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正在激活通往共产主义的动力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

图片来自左翼评论网站

【原编者按】2020年4月8日，美国左翼评论网站“每月评论在线”刊登一篇题目为“The coronavirus is stirring the impulse to communism”的文章。文章作者亚历山大·布兹加林（Aleksandr Buzgalin）教授是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理论家、左翼社会思想评论家，领导了一系列左翼政治运动，是当代俄罗斯著名的左翼运动组织者和召集人，代表作有《过渡时期经济学》、《21世纪社会主义》、《全球化资本》、《俄罗斯经济转型》、《社会主义的复兴》等。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教授在文章中谈及个人的一些思考，认为在当前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自我隔离、封闭边界等种种举措提供了一个契机，引导人们真正开始意识到团结、正义和国际主义的重要性。亚历山大•布兹加林教授也总结指出，团结、正义和国际主义正是共产主义的应有之义，现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直接证明整个局势的发展趋向是共产主义。以下是文章具体内容。

冠状病毒大流行暴露了我们集体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即其主要矛盾。

大众媒体正在不断加剧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开始彼此恐惧。我们希望切断国际联系。我们要尽可能避免私人交流。事态若是进一步严重化，种族主义就会开始出现。我们已经开始谈论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在这个新世界里，人们不仅害怕彼此握手，而且普遍害怕彼此……。

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人们突然发现，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也不是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能解决的。我们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努力去拯救它，因为无论隔离多么重要，我们只有共同行动，我们所有人才能战胜这场灾难。隔离与其说是我们拯救自己的一种手段，不如说是拯救每个人的一种必要手段。

总的来说，我们必须设法了解问题的实质，并想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自我隔离是通往……团结的道路

事实一：我们甚至开始害怕我们的朋友。互联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残酷的笑话：

朋友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我们必须彼此保持距离。

但也有一个不同的趋势。鼓吹“人人为己”口号的理性市场利己主义者现在开始明白：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有些事情就在我们眼前发生改变：年轻人帮助长辈和参与志愿者组织工作的强烈愿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晚上六点钟，意大利人在阳台上为医护人员鼓掌，并互相唱歌；莫斯科州立大学的学生们要求65岁以上的老师在想寻求帮助时不要犹豫。在青年亚文化中，互助不仅在左翼群体中，而且在大众社交网络中也成为一种趋势。个人主义作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口号，不再像一个月前那样神圣。

大型购物中心空无一人，我们突然发现，不购物也可以生活。那种为了买辆新车而存在的想法并不酷，而更可能是愚蠢的。我们可以全家一起读书、看电影。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开始在新的社会氛围中颤抖、融化、消散……。

不过，我们还没有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自苏联时代后期“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消亡以来，数百万人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除了金钱、名牌和最新潮流之外的其他事情。他们开始考虑在一个不是竞争而是团结的世界里生活的可能性。甚至自由派政治家也不再害怕说出“团结”这个词。

为什么？因为这正是生活所需要的。每个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能解决这一流行病问题。与这一流行病作斗争，主要需要非市场措施。抵制这一共同灾难的主要力量是国家监管和公共行动、相互帮助、自我克制，以及在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面前把自我置于从属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自由主义者所否认的公众利益，正在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

但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及直到最近还由全球参与者控制的世界市场，都还无法采取协调行动来解决问题--这些行动需要为多数人的利益采取行动，而不是迎合金融资本和石油(媒体等)公司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一幅清晰的画面已经浮现：公共部门越薄弱，国家越是以寡头和官僚的利益为导向，而不是以社会利益为导向，那么被病毒杀死的人数就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替代方案已经非常明显：应由国家和公民团体采取计划明确、直接的(非市场的)团结行动，以支持至关重要的系统。首先，这影响到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能源供应以及相关的生产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大胆地推进私营和公营企业的社会化(在公共控制下运作透明，服从社会利益的管理)，并打破市场制度的要求。我们需要遵循制定明确、透明、一贯适用的新规则的道路，以实现普遍的公众利益。在这方面，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所涉及的利益必须被置于次要地位。

哪些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将取决于公民，取决于我们如何明确、一贯和积极地要求当局采取这些步骤。现在是时候回想一下浪漫左翼分子那看似乌托邦式的口号了:“为了人民，而不是利润！”这就是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凸显的重点。

该病毒是“民主的”--因此，社会正义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事实二：该病毒在按照它自己“民主的”方式运作。每个人都会生病--政府部长、娱乐界明星、亿万富翁、乞丐……。病毒是平等的，但它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平等。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给金钱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打上了一个问号，并且还未给出答案。和过去一样，一种不同的关系体系支配着世界：一些人生活奢侈，能够在理想的条件下得到治疗，而另一些人（数十亿人）甚至连简单的药物都支付不起。这些人不仅包括全球贫穷国家的公民，还包括俄罗斯数千万每月靠10-15,000卢布生活的人，以及我们大城市里的移民……。

然而，全球大流行病的危险之处在于，当乞丐生病时，这会对每个人都构成致命威胁，当权派的成员也不例外。我们要么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要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危险。为了使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共同解决问题，那些比别人拥有成千上万倍财富的人至少必须分享他们的大部分财富。这是一项当务之急，而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它对于战胜这一流行病是必不可少的。战胜这一流行病所需的资金将必须由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提供，不是通过限制他们的投资，而是通过限制他们的个人消费的方式来提供资金。这里涉及的限制将是必要的，因为以这种方式，没有人会受到影响，甚至是富豪们自己。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他们可以推迟购买新游艇，或者重新装修他们的豪华住所。

就在去年冬天，一场关于社会利益能否凌驾于资本利益之上的严肃讨论似乎还是不可能的，尽管即使在那时，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似乎也应该迫使人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但在那个时候，真正的凛冬并未来临，而现在，凛冬已经来了。

尽管资本的所有者已经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步骤，但还不能说资本的所有者立刻就忘记了他们的利润，并会把他们的收入用于应对流行病。事实是，利润并没有被遗忘。

此外，资本所有者更愿意同意一半的人受到感染，而不是同意对离岸金融市场实施禁令，或将大部分个人支出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然而，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至少迫使这些人开始分享一点东西。国家也开始明白这一点。俄罗斯已经习惯了为寡头们服务，但现在，它感到脊髓里有一股刺痛，它认为现在是时候回顾自己对公民生命的责任了。与此同时，来自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家族的少数人开始认识到，与其生活在一个流行病和隔离的世界里，还不如分享他们的部分收入甚至财产。

随着社会意识的这一初步变化，相对果断的行动能否开展将再次取决于我们。许多国家，甚至是俄罗斯，已开始小心翼翼的迈出第一步，但是目前，他们更倾向于消耗由其公民劳动所创造的资金组成的储备金。

目前，这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各国都无法自行解决。

封闭边界是……国际主义的序幕

事实三：这一流行病是全人类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冠状病毒危机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符合每个国家的每一位公民的利益。无论是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还是在面积狭小的摩尔多瓦，还是在我们的国家俄罗斯，我们都无法躲避这种病毒。

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关闭边界、隔离作为减缓病毒全球传播的一种手段是必要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隔离措施不仅对中国人至关重要，对全世界的公民，包括我们俄罗斯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通过封锁他们的国家，帮助我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好了准备。这同样适用于意大利，也适用于我们。另一方面，即使我们阻止了病毒在俄罗斯的传播，但如果没有基于国际主义原则并进一步相互合作来拯救人类(以及随后的所有病毒！)，我们也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因为下一个病毒(或其他全球性问题)可能不会在国际机场的障碍处停止那样简单。

该病毒表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至关重要性。治疗这种流行病所需的药物包括国际团结。这不仅涉及向局势最困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帮助，还包括帮助那些贫困程度严重到无法靠自己解决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即使我们只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我们现在也需要帮助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最主要的是与病毒的斗争中取得的所有成就、所有新发现、所有生产疫苗的技术必须属于全人类，并且是免费和无限制的。不管疫苗是谁制造的，在哪里制造的，都不能限制成为私人知识产权。

在如今带有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新自由主义“游戏规则”范围内，这样的决定可能吗？也许在昨天，我的回答还会是“不可能”。但情况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俄罗斯，人们喜欢奇闻轶事，作为民意的晴雨表，这些轶事比任何调查都能更好地反映大多数人的情绪。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有关冠状病毒的一些奇闻轶事变得非常流行。我只想谈谈其中的一个，它来自欧洲。一位科学家抱怨说:“你每月要付给演艺界明星和足球运动员数百万欧元，而付给生物学家2000欧元。现在你需要疫苗。好吧，那就去那些‘明星’那儿，看看他们能否为你研制出一种疫苗。”

这个笑话和其他许多笑话一样，带有一种悲剧性的荒诞元素：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在通过制作拟像(明星、衍生品、品牌、趋势、炒作)维持了自身的生存之后，却无法预防或解决病毒的问题(也可能是它让病毒在世界上传播开来，使成千上万的人陷入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中)。这个世界必须改变。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前夕，过去二十年来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开始间接指出了这一点。现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直接指出了问题所在。

总结一下：团结，正义和国际主义是新社会崛起的早期迹象。现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直接指向它。15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它称为“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这是它应有的名称，它具有丰富的内容：团结、正义和国际主义。

还有自由。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并据此改变世界的自由。现在是改变世界的时候了，明天可能为时已晚。如果今天我们不采取果断的左倾姿态，那么明天降临在我们身上的将是恐怖的法西斯主义，这比任何冠状病毒大流行都要可怕。

替代方案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要么是共产主义，要么是野蛮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