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患能根治吗？

——以毛泽东时代治理黄河为例

红色卫士

　　河南洪灾，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截至7月24日，有757.9万人受灾。仅郑州就遇难51人，直接经济损失655亿元。

　　新乡仍在危急之中，多处河堤决口，部分市区被淹，农村损失更加惨重，大片农田和住宅被淹，牲畜粮食等来不及转移。

　　暴雨来临之前郑州连发五道红色预警信号，无奈当地领导及相关部门并没有把它当回事，造成了郑州地铁五号线和京广路隧道的灾难。

　　有的人想甩锅给老天爷，说什么暴雨“千年一遇”。

　　那给这“千年一遇”的暴雨多少死亡指标才合适呢？

　　推卸责任，亿万网友绝不答应，更不要说受难者家属了。因为谁也难以保证自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些地铁五号线的遇难者，哪个会想到自己的会遭此大劫呢？

　　同样是政府，有的消极麻痹大意，有的却严阵以待。

　　台风“烟花”将在江浙沪一带登陆，当地严阵以待，应急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不少航班、高铁停运，部分地铁关闭，有城市要求全市企业停工停产（特殊行业除外）。

　　浙江在部署全省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坚决纠正和克服“天灾不可抗，伤亡免不了”的消极思想。当然，除了看广告，还要看疗效。

　　这才是政府在天灾面前应有的姿态，如果郑州暴雨来临之前，相关部门能够有所作为，我们可以减少多大的伤亡啊。

　　天灾不可避免，但我们绝不是束手无策，只要能够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就暴雨灾害来说，甚至可以完全避免损失。有的人一定会怀疑，怎么可能呢？但你没见过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存在。

　　我们究竟能不能战胜天灾，举毛泽东时代治理黄河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一切。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在解放之前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祸河”，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的2450年间，黄河共决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每一次泛滥都给沿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33年黄河大洪水，南北两岸决口50余处，死亡灾民1.8万人。

　　为了治理黄河水患，历代人民付出艰辛努力，许多朝代也设立“河官”，明朝嘉靖年间周用奉命总理河道，他提出水田并治，希望“一举而兴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但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广大劳动人们备受剥削压迫，还没有能力彻底根治黄河。

　　更有甚者，反动的统治者人为掘开黄河大堤，将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明崇祯十五年，官军在开封掘堤，开封“城内之水几与城平”，城内37万居民淹死34万。

　　当然，最出名的当属蒋介石在1938年扒开郑州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了，造成震惊中外的“黄泛区”，受灾人口达1250万，300多万人背井离乡，89万老百姓死于非命。

　　蒋介石政府造成了这一惨案，却谎称是国军坚决抵抗，日军炸开了黄河大堤。在外国记者要求调查时，又装模作样地安排人力假装堵口，真不愧是流氓政府。

　　鲁迅先生曾极为痛切地指出：“中国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拍着长串而进向死亡。”这就是灾难深重，但在某些公知眼里却宛若天堂的民国，人祸更猛于天灾。

　　1946年，在战火硝烟中开始了人民治黄的新纪元。首先，晋冀鲁豫边区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随后山东解放区成立了黄河河务总局。1949年，黄河流域大部分获得解放，同年六月在济南成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标志着黄河从战争时期的分区治理走向全流域统一治理和开发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根治黄河水患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1952年10月，毛主席亲临黄河视察，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1955年7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江河综合治理与开发的规划——黄河流域规划，并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从此揭开了治黄事业新篇章。

　　黄河是有名的地上悬河，据建国初期山东水段排查，发现大堤上没有填实的漏洞131处，堤内碉堡、暗洞等652处，动物洞穴544处，树穴、坟洞、水井等428处，这些都是防洪的隐患。到80年代初，累计完成堵眼9200多万，消除隐患33万多处。

　　经常靠水冲刷的堤段称为“险工”，历史上以土料为主，体轻、易腐不耐久，建国后全部改为“石坝”，工程长度达315.7公里，占黄河下游堤防总长的23.6%。

　　黄河含沙量大，是水患的主要原因。为了治沙，到80年代初，累计吸泥除淤2亿多立方米，这些淤泥被用来加固大堤。河床不断淤高，下游1350多公里大堤先后3次全面加高培厚，堤身一般加高2-6米。大堤全部实现绿化，植树种草不仅能防浪护坡，还能为抗洪提供大量木材，也可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经过毛时代三十多年的努力，到80年代初，过去低矮残破的千里大堤变为巍峨雄伟的水上长城，堤防抗洪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1949年汛期，花园口站出现12300s/m³的洪峰流量，历史隐患大量暴露，几天之内堤身出现漏洞500多处，情况十分危急。但到了1982年汛期，花园口站出现15300s/m³的洪峰，但大堤没有出现一个漏洞，洪峰安全入海。

　　经过毛时代人民的努力，终于控制住了黄河水患。截至1981年，黄河下游修防共动用3.1亿多工日，完成土方7.2亿立方米，石方1300多万立方米。如果这些土石方按长城的高度和厚度来堆砌，其长度相当于13条万里长城。

　　除了加强堤坝安全，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也取得重大成绩。截至1981年底，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5万平方公里，营造水土保持林4700万亩，种草近1000万亩，修建梯田等近4000万亩。有效拦截了泥沙，减少了土壤侵蚀，并促进了粮食增产，培养了一批水土保持专业队伍。

　　为了控制洪水，并综合利用黄河的水资源，在黄河干流和支流上修建了一系列水库。

　　“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库拦河大坝1957年动工修建，1960年建成。由于经验不足，设计出现问题，建成后库区泥沙淤积严重。从1964年起进行了增建和改建，加强了泄洪排沙能力，还发挥了发电、灌溉、供水等综合效益。

　　由于三门峡水库的修建，可将千年一遇洪峰流量30700s/m³降低到花园口站设防流量22000s/m³，每年还可以发电14亿度，是中原电网的重要电源。首次兴建这样重大的工程，难免出现问题，但这绝不是别有用心之徒可以诋毁它的理由。

　　除三门峡电站，还兴建了刘家峡、青铜峡、天桥等一系列电站，年发电量120亿度，约占1980年全国水电站发电量的20%。而在旧中国，全国水电年发电量不过7亿度。

　　依靠这样的工程体系和人防力量，连续夺取了30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胜利，（其中包括1958年洪峰流量达22300s/m³的大洪水，它超过了1933年大洪水20400s/m³的洪峰流量），黄河“三年两决口”成为了历史。

　　当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面彻底根治水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毛时代也出现过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垮坝死亡2.6万人那样的重大事故，但其中的天灾人祸究竟如何，却需要细细考究（参考毛泽东时代就不允许有“天灾”？）。

　　即便如此，毛时代短短的近三十年时间，却为我们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其中大中型水库2000多座，而解放初只有大中型水库20座，不少还是日本在占据东三省时修建的。即使那些造谣抹黑社会主义和毛时代的人，也无一不在享受着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福利。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毛时代修建的水利工程，不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荒废。例如本次新乡水灾，“共产主义渠满溢，卫河多处决堤”，2015年的报道中，共产主义渠行洪量已经由70年代的1500立方米/秒，变成了400立方米/秒。

　　共产主义渠1958年开挖，防洪能力为什么经过几十年还下降了呢，这次河南洪灾又该如何评判呢？

　　在所谓的“贫穷落后”的毛时代，我们尚能取得根治黄河水患这样的重大胜利。在生产力无比发达、国力无比强盛的今天，又有什么理由甩锅给老天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