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工厂内的生活是流水线式的，空洞而重复。从16岁踏入工厂起，她已经能望见自己的一生。

　　文/钟瑜婷

　　李巧娟18岁，但已经能望见自己单调无聊的一生：找个打工的男人结婚，回家生孩子，生完进个大厂上夜班，年纪大了做清洁工。除此之外，她几乎看不到生活的其他可能性。

　　高一暑假那年，李巧娟从老家汕头去了父母打工所在地深圳宝安黄田。没几天，父亲跟她说，你也出来打工吧，家里实在没钱了。和大多数打工女孩一样，钱总是最致命的辍学理由，她理解家里的困境，“爸爸玩六合彩欠了十几万，三个弟妹还要读书”。她的成绩在班里总能排上前十，但16岁那年，学校生涯结束了，她成了工厂女工。

　　她最开心的事是上厕所，经过一个楼梯口，在那里抬头便能看到天空。

　　16岁低于许多大厂的最低年龄要求，她只能先去了一个做充电器的小厂，没有五险一金和加班费。工作内容是将两个电容插进固定小孔。流水线上，她不需要动脑子，但得聚精会神，连发呆的时间也没有。为了提神，她会哼几句歌曲。

　　流水线工作不能离岗，零件一堆积，后面的工人就会骂骂咧咧。她经常“憋尿憋死了”，眼睛也酸得睁不开，一天坐十多个小时，屁股僵硬，肩胛骨酸得发麻。她痛经也变得厉害。

　　过了半年，她跳到一家做手机屏幕的小厂。工作同样简单，就是重复地在一个胶框上贴反射膜，贴一个1分钱，一小时贴600个，一个月贴20万个，工资为2000多元。她晚上加班到一两点，一直做到手腕发疼。

　　计件工作容易引发幻觉——越是干得拼命越有钱。她和同事们会主动将休息时间压缩到二十分钟，上了发条一样机械苦干。但结局并不尽如人意，身体过于疲乏，效率反而下降，还是无法达成总量。

　　“对年轻人来说，加夜班是最痛苦的。”眼前的流水线不断地流动，每次看手表都才过了几分钟，下班时间似乎永远不会来临。她做了一年，终于熬不住，又跳到深圳关外一家做口罩的大厂。

　　这里不是流水线作业，她偶尔可以找搭档替岗。封闭的无尘车间看不到外面的天空。她最开心的事是上厕所，经过一个楼梯口，在那里抬头便能看到天空，偶尔还有风吹过。“感到自己又活了。”但每个车间都有电子监控器，上厕所必须跟拉长申请离岗证。像隐私曝露在阳光下，这让巧娟尴尬不安。她每天上午只喝一杯水，上一次厕所。

　　但她的眼睛更酸了，白炽灯、白口罩，整个车间是刺眼的白亮，加上强烈的反光效果，她的近视眼已达300多度。

　　速度永远是第一标准，最能体现这点的是刷卡时刻。第一次，巧娟不懂规矩，排队轮到她时，刚刷卡，机器还没反应，四五个人涌上来，啪啪往上刷，谁也没成功。一些同事想了个办法，搭档在后面用手臂挡着人群，前面的人负责刷卡。“像螳螂打功夫似的，”巧娟觉得好笑，“大家都想快，其实是最慢的。”

　　随着劳动力短缺，工厂开始行走在政策边缘，招工年龄限制从18岁降到16岁。不少工厂会以实习名义招收女学生。

　　在沿海地区，在大小工厂聚集的城镇，总能找到像巧娟这样的女孩。她们涉世未深，却已经在为城市人制造生活用品，让别人生活得更好，自己却看不到生活的全貌。从上世纪90年代起，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潘毅就开始研究内地打工女孩现象，她注意到，女性劳动力有年轻化的趋势。90年代中后期，中国还处在劳动力剩余状态，很多女工要进工厂都有困难。但随着劳动力短缺，工厂开始行走在政策边缘，放宽女工年龄限制。拿富士康来说，招工标准已经从18岁降到16岁。不少工厂会以实习的名义招收女学生。

　　巧娟身边的女孩出来打工的原因参差百态：有些是成绩不好，有些是向往外面花花世界，有些是家境实在困难，有的只是想跟男朋友在一起……

　　大部分女工都更愿意跑到小厂。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小厂无需两班倒。“通宵在流水线上，对年轻人来说实在太难熬。”潘毅的研究团队在富士康调研发现，十五六岁是女生关键的生理成长期，很多人刚来月经，两班倒的工作会造成生理周期的严重紊乱。一些生产线要求站着，女孩们更易发生痛经，有不少女孩晕厥。在潘毅的调研中，遇到过一名叫姚泽兵的女工，她17岁时曾经在富士康上夜班，由于内分泌严重失调，长了一脸痘痘，跟家里人借钱看病，却被父亲骂。

　　对于巧娟来说，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学者调研的，只要随意瞥一眼街上女孩的脸色，她便能判断对方是不是在上夜班，“几乎是苍白的”。

　　生活每天都是空洞的重复，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和打工的父母在同一个城市。但现实是，家里同样是一座冷寂的死城。

　　2010年，还在老家念书的巧娟，看到富士康发生十连跳的新闻，“实在不能相信”。但现在的她很能理解那份绝望。对她来说，最艰难的不是累，而是空洞与无聊。大部分岗位不需要任何培训，工人们随时可以被人替代，她觉得自己像不会思想的机器人，“知识永远停留在高一物理课本上对电容的定义”。

　　工资也无法带来兴奋感。因为“里面只有汗水，没有心血”。

　　从流水线上下来，她会觉得传统手工很神奇，她蹲在街上，痴痴地望着一个中年男子将鲜嫩青草折成活“蚱蜢”。“太神奇，太有成就感!”她将那只“蚱蜢”买回家，直到它干枯变形才舍得扔。

　　在工厂里，没人会开心，无论男女，人人都脾气暴躁，嘴巴里都不停骂骂咧咧。巧娟也跟人聊天，但生活每天都是空洞的重复，“实在找不出话可以聊”。

　　另一方面，难熬的孤独，被认为是严重影响工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

　　很少工友会问对方的名字，每个人都是匿名的。他们戴着不同颜色的帽子，代表普工、质管、拉长三种级别——这就是他们的名字和身份。这几年，巧娟换了三份工，只记住十来个工友的名字。

　　她曾住过一个月的宿舍，下班以后，到处都要排队，连洗碗也要排队半小时。宿舍里没有人有力气聊天，只是麻木地坐在床上，刷着QQ空间，“脑子空白”。

　　潘毅的研究团队曾遇到过一失语女工，其声带无任何病变，但她曾有一整个月没有说过一句话。2010年，不到17岁的深圳富士康员工田玉自杀未遂，在她的记忆力，那时没有手机，没有钱，宿舍的人冷得像石头，气糊涂了才跳楼。

　　在潘毅看来，不停地跳槽，也会导致女工无法形成固定朋友圈。姚泽兵在三年内换了10份工作。“哪里都是一样辛苦，跑不动了。”

　　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父母。但现实是，家里同样是一座冷寂的死城。母亲在工厂上夜班，她只有周日能见到。就算见到，也是一张暴躁不快乐的脸，母女俩无话可说，从不坐在一起看电视。父亲从早上6点到12点在外面开摩的，家里从来没有客人。她想起和爷爷奶奶在家乡的大客厅里看电视的场景，泪水开始打转，“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其实留守还更开心”。

　　这个城市似乎被压缩成从家里到工厂的小路，日复一日地走，但毫无记忆点。去过一次深圳市区：“没啥感觉，那些繁华与我无关。”

　　巧娟当下最大的欲望是求知。她曾被一张传单上“图书馆”三个字所吸引，加入了手牵手工作室。除了参加工作室组织的讲座，她阅读NGO成员送给她的书籍，她房间的桌上垒着几本书，《女性主义浪潮》、《女工手册》……这也许是她房间唯一有生气的物件。她想有个智能手机，吸收点知识，“比如科学松鼠会，很好玩呢”。

　　聊起开心事，巧娟咯咯地笑，两只手比比划划。这个时候，她仿佛恢复为一个少女。

　　工厂里的男性管理者对年轻女工的性骚扰屡见不鲜，一些管理者会看中女工，但女工几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动。

　　比起工业园许多被迫堕胎的少女，感情生活空白的巧娟还算幸运。

　　工业园的少女们会被派送一些免费“杂志”，里面充斥着“三分钟解决烦恼”、“快速安全，第二天即可上班”等无痛人流广告语……路边的墙上满目皆是招公关小姐、二奶情人的广告。宾馆遍地开花，从24元到150元的价格不等。

　　“都是黄色笑话、色情故事，”巧娟从来不看这些“杂志”，她只读一读前言，“比较有思想，会讲讲梦想。”她同情堕胎的女生：“一个朋友，男孩并不喜欢她，只好一个人去医院，真可怜。”

　　“这里的性自由是被利用的，是虚假的解放。”在潘毅看来，成排的堕胎诊所、宾馆、KTV以及网络上的色情广告，无疑是在刺激少男少女们尽情地释放性欲。但问题在于，“性行为比例上升的同时，避孕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却没有跟上。主流的话语不会提供应有的知识，相反，希望你跟不上，(他们)才能赚钱”。

　　2012年，一份在东莞工厂做的研究指出，有近三成的外来女性曾有过非意愿怀孕人流，当中超过三成有过两次或以上经验。潘毅有类似结论：“堕胎率越来越严重，其中许多是未成年少女，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 17岁的广西女孩吴契珍在深圳打工时堕胎，“刚从农村出来，根本不知道有避孕套”。

　　潘毅了解到，工厂里的男性管理者对年轻女工的性骚扰也屡见不鲜，刚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只能忍气吞声，个别胆子大的会骂回去。一些管理者会看中女工，但大部分只是玩玩而已，女工们几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动。

　　让潘毅更为不安的是，以前的女性遇到堕胎问题，会因为没面子去跳楼。但她刚接触到一个案例，女孩直接把婴儿遗弃在垃圾桶。“这一代年轻女性的价值观紊乱，很容易成为交易场和权力场的消费对象。”

　　巧娟从没想过结婚的事，她不想一辈子做单调无聊的工作。但年轻女工的选择很有限，当她发现报考大专院校要求高中文凭时，尤其沮丧。等到家里的债还得差不多，她决心去报个电脑培训班。这是她能想到的，为未来做的唯一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