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有哪些经验？

刘清泉

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和传染病抗争的历史，我国在利用传统中医药和各种传染病抗争的历史中获得了不能说是丰富但也是足够的经验。

如在东汉末年，从气候学考证那个时代属于寒冰时代，致病邪气以寒为主，当时的传染病都是由寒邪导致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为张仲景的《伤寒论》，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突出了治疗由寒邪导致的以寒为证侯特点的疾病，证侯突出表现为寒伤阳气，所以用了大量的麻黄、桂枝、干姜、附子，以温中散寒，回阳救逆。

而李东垣时代研究的是由战乱、饥寒交迫导致饮食劳倦内伤而引起的一系列急性传染病，是在内伤基础上的传染病，是基于免疫功能低下的传染病。所以，用补益的方剂进行治疗，如补中益气汤、普济消毒饮、清暑益气汤。

吴又可时代，病变的性质又发生了变化，这时没有风寒、风热、暑湿之邪了，而是浊气、疫疬之气从口鼻而入伏于膜原，所以吴又可提出了邪出膜原，治疗法则是化浊，方子是达原饮。他认为疫疬之气就是病邪里面有一种东西，而且因为症状相同，致病的东西也是相同的，所以可以用一个方子通治；可是这种病又很容易进入阳明病，对阳明病的治疗思路则大多还是沿用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的治疗思路。

清代吴鞠通、叶天士时期，他们发现当时的传染病不同于张仲景时期，也不同于李东垣和吴又可时期，疾病性质是以温热为主。在治疗上提出了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和《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没有太大不同，只是病邪性质不同，对人体的侵犯部位不同，而导致疾病变化。温病易致热入营血、伤阴，所以治疗用清营汤、犀角地黄汤。可以说中医发展到这时，已经达到了我国传染病治疗的巅峰，已经把所有有特点的传染病都碰到了，而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也很完备了。

新发传染病的病邪性质不会超出这四类。

作为第一批抵达武汉的中医专家，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认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疫病”“湿瘟”的范畴，病因属性以“湿”为主。湿困脾闭肺，气机升降失司，湿毒化热、阳明腑实，湿毒瘀热内闭，热深厥深。如果会有一些轻微的差异，要结合当地的特点“因地制宜”，与热结合而成湿热，与寒结合形成寒湿，与燥结合而成燥湿……但总归 “湿毒”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核心。

刘院长说：危重患者往往表现为胸腹灼热、手足逆冷，处于脓毒症休克的状态，有的是以高热（邪毒闭肺）为主，有的人是以内闭外脱为主，应根据不同情况，辨证用药。所以，早期正确、及时地化湿，然后通腑泄浊，是治疗这个病的一个关键环节。根据上述原则，我们选用麻杏薏甘汤、升降散、达原饮、厚朴夏苓汤、藿香正气散、银翘散等方剂为基本方，拟定了基本的中医治疗方案。

刘清泉院长与齐文升主任于1月21日中午抵达武汉后直接去了金银潭医院，一下午，他们大致会诊了60多位病人，掌握了第一手患者发病情况、发病时的症状情况以及病情演变、舌苔和脉象的变化。通过他们与武汉市中医院，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及武汉金银潭医院中医科专家等组成的湖北省专家组的6位专家以及武汉协和医院中医科其他专家的努力，经北京专家组再进行讨论和分析，最终形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的中医治疗方案的雏形。

刘清泉院长是中国国内从事急诊临床一线时间最长的医生之一，擅长中医急救，SARS、甲流、汶川地震、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在疫情和灾害面前，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2009年全球甲流H1N1爆发，他就曾接受首都医药采访时表示，对于陌生的传染病，只要搞清证候特点，得出核心病机，就有办法应对。比如说在中国无流感病例时，我们通过对美国、墨西哥的病例特点的研究，总结出这次甲型H1N1流感是温病的特点，而不是伤寒，制定的方案是用辛凉重剂麻杏石甘汤治疗。当后来中国出现病例后，验证了我们当初的推断。只不过大多病人病情更轻一些，所以对轻一些的患者就用辛凉轻剂银翘散。我们又进一步预测，如果病情加重会很快进入营血分，又给出了清营凉血的方子，阻止重症的发生。所以对于陌生的传染病，中医能提供基本思路，但没有定法。

附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22日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

新修订的《方案》细化了中医治疗方案相关内容，明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病位在肺，基本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各地可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参照该方案进行辨证论治。该方案仅适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诊疗，不可用于疾病预防。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中医出版”。】 

记者：姚宝莹  来源：《首都医药》2009年第21期

近年来，多种传染病纷至沓来，先是“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继而是现在盛行的甲型H1N1流感，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随着全球气候逐渐变暖、城市人口日益密集，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人类随时面临着陌生传染病的造访，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有效应对呢？从“非典”到甲型H1N1流感，我们均看到了传统中医药不即不离的身影。那么，中医药在应对传染病方面究竟有怎样的作用，在传染病来袭时应如何正确、高效地使用中药呢？本期对话，记者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兼急诊科主任刘清泉教授，请他谈了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方面的应用，并澄清一些对中医药较为常见的认识误区。

记者：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中药的认识都存在着这样的误区：认为中药起效慢，长于治疗慢性病，而不擅长治急性病。是这样的吗？

刘清泉：这确实是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认识误区。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的起源恰恰是治疗急症和重症而不是慢性病。在那个经济、社会都很落后的时代，人们健康观念淡薄，只有当疾病严重到影响劳动时才会来看病，所以一直以来中医更多的是治疗急性病、重病、传染病。而且治疗效果也是经过历史验证的，不然中国早被一次又一次的传染病给击垮了。中华民族在历次重大传染病中没有被击垮可以说是受到了中医的保护。而由于慢性病并不影响劳动，对于一个慢性病患者从生病到病重死亡之前的这个过程很少有过干预，所以中医过去治疗慢性病的经验很少，就更别提健康保健了。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误区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中医脱去了原来的本质，不去治急症或少于治疗急症而去治慢性病了。中医被称为慢郎中并不是因为中药疗效慢，而是其治疗思路是有病慢治；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按疾病本身的规律进行调整。真正要问中医治疗慢性病是否有效，有效到什么程度，到现在为止还是未知的，有待研究探讨的。

记者：正是由于人们对中药的种种认识误区，导致中药一度被遗忘到了角落里，但是在“非典”时又重新受到了青睐，甚至出现了哄抢、脱销的场面。不过那时候中药主要起辅助治疗的作用，并没有单纯用中药治疗、治愈过非典患者，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清泉：在“非典”之前的很多年以来，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传染病暴发流行，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积弊甚多，医疗机构对大规模传染病的防治观念淡薄。而“非典”是一个被形容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当时对“非典”的治疗方法过于混乱，而等思绪理清了，这个病也没有了。但是中药在对“非典”后期的治疗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退烧及对呼吸困难的改善，通过减轻症状来治疗疾病等。

记者：可是“非典”过后，中药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加上近几年频繁发生的中药不良反应事件，甚至出现了要消灭中医中药的声音，对此您怎么看？

刘清泉：事实上，“非典”后中医对传染病的治疗并没有停止。例如对随后出现的禽流感，中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国在治疗禽流感的方案中，中药占了一席之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对中药治疗禽流感也很重视。此外，中药对手足口病的防治、对地震中某些疫病的防治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如对烂裆疮（阴囊湿疹），中药治疗达到了奇效，解决了军队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是没有宣传，老百姓不知道而已。

此外，对于中药注射液的不良反应，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和西药注射液相比，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实际是低的。只是大家关注得比较多，就觉得很可怕。中药注射液不良反应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是制剂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所谓中药，是必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的药，而不能当西药来用。中医认识疾病，既有病也有证，相同的病，证候不一样，如果都用相同的药，疗效肯定会有问题。如现实中很多西医在用中药注射液，肯定是光对“病”而不考虑“证”，例如报道较多的清开灵注射液，是从安宫牛黄丸演化而来的，是用来清里热，而不是针对表热或半表半里发热的。而据我所知，很多西医医院，只要是来了感冒发烧的病人就用清开灵，出现问题在所难免。中药必须有中医的含义，例如石膏，如果按照中医理论来用，它是中药；如果不是按照中医理论来用，它就是矿物药。此外，中药成分太复杂，现在的研究不透彻也是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发生的一个原因。但是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并不是太高，总体看还是安全的。

记者：今年，当甲型H1N1流感传入并在我国流行后，大家都知道中药在这次流感的防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用于预防而且在地坛医院还有几例患者是用纯中药治愈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次的甲流患者普遍病情较轻，就是不吃药也能好，对此您怎么看？

刘清泉：不只几例，至少有150例以上是用中药治愈的，中药治疗甲型H1N1流感的效果非常好。当然这次甲型H1N1流感很温和，属于中医时兴感冒的范畴，如果不吃药7天也能自愈。但是我们的研究是，用中药干预一下好得快一些，有很多患者经中药治疗后3天就好了。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国家还在加紧生产达菲呢？

刘清泉：这是为了应对流感暴发。流感重症的发生率是1%左右，一旦流感暴发，重症患者势必增多。你想假如有1000万人患了流感，那会有多少重症患者？而重症患者是要用到达菲的。

记者：那就是说中药只能治疗流感的轻症患者，而对重症患者无效了？

刘清泉：也不能这么说。重症患者仅用达菲也不行。主要是因为我国和国际上都没有用中药治疗过重症病人，因为没有经过检验，所以不敢贸然使用。而达菲在国外的研究证明，对这个疾病是有效的。

记者：那么在对传染病的防治中，中医药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治疗机理是什么？

刘清泉：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和传染病抗争的历史，我国在利用传统中医药和各种传染病抗争的历史中获得了不能说是丰富但也是足够的经验。如在东汉末年，从气候学考证那个时代属于寒冰时代，致病邪气以寒为主，当时的传染病都是由寒邪导致的。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为张仲景的《伤寒论》，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突出了治疗由寒邪导致的以寒为证侯特点的疾病，证侯突出表现为寒伤阳气，所以用了大量的麻黄、桂枝、干姜、附子，以温中散寒，回阳救逆。而李东垣时代研究的是由战乱、饥寒交迫导致饮食劳倦内伤而引起的一系列急性传染病，是在内伤基础上的传染病，是基于免疫功能低下的传染病。所以，用补益的方剂进行治疗，如补中益气汤、普济消毒饮、清暑益气汤。吴又可时代，病变的性质又发生了变化，这时没有风寒、风热、暑湿之邪了，而是浊气、疫疬之气从口鼻而入伏于膜原，所以吴又可提出了邪出膜原，治疗法则是化浊，方子是达原饮。他认为疫疬之气就是病邪里面有一种东西，而且因为症状相同，致病的东西也是相同的，所以可以用一个方子通治；可是这种病又很容易进入阳明病，对阳明病的治疗思路则大多还是沿用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的治疗思路。清代吴鞠通、叶天士时期，他们发现当时的传染病不同于张仲景时期，也不同于李东垣和吴又可时期，疾病性质是以温热为主。在治疗上提出了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和《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体系没有太大不同，只是病邪性质不同，对人体的侵犯部位不同，而导致疾病变化。温病易致热入营血、伤阴，所以治疗用清营汤、犀角地黄汤。可以说中医发展到这时，已经达到了我国传染病治疗的巅峰，已经把所有有特点的传染病都碰到了，而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也很完备了。新发传染病的病邪性质不会超出这四类。

记者：然而中药却并不是对所有的传染病都有效，如对艾滋病、肺结核等就无能为力，这让很多拥护中医的人士很是费解。

刘清泉：艾滋病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疾病，不能单从一个方面解决。其发生发展过程类似中医伏邪，什么时候发病不知道，整个病程规律不清楚，只知道最后是重症感染而死，属于中医疫病范畴，是在劳倦内伤基础上的疫病。治疗适合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疗效。另外中医的治疗环节不是针对病毒，用中医治疗艾滋病，艾滋病病毒载量并无下降，但病人生存质量提高了；而用西药治疗艾滋病，病毒载量能够下降，但生存质量并未提高。中医治疗是提高正气，提高免疫。如果一个艾滋病患者，经过中医干预，活到80岁死了，那死就死了吧，中医保证了其生活质量，保证了其一定的生命周期，就是有意义的。

肺结核属于中医“痨”的范畴，是中医四大难治病“风”、“痨”、“臌”、“膈”之一。古人一得痨病就意味着不治，要死了。现在我们知道，肺结核是由结核杆菌感染导致的，而细菌感染性疾病是中医的弱项，中药治细菌效果差。在这方面中药确实比不过西药。

记者：但据我所知，中医过去对一些外科感染性疾病效果很不错呀？

刘清泉：外科感染性疾病多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中医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是有其招数的，但并不是针对这种细菌进行治疗。外科感染性疾病属于中医外科疮疡范畴，外科疮疡最基本的治疗环节是引流，就是用药捻将腐败之物引流出来，然后吃中药解毒扶正。但这样治疗的总体效果很差，比如过去长一个大疮，得治疗3个月才能好，现在抗生素一上，3周就好了。中医可以有证可辨，但并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

记者：说到辨证，我们知道中医的精髓就是辨证论治，可无论是“非典”还是这次的甲流，药方就那么几个，大家都在喝，多人一方，这不是背离了传统中医吗？

刘清泉：辨证论治是中医大夫看病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要想看病必须辨证论治，但辨证论治并不是中医看病的最高准则。中医看病的最高准则是专病专方，就是说一个病一旦诊断明确了，其核心病机是确定的，治疗法则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如百合病只用百合汤，胸痹只用瓜蒌薤白白酒汤和瓜蒌薤白半夏汤，血痹只用黄芪桂枝五物汤，这就是专病专方。辨证论治是中医看病最基本的方法，比如来了一个新传染病，不辨证就不知道是什么专病，就不能确定治疗方法。清朝徐灵胎在《兰台轨范》里讲的就是，病定则病机定，病机定则方子定。过分强调辨证论治，会使治疗流撒无穷，摸不着靶点，找不到中医的核心思路。过分强调专病专方，又使中医活泼灵活的思维方法丢掉了。所以在掌握辨证论治思维方法的同时，要有专病专方的指导。

记者：这次流感感染者的病情不尽相同，仍然可以用同样的药方吗？

刘清泉：这次的流感虽然有人发烧有人不发烧，有人咳嗽有人不咳嗽，有人嗓子疼有人嗓子不疼，但核心病机是相同的，都避不开温病的范畴。不同的流感患者，发烧、咳嗽、咽痛、口渴这几个主症他肯定是都占一二的，如果一个症状都没有，他就没病，就不用来看病了。现在来看，这些流感患者的病机特点都是一样的，所以治疗方法就是一样的，可以用相同的方子。

记者：那么当一种新传染病出现时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中医药有无疗效，该不该用中药治疗？

刘清泉：当传染病出现时，中医首先要关注的是对证候学的研究。证候收集到了，就能分析核心病机是什么，就可以知道中药有效无效，该不该用中药。就像西医首先要看是哪种细菌或哪种病毒感染。所以只要出现了传染病患者，就能判断是什么证候，就能分析寒热虚实，是风、寒、暑、湿、燥、火哪一种，该用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还是表里分传，就能制定出一套治疗方案。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中药对细菌是弱项，如果来了细菌引起的传染病，中药是不是就没有效果了？

刘清泉：中医对于细菌性疾病的治疗不是要消灭细菌。而是针对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某个或某几个病机进行治疗。例如霍乱是由霍乱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属于细菌性传染病。中医对霍乱的治疗不是杀灭细菌，而是对霍乱引起的休克进行治疗。如附子里中汤、四逆汤虽不治霍乱，只治霍乱吐泻后引起的脱证。但这对于整个治疗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尽管目前中西医没什么实质性的结合，但菌毒并治的理念得到了很多中医的认可。例如一个感染性疾病，中药抗菌差，用西药抗生素来治菌，而细菌感染会产生内毒素，可是西药治内毒素差，那么就用擅长治内毒素的中药来对付，取得了不错的治疗效果。

记者：有专家预言，冬季节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甲型H1N1流感，而且随着冬季的来临，疫情流行的风险趋于上升，也不排除病毒发生变异的可能。您认为现在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预防和治疗策略，才能比较有效的预防流感的暴发与蔓延？

刘清泉：我们目前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一个宿舍里出现流感病人后，这个宿舍的其他人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我们认为是由于他们的体质特点不同造成的。我们分析出这次流感的体质特点是什么，然后对这类人进行干预，使其达到一个阴平阳秘的平和状态，那么就算病毒来了，也不容易得病。当然，中医预防传染病的招数不是很多，但中医的预防手段还是可以用的。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说怎样保护人的正气是很关键的，这就需要养成一些中医卫生的基本习惯，如饮食清淡、不熬夜、勤于锻炼等。

记者：如果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非典”、流感，西医药还能防治得过来，可是当新的、陌生的传染病袭来，而疫苗、抗生素的开发又赶不上病毒突变的速度时，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合理的使用中药呢？

刘清泉：仍然是按中医认识疾病的方法判断疾病，只要搞清证候特点，得出核心病机，就有办法应对。比如说在中国无流感病例时，我们通过对美国、墨西哥的病例特点的研究，总结出这次甲型H1N1流感是温病的特点，而不是伤寒，制定的方案是用辛凉重剂麻杏石甘汤治疗。当后来中国出现病例后，验证了我们当初的推断。只不过大多病人病情更轻一些，所以对轻一些的患者就用辛凉轻剂银翘散。我们又进一步预测，如果病情加重会很快进入营血分，又给出了清营凉血的方子，阻止重症的发生。所以对于陌生的传染病，中医能提供基本思路，但没有定法。

记者：您对我国中医药未来在传染病治疗领域的应用有怎样的预期？

刘清泉：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潜力非常大，因为中医一开始就是研究传染病的。怎样把古人的经验更好的挖掘、整理、提高，是我们亟需做的事情。就像乘法口诀是数学运算的基本规律，只有将乘法口诀烂熟于胸，才能熟练的做好各种复杂的混合运算。传统中医药也是我国中医药学的基本规律，虽然现在疾病发展了，和过去相比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只要把几千年来总结出的基本规律运用好，面对再陌生、再复杂的疾病，中医也一定能找出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