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在武汉：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战胜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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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但是全球疫情仍在蔓延，每天确诊病例持续增长，世界多地进入病毒爆发的危机时刻。在病毒大流行面前，可以充分暴露出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清晰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体现一个国家在世界面前的责任和担当。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于2020年3月25日在左翼博客（https://www.invent-the-future.org）发表此篇文章，并旋即被世界多家左翼网站转载。此文以清晰逻辑的文字，高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成功遏制，展现了中国应对疫情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批评了西欧、美国面对疫情的迟缓反应和利益至上的态度，呼吁世界各国向中国学习。文章结尾提出：最终，这场全球健康危机表明，当涉及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保护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时，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文章详细内容如下：

新冠（COVID-19）疫情于2020年1月初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疫情起初仅在中国蔓延，一个月后伊朗、韩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地相继爆发。到3月11日，该病毒在世界多个地区持续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大流行。随着病毒在欧洲和北美蔓延，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很有可能感染全球很大一部分人口，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这是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全球卫生紧急状况。

一、中国成功遏制病毒

在缺乏疫苗或相应治疗条件的情况下，战胜病毒性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幅度缩小病毒的传播范围。中国通过严格的测试，追踪接触者，隔离病人以及与更广泛的人群保持安全距离等方式以减少感染者的数量。

中国政府一经了解危机的性质和影响范围，就迅速采取了极严的行动。1月23日，疫情爆发地湖北实施了全面封锁，当时约有 800 例确诊病例。数千万人被要求待在室内，学校和工作关闭了，体育和文化活动也一律取消。用流行病学家、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Aylward)的话来说，“老式的公共卫生手段”以“我们在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严格和创新形式”部署。

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专家组在 2 月下旬发布的报告得出结论称，“面对一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展开了或许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灵活、最积极的疾病控制行动。”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定期广泛发布最新的公共卫生信息；全国协调努力，为湖北提供充足的医疗用品；地方政府努力确保基本物资的稳定供应，防止投机行为和物资囤积。

政府立即宣布,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检测和治疗（包括昂贵和复杂的技术，如体外膜肺氧合），并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以减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例如暂停抵押贷款和信用卡支付，并提供补贴以确保工资的持续支付)。食品采购完全在网上进行，省级政府和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协同确保每家每户都能收到包装好的食品，并确保需要药物治疗的人都能拿到处方药。

中国各地超过30000名医生和护士被派往武汉。45家医院被指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治疗中心，12家临时医院由展览中心和类似建筑物改建而成，两家全新的医院(分别可容纳1000 张病床和1300张病床)在几天之内完工。卫生系统优先考虑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扩大呼吸器的生产规模，并增强各种治疗和检测方案的能力。艾尔沃德博士说：“中国人真的很擅长从病魔手中抢救生命。”

公共卫生部门试图追踪每一个确诊病例，然后对每一个接触过感染者的人进行检测，这与世卫组织提出的“检测、检测、检测”的明确信息相一致。

中国遏制病毒的努力得益于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体温检测站，人们被要求安装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用它来查询信息和报告症状，也使卫生部门能够监控疾病的传播。

人工智能正得到广泛应用，例如，一种预测模型“正帮助重庆和深圳的卫生保健部门提前预测疫情，准确率超过90%。”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公司为对抗 新型冠状病毒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服务。“阿里巴巴云计算向公共研究机构免费提供人工智能计算能力，以支持病毒基因测序、新药研发和蛋白质筛选。百度已经向世界各地的基因检测机构、防疫中心和研究机构开放了LinearFold，这是它的RNA预测算法。东软医疗（Neusoft Medical）向武汉的医院捐赠了高端 CT 扫描仪、人工智能医学成像仪、云平台和远程先进后处理软件。

机器人已投入使用，为被隔离人员送餐。华为和中国电信合作建立了一个支持5G的远程视频诊断中心，使医务人员能够进行远程在线会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全部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在确定病毒后的几天内公布了这一结果，这是中国致力于开展国际合作遏制该病毒的一个明确信号。相比之下，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测序基因组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采取的“难以置信的措施”可能预防了数十万病例的出现。危机在2月初达到顶峰，当时新确诊病例以每天约 3000 例的速度增加。曲线在2月中旬开始平缓，到3月初几乎完全平缓：在3月的前3个星期，病例数从 80026 例增加到 81008 例，在撰写本文时(3月底)，中国几乎所有新的确诊病例都是境外输入，而不是国内传播的。

控制措施成功地阻止了湖北以外严重疫情的发生。广东省的疫情也非常严重。广东省是中国南方一个拥有1.13亿人口的大省，截至3月底，该省确诊病例约1400例，死亡人数仅为8人。在撰写本文时，邻近湖北、湖南和安徽的两个省未发现任何阳性确诊病例。

随着疫情在中国得到明显控制，防控措施正在放松，人们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同时对病毒复苏的可能性保持警惕。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非凡反应，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但在如何应对这一流行病方面，为世界其它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柳叶刀》（Lancet）杂志的流行病学分析指出：“中国发生的情况表明，检疫、保持安全距离和隔离受感染人群可以遏制这种流行病。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防控，对于许多COVID-19开始蔓延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振奋和鼓舞的。”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应远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采取严厉防控措施的一个重要效果就是减缓了病毒在全球的传播，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时间准备。在越南，以及湖北以外的中国其他省市，病例数量非常少，因为较早时就采取了相当严厉的防控措施。

然而，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传染性以及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系程度，除非其它国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否则新型冠状病毒不可避免地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到2月中旬，日本和韩国都爆发了疫情，这两个国家都相当迅速地实施了大规模的检测、隔离和遏制措施，而且这两个国家的病例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目前，疫情爆发的中心是欧洲、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疫情，但尚未能控制住疫情的指数级增长速度。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实施了封锁，并以相当积极的方式作出反应，但统计数字的迹象表明，他们做得还是“太少，太晚”。西欧人均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数远高于中国(截至3月24日，意大利每百万人有1057例，瑞士每百万人有1016例，而中国每百万人有56例)。

鉴于世界其他国家提前几周就已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出预警，各国(特别是拥有必要资源的富裕国家)本应在1月底之前开始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应该确保有足够的测试包、呼吸器、口罩和防护服；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医疗系统增加人力和物力；他们应该建立相应的系统，以减轻任何封锁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约翰·罗斯（ John Ross）指出的那样，“尽管中国从对抗病毒的果断行动中获益匪浅，但事实表明，西方完全浪费了这宝贵的时间。”

迄今为止，最可耻、最不负责任、最无能的反应出现在英国和美国。随着病例数逐渐攀升，在2月中旬至下旬，显然疫情正在发展，但这些国家在一个月后才开始采取遏制措施，很明显截止目前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唐纳德·特朗普否认会出现任何问题：“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面；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输入病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并声称没有人能够预见会有危机到来。3月6日，他说：“你永远不会真正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真麻烦。不知它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虽然非专业人士可能不理解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但是并不缺乏来自科学家的警告。事实上，特朗普从1月底开始就听取了美国情报机构关于这个问题的简报。

在第一批病例出现后，英国和美国政府本应该为那些有症状的人进行免费和方便的检测；他们本应该为那些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建立隔离设施；他们本应该给老年人和免疫力低的人以及那些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潜在病人提供建议和帮助。他们本应该提高提供医疗保健能力；他们本应该制定应急计划，关闭学校和公共场所，确保基本物资的稳定供应。

在这次事件中，英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新型冠状病毒发表评论，直到3月的第二个星期，那时已经有数百例确诊病例(几乎可以肯定还有成千上万的病例未被检测)。英国首席医疗顾问克里斯·惠蒂（ Chris Whitty）公然蔑视世卫组织的建议，表示没有必要进行广泛的检测：“我们将改变政策，从主要在家中、门诊病人和预约中心进行检测，改为留在家中而不需要进行检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建议，也许英国需要“忍气吞声”，让每个人都生病，并接受大量人将死去的事实。

几天后，这种过失犯罪政策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被称为“群体免疫”，这一假设很快就被全面地揭穿了。“群体免疫需要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受到感染并从新型冠状病毒中恢复。在英国，要实现群体免疫，需要远远超过 4700 万人被感染。”这很可能导致 100 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住院治疗。正如肯特大学病毒学高级讲师杰瑞米·罗斯曼（Jeremy Rossman）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中国正在不需要群体免疫的情况下迅速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只有 0.0056%的人口被感染)。”

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终于在3月20日关闭了学校、公共场所、餐馆、咖啡馆、俱乐部和酒吧。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救助计划，以补偿企业和工人的收入损失(尽管在撰写本文时，这项计划还没有扩大到数百万临时工和个体经营者)。然而，跟中国在病毒早期阶段就采取措施并显示出效果相比，这些救助计划真是差太远了。英国政府的高级顾问表示，最好的结局是2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伦敦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表明，目前的战略可能导致 3.5万至7万人死亡。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的死亡人数可能不会超过4000人。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21倍，这意味着英国患新冠肺炎人群的死亡率可能是中国的300倍。政府没有增强国家卫生服务部门提供足够检测和治疗所需的设备能力(更不用说卫生工作者所需的个人防护设备)，而是显然更重视建造临时停尸房。

显而易见，不愿充分应对眼前的危机是出于对经济的担忧。事实上，据报道，总理的首席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曾说过：“保护经济，如果这意味着一些养老金领取者因保护经济而死亡，那就太糟糕了。”这个想法似乎在大西洋彼岸引起了共鸣。英国的GDP增长实际上为零，年底脱离欧盟必将使英国经济陷入衰退。新型冠状病毒的封锁期当然会显著减少经济活动，从而影响利润，正是这个因素解释了英国政府在面对流行病时可耻的迟钝反应。

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优先于利益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

为什么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彻底、更成功？中国是一个人均 GDP 略高于1万美元(不到美国数字的20%)的发展中国家，却成功地将疾病的传播限制在其人口的0.01%以内，而像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却在谈论“群体免疫”？

正如印度共产主义者西塔拉姆·亚秋里((SiteramYechury)曾令人难忘地指出，“归根结底，这归结为谁控制着国家，或者这是谁的阶级统治。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利润指标才是驱动力。在工人阶级的统治下，社会责任才是最重要的。”传奇的南非自由战士克里斯·哈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社会主义不是大概念和沉重的理论。社会主义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所，社会主义是为那些没有安全饮用水的人提供饮用水，是为了克服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巨大鸿沟。社会主义是关于医疗保健的社会，是关于为老年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是关于为我们所有人提供良好教育的社会。”

简而言之，中国正在以一种负责任和有效的方式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府主要对人民而不是对资本负责。政府当仁不让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需求，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房、环境、知识和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需求。”一旦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意味着要在拯救数百万生命和保护经济增长之间做出选择，中国毫不含糊地站在了拯救生命这一边。

此外，中国相对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意味着它可以非常迅速地调动巨大的资源。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一位分析师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能够克服官僚主义和财政限制，并能够调动所有资源”。同样，美国广播公司（CNN） 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这要归功于一个集中、强大的领导层在危机中做出反应的能力。

如今，中国当然不缺乏私人资本，但其经济战略仍由国家指导。政府严格控制经济的“制高点”：重工业、能源、金融、交通、通信和对外贸易。对整个经济有着关键影响的金融业由“四大”国有银行主导，它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负责。鼓励私人生产的程度(也仅仅是程度)取决于它对现代化、技术创新、就业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基本上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基本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正如埃里克·李（Eric Li）所说，“一群亿万富翁不可能控制中国政局，但亿万富翁控制着美国的政策制定。”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政府可以决定将人的生命利益置于资本利益之上，资本所有者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一点，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事实上，许多中国大公司已经将他们的服务用于抗击病毒。世界经济论坛博客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包括阿里巴巴、百度、中国银行、字节跳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远景能源、复星集团、广州制药、京东、蒙牛、平安、中化集团、中石化、泰康保险、腾讯、小米、伊利等公司已经向受灾地区捐赠了大量的医疗保健、食品和其他用品。包括比亚迪、富士康、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汽通用五菱在内的制造商，正在建立临时生产线。其他公司也提供了自动化机器人，用于向被隔离的病人运送医疗用品。

中国对病毒大流行的反应是广泛使用尖端技术，结合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医学成像的最新发展。在网上购物、无现金支付和远程教育等方面，它也遥遥领先。

资深科普作家菲利普·鲍尔最近指出，在科学和技术的几个领域，“中国为其他国家树立起效仿的榜样。1992年当我参观中国实验室的时候，只有在北京大学的那些实验室看起来可以与西方一所好大学的实验室相媲美。如今，对于许多西方同行而言，中国顶尖科学家所拥有的资源令人羡慕。”

考虑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科学落后、普遍贫穷的程度，中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导者是不可思议的。它这样做证明了其社会主义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和战略眼光。

在当前的危机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法宝是一个庞大、高度胜任、组织良好的共产党的存在，该党在所有社区和工作场所都有忙碌的身影。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带头确保人们在家中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协调食品和药品的运送。中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党员自愿参加了这项工作，习近平早在今年1月就强调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预防和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国与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是，欧洲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在过去十年中一直面临着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遭受重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率远高于中国，尽管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均收入要比中国富裕得多。中国的检测率、治疗率、信息提供、食物分配、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照顾、补偿金转移和心理健康支持都远远优于欧洲和北美。

中国没有紧缩政策。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十年里，实际工资增长了一倍多，福利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世界银行认为，过去15年推出的全民医保是“无与伦比的”，是“人类历史上保险覆盖面的最大一次扩大”。每千人的医院床位数(4.34)明显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数(2.9)、美国(2.7)和英国(2.5)。这显然是中国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危害能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四、中国的国际主义

当今时代全球政治的基本二分法，一方面是美国试图通过胁迫和欺凌重新维护其全球霸权，另一方面是中国致力于建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多极世界。

中国认为，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第一项国际主义义务是遏制湖北的疫情，从而为世界其它地区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的作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解释道：“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种没人知道的新病毒。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中国曾经是一只小白鼠。中国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问题是根本不同的。中国面临着一种新的病毒。其他人都可以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他们知道冠状病毒是什么。他们不必从头再来。”

到3月初，中国的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伊朗、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中国明确表示，愿意在各个层面为其他疫情爆发国家提供支持，并与世界各地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发疫苗和治疗方法。它向世界各地的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和大量物资——数以百万计的医用口罩、成千上万的测试用品和数以万计的呼吸器，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伊朗、柬埔寨、委内瑞拉、古巴、菲律宾、法国、伊拉克、塞尔维亚和波兰等国。

中国卫生专家一直在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密切协调，以帮助非洲大陆为迅速采取果断行动应对这一流行病做好准备。马云基金会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协调，同意向非洲每个国家捐赠10万个口罩、2万套测试用品和1000套医疗防护服。

在中国向世界各地提供援助和声援的同时，美国继续对那些拒绝屈服于其意志的国家实施惩罚性制裁。中国已加入要求取消对伊朗和委内瑞拉制裁的行列。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出，在这样一个时刻实施制裁是不人道的，他说：“在当前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美方却一意孤行，继续对委挥舞制裁大棒，有违最起码的人道精神。”

五、向中国学习

今年3月前三周，中国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从 80026 例增加到 81054 例(1.3%)。在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病例从 8559 例增加到 223982 例(2516%)，并继续快速增长。

显然，现在是向中国学习、而不是参与抨击中国的时候了。目前任何政府面临疫情爆发而不积极从中国的成功中吸取教训，都是在对其人民犯下非常严重的罪行。不幸的是，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结合——黄祸和红色恐惧的罪恶交织——使得政府和媒体很难承认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努力。

许多文章对封锁中国城市所涉及的侵权行为表示担忧。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肯尼思·罗斯(KennethRoth)在二月初表示，“这种隔离通常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一种以权利为导向的公共卫生方法。这是用大锤来治疗公共卫生。”几周后，随着武汉战胜了疫情，欧洲各城市纷纷实施封锁，这些言论只能进一步证明罗斯的无知和亲帝国主义倾向。

唐纳德·特朗普坚持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从而激起了反华和反亚洲种族主义者歇斯底里的情绪。像任何病毒一样，新型冠状病毒实质上是一团核酸，因此不能被视为具有国籍，但这不是重点。特朗普的反动言论是有意将这场流行病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转移对中国成功遏制措施的注意力，从而为美国的失败找借口。

约翰•罗斯(JohnRoss)写道：“西方媒体和美国政府没有从中国控制病毒的能力中汲取正面教训，而是进行了反华宣传。残酷的事实是，反华宣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西方忽视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他们现在正面临着医疗、人力和经济灾难。”

很难想象欧洲和北美的人民会默默地接受因新型冠状病毒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而其他国家却正在如此有效地处理这种情况。西方资本主义残酷无情、奄奄一息的本质正在被彻底揭露出来。最终，这场全球健康危机所表明的是，当涉及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保护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时，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