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新冠疫情的病毒到底来自哪里？
这是遭受非典和新冠肺炎两次疫灾的中国人民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正在这次疫灾中苦苦挣扎的世界各国都迫切希望弄清的要害问题，还是美国刻意栽赃陷害中国的关键问题。美国不但以攻为守，反复利用新冠病毒溯源孤立打击中国，甚至公开提出巨额经济索赔。据媒体报道，仅在2020年4～5月，美国、印度、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民间提出的索赔数额，就高达近70万亿美元。2021年12月，特朗普又提出要中国要赔60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损失，并煽动所有国家取消欠中国的任何债务，作为赔偿的首付款。美国国会也正在讨论一项向中国索赔的议案。如果病毒溯源让美国栽赃成功，即使把整个中国全部赔进去也不够，甚至会成为祸及子孙的遗留问题。中国虽然在抗疫中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也没有美国那样的谋图害人之心，但我们的抗疫表现越好他们就越是失衡忌恨。对强盗势力绝不能抱有幻想，现在中国势盛他们奈何不得，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必定会蜂拥上来撕咬瓜分。所以，对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绝不能用无确凿根据的推测“假说”，把新冠病毒起源说成是中国。一定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病毒产生的源头，二是病毒传播的原因。
一
关于新冠病毒产生的源头，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是来源于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武汉疫情暴发之初，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宣布，中华菊头蝠携带的冠状病毒，与导致疫情的新冠病毒同源性高达96.2%。因此，中国的蝙蝠成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大嫌犯。但在进化逻辑上有一个问题没解决，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并不感染人类，基因同源性只要差1%就是人和老鼠的差异，接近4%的不同更是自然进化中难以逾越的天堑，怎能仅凭基因相近就轻率下结论呢？一些人却据此认定，新冠病毒来源于中国的蝙蝠。中科院也有研究人员认为“新冠病毒的起源符合自然进化过程”，否定了非自然起源的可能性。网红医生张文宏持相同观点，但他用的是另一种逻辑：“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这个新传染病，如果是外国传到中国来，应该是几个中国城市同时发病，而不是有时间先后，大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争议很大，但有一点越来越达成共识，就是这次病毒来源于自然界。”其实，他的所谓“共识”经不起推敲，外部传入的病毒，为什么就不会从一个城市传入，再传到多个城市呢？2021年10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成立新的新冠病毒溯源团队。仅过一天，《纽约时报》就报道，老挝北部森林发现新的蝙蝠冠状病毒，比新冠病毒早期毒株更厉害，并说可以推翻实验室炮制说和人为操纵说，可见他们的舆论配合非常及时。
【被称为“冠状病毒之父”的美国流行病学教授拉尔夫·巴里克】
二是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病毒改造。早在2015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15人研究团队，由著名病毒学和传染病学教授拉尔夫·巴里克带领，在《自然·医学》杂志第21卷第1508～1513页（2015年）发表的《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论文中，就非常明确地认定：
“我们从中国马蹄蝠分离的RSSHC014-冠状序列中构建了一种编码人畜共患冠状病毒棘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其背景是SARS冠状病毒小鼠适应的脊骨。这种杂交病毒使我们能够评估这种新的棘突蛋白引起疾病的能力，而不必依赖于其自然基础上其他必要的适应性突变。”
这说明，他们早在2015年就已经构建了一种人畜共患的嵌合病毒。此事实还有媒体视频为证。2020年9月，巴里克在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也公开说，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特朗普战略顾问格雷格·鲁比尼在推特上透露】
同年3月，特朗普政府的战略顾问格雷格·鲁比尼在推特上透露，他手中有文件能够证明美国制造了冠状病毒，是北卡罗来纳大学BSL-3实验室一种基因改造生物武器，福奇资助了实验室生产，由“影子政府”从北卡罗来纳州传播到中国、意大利和全美国，病毒就是美国制造的。
【2021年7月9日，大卫·马丁在德国新冠调查委员会上发表证词】
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证据来自德国。2021年7月9日，全球最大的无形资产保险商、M·CAM国际创新风险管理公司总裁大卫·马丁，在接受德国新冠调查委员会质询时发表证词说，从2000年初，他的公司被要求监测违反生物和化学武器条约行为，他们从公共专利档案记录中，全面审查了围绕SARS冠状病毒发布的4000多项专利，还有操纵冠状病毒研究的融资情况，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导致非典疫情的冠状病毒SARS-COV-1，与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的SARS-COV-2，都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由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资助，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研制，参与此事的还有美国军方和一些制药公司。
巴里克研究冠状病毒长达30年，他在发表的系列论文中，不仅承认有针对冠状病毒的基因改造和“病毒增强”技术，还表示能根据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最新的奥密克戎毒株有一种特殊基因片段ins214EPE，该片段为多种病毒和人体基因组所有，其中包括导致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HcoV-229E，还有导致艾滋病的基因片段。研究者发现，ins214EPE这个基因片段采用了插入手段，另外，病毒如果自然进化，怎么也不可能将艾滋病的基因片段编入自身基因组。
进行病毒溯源应当把这些因素充分考虑进来，即使讲源于自然变异，也应当先把这些问题证伪，否则不能形成共识。
三是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栽赃中国，主要就是说病毒源头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据有关报道，在2013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巴里克了解到，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在野生蝙蝠身上发现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SHC014，并从她那里获取了该病毒基因测序信息，然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实验室进行改造。前文所述2015年巴里克在《自然·医学》杂志发表的关于构建嵌合病毒的论文，石正丽也是作者之一，她在巴里克15人团队中排序最后，其贡献是“提供了SHC014棘突蛋白序列以及质粒”。但是，这项研究是在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的，在石正丽提供病毒棘突蛋白序列和质粒之前，他们就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们构建的嵌合病毒也没有提供给石正丽，武汉病毒研究所又怎么可能得到这种病毒呢？
二
关于新冠疫情传播的原因，也有三种说法：
一是食用野生动物引起病毒传播。武汉疫情刚暴发之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说，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这一消息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引起强烈关注，甚至促使全国人大迅速立法。武汉病毒所石正丽也咬定说，疫情是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陋习引起的。与之相配合，网上传遍两个中国女孩大吃蝙蝠的视频，让世人一度信以为真，但后来那两个女孩现身说，那是几年前在印尼吃的蝙蝠。2021年，又有人说病毒宿主是穿山甲等，有的团队说是啮齿类动物。但科学结论应当是周延的，武汉最初发现的41例确诊病例中，有13例（包括最早4例中的3例）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再往后那些病例也没有野生动物食用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一向信任的某些专业人士，说话过于随意和不靠谱，不经科学验证就言之凿凿地“假说”，甚至无视事实胡说，一再出现严重错误也不纠正，还是科学和专业精神吗？2002年非典暴发时，有专家曾把疫情传播归罪于食用果子狸，把果子狸斩尽杀绝后，才知道与果子狸没有关系。
在疫情暴发之初，提出一些假说供参考可以理解，这也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的认识过程，但过后必须全力找出真实原因，不能长期局限于假说。这次疫情之初专家认为，海产品不会携带冠状病毒，是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但后来多地事实证明，恰恰是外国进口的冷冻海鲜携带病毒。最近科技日报记者报道，当时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一家商户经营美国冷链食品，2019年11月中旬从爆发“电子烟肺炎”的缅因州进了一批龙虾，武汉最早病例是在2019年12月上旬，这基本符合病毒感染的潜伏期。
二是美国蓄谋已久的生物战行动。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与巴里克教授关联的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是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研发中心；美国继承了日本731部队全部研究资料，还建立了遍布全世界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还有纽约长岛东部的普拉姆岛生物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曾批准纳粹生物武器专家在这里研制生物武器，多次发生泄露事故，包括新冠疫情最初爆发也是在这附近，这都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生物战设施。2001年年底，美国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在2002年4月，巴里克申请了《产生重组冠状病毒的方法》专利，专利号为7279327。按照美国法律要求，这种重组冠状病毒专利得到通过，要说明它是人造的而非自然起源。这项专利获批后7个月，非典疫情在中国暴发。
当年，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徐德忠等，针对非典疫情违反新发传染病流行的自然规律、非典病毒有不适应人类新宿主的“逆向进化”现象，以及当时有股势力极力阻碍寻求SARS-COV真实起源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后得出结论：“非典病毒非自然起源，而是人为起源，不能排除是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他的专著2015年出版，却没有在国内外引起关注。
马丁证词中说，美国和英国的专利文件证明，2015年美国国防部、英国农业部、欧盟委员会与盖茨（提供资金）合作制造了新冠病毒。新冠病毒SARS-COV-2的多项专利，2015年11月后在美国授权，2018年专利又被神秘地从北卡罗来纳大学转移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有权从该研究中受益。
2019年11月，中国还没有任何疫情迹象时，美国医学情报中心就对内发布警告：中国武汉将暴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流行！还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以色列，让以色列提前做好准备。
2020年1月疫情在中国暴发，特朗普幸灾乐祸地说，这将“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结局”。2月他又说，疫情处于我们控制之中，一切尽在掌握中。
2020年3月，蓬佩奥在国安会议上说，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攻击武器，体现了强大威力，在无形中极大地消耗了对手的国力，是美国21世纪最强大的秘密武器。根据“推特”泄露的蓬佩奥同年6月在线上对西点军校所作的秘密演讲文件，他说：SARS病毒就是生化武器，前些日子流行的SARSⅡ也是。为使所有部分都符合联邦法律，国防部把这项工作分解了，由许多公司和研究所分别承担这项工作的不同部分；有些负责收集天然病毒样本，有些负责设备的研发，有些负责修改基因，有些负责研究种族差异，有些负责哨兵实验室的测试，有些负责药物研发，有些负责处理负面新闻；这意味着整个工作是机密的，即使有人能把它们联想到一起，他们也会被当成疯子，不能揭露我们的真实计划。
【泄露蓬佩奥在线上对西点军校秘密演讲文件的“推特”】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也说，新冠病毒在中国的实践证明，这款武器所带来的心理冲击，超过了美国现有的任何一款武器，低投入、高产出、大效益，为美国下一阶段的武器开发提供了最好的思路。
美国政客如此胆大妄为、无所忌惮，让人吃惊。对这些不打自招的供词，中国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以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彻查，辨明真伪。
三是实验室泄漏引起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溯源的结论非常明确：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但几乎所有中国媒体的报道，都是《国家卫健委：“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假说极不可能》，完全忽略了“中国”这个至关重要的主语，似乎中国实验室不可能泄漏，就等于美国实验室也不可能泄漏，就能认定实验室泄漏完全是假说。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一些权威专家，在认为实验室泄漏是假说的同时，却一口咬定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是中国蝙蝠惹的祸，这就把病毒起源的最大可能国认定为中国，客观上使中国在病毒溯源斗争中陷入极大被动。中国外交部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实验室时，世界卫生组织驳回的理由竟是“中国强烈反对实验室泄漏论，却要求调查美国的德特里克堡，是矛盾的”。
事实上，新冠病毒涉嫌从美国实验室泄漏的证据极多。
2019年6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附近暴发不明呼吸道疾病，症状跟新冠肺炎一模一样，美国政府称之为“电子烟肺炎”。
7月，德特里克堡所在地马里兰州两家养老院，突发不明呼吸道疾病，导致多名老人死亡，美国疾控中心关闭德特里克堡。9月，马里兰州报告，电子烟疾病患者增加了一倍。
还是这个月，疫情开始在意大利传播，据美国世界新闻网报道，是美军血液合作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
12月中旬，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有39人血液中出现新冠病毒抗体。
2020年1月1日，佛罗里达州出现171个新冠肺炎症状患者，而此时武汉疫情尚未暴发。
【当地时间2020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于1月11日已开始研发新冠病毒疫苗，希望年底面世。】
特朗普说，美国2020年1月11日开始研发新冠病毒疫苗，中国2020年1月12日才完成新冠病毒基因测序并报告世界卫生组织，美国2020年3月才承认出现新冠肺炎病例，怎么能比中国更早取得毒株呢？这表明美国说了假话。
在马丁证词中，甚至讲到一个想都不敢想的事实：2019年3月，美国莫德纳公司修改的新冠病毒专利申请，提及“故意释放呼吸道病原体必须在2020年9月之前完成”，并说这意味着美国人为制造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实成立。
至今，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已经完成两次溯源，对美国这个病毒源头最大嫌疑国却无可奈何，甚至视若无睹。他们还要展开新一阶段的病毒溯源，主要目标还是针对中国。对此，中国必须高度警惕，绝不能掉进美国主导的栽赃势力设置的陷阱。
三
建议国家尽快组织力量主动进行溯源，弄清病毒和疫情传播的源头到底来自哪里，既有利于夺取抗疫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掌握对敌斗争主动权。
第一，要确立科学的溯源指导思想。世界性新冠病毒和疫情的传播蔓延，至少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源于自然病毒的变异和自然传播，二是源于人工改造病毒的实验室泄漏，三是源于有计划的生物战行动。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证据能够排除是美国刻意而为。我们不能盲目地以反对“阴谋论”作茧自缚。美国最希望中国无条件地排除生物战可能，把疫情归罪于“来源于自然”的中国蝙蝠，从而直接嫁祸于中国。我们不能唯美国马首是瞻，必须对上述几种可能，都进行认真调查。
第二，要组织不同类型的溯源队伍。鉴于病毒溯源事关重大，国家必须实施强有力的领导，要组织病毒研究人员、疫控及相关科研人员、军队生物战研究人员、内外情报搜集人员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等，运用多种技术和手段，深入到一切可能的领域，从不同角度以世界视野进行调查研究。通过科学可靠的调查结论，解释现有的种种线索和问题，确认或排除某种可能的新冠病毒源头，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第三，要彻查多轮疫情的源头。中国第一轮疫情控制后，相继又暴发多轮疫情，发源地包括广州、上海、北京、南京、云南、福建、河北、大连、青岛、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宁夏、西安等，发现人传人、冷链传人、病人废弃物传人和通过空调传人等多种传播方式。从莫名其妙地武汉疫情突发，到全社会严防死守背景下，在不同地域以不同传播方式轮流暴发，既有因防疫漏洞存在难以避免的非故意传染，也应充分警惕人为的生物战，要认真调查有没有里应外合因素。
第四，不能轻易改变抗疫国策。尽管有专家要大家把新冠肺炎疫情看成“大号流感”，提出打疫苗形成“群体免疫”和 “与病毒长期共存”等主张。但是，美国、英国、欧盟和新加坡等国的惨痛失败，以及我国无与伦比的防疫与经济双胜利，证明严格管控、动态清零、中西医结合是无比正确的抗疫国策。这一国策只能坚持和完善，不能轻易改变。不能轻信那些推测疫情很快结束的说法，要有底线思维和持久战的打算。适应积极防御生物战和更致命病毒的要求，运用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手段和设施，建设全国一体化的高标准精准严密的预防——发现——管控——防治——康复——保障系统。从长远看，应当把已有成熟经验和更好设计，上升为制度、程序和出现疫情后行为准则，对领导干部和抗疫职能部门等进行专门培训，整体上提高各地应对疫情的能力水平。
第五，要推广中国的成功经验。疫情至今没看到尽头，疫苗的群体免疫作用不尽人意，巨额的人力物力和经费投入，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没有看到多少实效，中国去年下半年以来被破防感染的基本都是已接种人员，而美国甚至创造了25个小时增加100多万人的记录。现在唯一被抗疫实践证明的有效办法，就是严格管控、动态清零和重视中医药作用的中西医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对世界抗疫做出更大贡献，出钱出物不如出办法。中国抗疫办法应当成为全球抗疫的重要借鉴，要坚决揭露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对中国抗疫的歪曲抹黑，推动各国在不同地区交替进行中国式的封闭管控，大力推广中医中药配合防治，才更有可能创造困死病毒、遏制疫情的环境，从而让世界早日摆脱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