中国学界所关注？我认为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很强关联性。众所周知，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政府公开把中国界定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进而单方面发动对华贸易战，两国关系急转直下，有关中美进入“新冷战”以及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言论日益增多。今年4月，美国媒体披露的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斯金纳（已因“领导无方”被解职）有关中美关系属于“真正的文明冲突”“今天的中国比冷战时期的苏联对美国威胁更大”等言论，更是语惊四座、引发热议。我们都知道，凯南正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第一任首脑（1947～1949年），该机构在他领导下参与了冷战初期美国一系列重大对外政策的制定，包括美国对东亚政策的制定，他本人也正是由于时任该机构首脑的特殊身份而以“X”的署名在1947年7月《外交》季刊发表了那篇著名文章、系统阐述了“遏制”苏联的政策主张，因而享有“遏制政策之父”的称号。斯金纳的此番言论，自然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把她的作用和凯南的角色联系起来。

曾深度参与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

我们同样需要关注凯南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之间的关系。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希尔所著《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一书所说的，作为一名“苏联通”，凯南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期间（包括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短暂代理政策规划室主任），直接参与了美国对东亚政策的制定过程，同时也涉及他1953年正式从政府退休之前的某些相关经历。按凯南自己的说法，他在东亚事务上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在1947年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东亚，也从未对东亚有过特别的兴趣。保罗·希尔认为，凯南有关东亚的知识和认识，可能主要来自几位与自己共事过的美国外交官，尤其是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马慕瑞（1881〜1960）和曾到访过延安的美国国务院著名“中国通”约翰·戴维斯（1908〜1999），后者还是凯南在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主要助手。但是，就是这么一位东亚事务的“门外汉”，反而深深地介入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并发挥重要作用，这体现在美国对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的政策制定上。

从1947年开始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政府执行的东亚政策，包括逐步从中国“脱身”、把日本视为美国东亚政策基石、从朝鲜半岛撤军、把东南亚群岛国家看作“遏制线”上的关键部分等，都同凯南及其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室有直接关系。尤其是在改变二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方面，凯南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而后来也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扭转对日政策之父”。朝鲜战争爆发后，已辞去政策规划室主任并获准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休学术假的凯南又短暂临时代理政策规划室主任，通过与时任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秘密接触，为促成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发挥了作用。

凯南在冷战初期之所以能在美国的东亚政策制定上发挥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作为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的地位。二战后不久，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从合作走向对抗的演变，东西方冷战呼之欲出。正是在这个国际政治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中，长期潜心研究苏联和俄罗斯历史、在美国驻苏使馆任职多年却颇不得志的凯南，因1946年2月发给美国国务院的一封“长电报”深得美国政府某些高官赏识，从而时来运转。在这份电报中，凯南系统阐述了美国应对苏联威胁的政策主张（后被称为“遏制政策”）。1947年1月，新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国务院创建了一个新机构，即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旋即任命凯南为首任主任。凯南于是参与了冷战初期美国一系列对外重大政策的制定，包括“马歇尔计划”。可以说，凯南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几乎都是他作为政策规划室主任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凯南是从“遏制”苏联这个大战略目标来思考美国对东亚政策的，或者说他是从应对苏联威胁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国在东亚面临的挑战的。这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遏制”苏联高度吻合，从而使得一名“苏联通”很深地介入东亚政策制定过程。

也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批评者

凯南的角色还有另外一面，即美国东亚政策的批评者。1949年初迪安·艾奇逊取代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之后，凯南在很多问题上经常同艾奇逊的看法相左，其政策建议往往不被采用，政策规划室也开始被边缘化。凯南因而提出辞去政策规划室主任一职，并告假离开国务院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从事学术研究。他的申请获得上司批准，保罗·尼采接任政策规划室主任，凯南改任国务院顾问并准备于当年6月底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艾奇逊请凯南推迟离开国务院的时间并且临时代理政策规划室主任（战争爆发时尼采在休假）。直到这一年8月底，凯南才如愿返回自己的母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东亚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主要表现为增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干涉（包括军事干涉）力度，并在该地区着力打造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包括美国与菲律宾、泰国、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的双边军事同盟）。也就是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东亚所执行的遏制政策开始具有明显的军事化倾向，这和凯南一直主张的政治遏制思路是完全相反的。从1950年8月到普林斯顿大学休学术假至1953年7月正式从国务院退休，凯南虽然几次被召回国务院参与政策讨论，并于1952年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但他主要充当了美国对外政策（包括美国东亚政策）的批评者。比如，凯南认为美国可以承认新中国并降低与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水平，反对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批评美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并主张日本“中立化”，认为美国应该从韩国撤军，抨击美国介入和扩大越南战争，等等。从外交界退休以后，凯南的大部分时间作为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度过，只是在肯尼迪执政时期曾受命二度出山，担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1961〜1963年）。

现实主义者凯南

不管是作为政策制定者还是政策批评者，凯南对东亚的认识都深受其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之影响。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凯南始终认为，在整个东亚地区，只有日本属于世界上几大工业—军事中心之一，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国在东亚执行遏制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防止日本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中。而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在内的其它东亚国家与地区，则对美国不具特别的战略重要性，在必要时是可以被牺牲的。凯南及其领导的政策规划室所提出的有关美国重建和扶持日本、从内战中的中国“脱身”、从朝鲜半岛撤军、不介入东南亚大陆地区（尤其是印度支那）事务等政策主张，都与这种观念有一定关联性。

其中，凯南对中国实力地位的认知最为典型。可能由于深受马慕瑞1935年备忘录的影响（马慕瑞1925至1929年在美国驻华公使任上对中国形成负面印象，1935年发表了一篇在美国外交界非常有名的文章，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多有诋毁），凯南对历史上美国介入中国事务背后的基本理念产生了怀疑，认为中国对美国并没有那么大的战略重要性，而且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仆从”。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不大，而且中国共产党对莫斯科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因此中国共产党获胜并不会对美国构成致命威胁。

凯南自认为他的遏制政策并不适用于中国，也和中国无关，中国在战略上甚至是可以被牺牲的。因此，凯南领导的政策规划室主张美国政府应当采取最低限度援助国民党政府的“脱身”政策，这一政策建议后来也成为杜鲁门政府的官方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去世之前，凯南都坚持自己有关中国对美国不具战略重要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