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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致淮河支流频现癌症村

作者:王瑞锋   来源:新京报  

  

6月3日,沙颍河上的渡船。本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6月3日,沙颍河上的渡船。本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6月3日,颍上县沙颍河,漂在水面上的死鱼。

6月3日,颍上县沙颍河,漂在水面上的死鱼。

6月4日,安徽颍上县新集镇下湾村。刘永凯站在妻子坟前。

6月4日,安徽颍上县新集镇下湾村。刘永凯站在妻子坟前。

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

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

  淮河水殇 沈丘县一年癌症死亡两千人

 

  沿河区域多癌症村,个别区域癌死亡率高于离河较远区四五倍;研究首次证实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直接关系

  6月25日,《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数字版出版,这是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团队长期研究的成果,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

  过去十多年中,淮河流域内的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多发“癌症村”。更早之前,在粗放追求GDP的年代,淮河及其支流被大小工厂污染。村民们的水井越打越深。不过死亡还在增加。

  污染和癌症高发引起国家重视,沿淮河流域沿河工厂被治理,目前水质已得到改善。专家介绍,尽管如此,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专家亦指出,对水环境的治理应更加强化,以降低污染带给人体健康的风险。

  从西而来的沙颍河,在安徽省颍上县新集镇北部绕了个弯儿,形成一片肥沃的小沙洲。

  沙洲南岸的下湾村,距河百米远。

  2013年6月4日,中午,麦收时节。几台小麦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后,大大小小的土包蓦然浮现,瘤一样穿插在平整的土地上。

  走近一看,全是坟。

  烈日下,下湾村东队队长刘永凯站在麦地里,“这个是张元春,肝癌,那个是王超祥,食道癌……”他抬手指着这个那个的土包。

  刘永凯今年69岁,当过40多年的农村赤脚医生,下湾村每有癌症病人去世,都会请他来敛尸。“癌症病人走的时候很痛苦,比较难看,家属们自己不忍看,就叫我敛尸。”

  刘永凯说,村民平时很少去医院体检,一旦身体有了毛病,到医院一查,基本都是癌症晚期,“活不过三个月。”每年,他起码要去火葬场七八趟。

  十余年来,这个不足1000人的村落,近200名村民被检查出胃癌、肝癌、食道癌、肺癌、乳腺癌等各种癌症,陆续去世。目前三分之一的村民患有肝炎。

  坟群越来越大,越来越长,像新筑的一道堤坝,把下湾村围挡在沙颍河边。

  历时近8年的研究后,对于淮河支流沿岸地区的肿瘤高发,国家疾控中心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初步确定该地区恶性肿瘤高发与水环境污染有一定的关系。”

  变质的河流

  近20年间,清澈的沙颍河变成了黑臭的水。小镇居民打河水饮用的日子远去

  沙颍河南岸的河堤上,一排排高大的杨树耸立。

  6月4日中午,在马路上晒了一上午麦子的刘永凯和村民苑洪亮走向河堤,坐在盛小麦的布袋上,休息纳凉。

  河堤下,静静的沙颍河几乎看不出在流淌。苑洪亮注视着墨绿色的河水,一艘运沙的拖船发出呜呜的声响,从他眼前驶过。

  今年76岁的苑洪亮,曾是沙颍河上的一名老纤夫,以河维生了一辈子。

  上世纪50年代,沙颍河上商船往复,上游的粮食运往蚌埠、南京等地,日用品从下游运到上游。

  彼时,商船是帆船,船主会雇佣一名或几名纤夫拉船。家贫,苑洪亮从15岁开始就当了纤夫。

  商船经常在新集附近停歇,周边村民摆摊卖茶食,久之形成新集镇。沙颍河渐渐成为新集镇人赖以维生的“口粮田”。

  整个小镇的饮用水,也完全取自沙颍河河道。

  苑洪亮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用木桶从河里打水饮用。有钱的富户人家,会划着小船,到河心取水……

  苑洪亮沉浸在回忆里,风吹过河堤,夹带着腥臭的味道。

  “昨天上游来了坏水,味今天还没散。”苑洪亮说。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地方政府重视经济效益,各种制革厂、造纸厂、玻璃厂、化肥厂纷纷出现在沙颍河两岸。大量的污水直排入河。

  “当时全国以经济发展为重点,政府对环保还没有足够重视。”颍上县环保局纪检组长江明(化名)说。1982年,国务院新成立的环境保护局,仍只是建设部的下属机构,而在地方区县,甚至没有专门的环保部门。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近20年间,清澈的沙颍河变成黑臭水。新集镇的各家各户,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打七八米深的压水井。

  源于河南伏牛山区、流经豫皖两地的沙颍河,只是淮河流域最大的一条支流。淮河受污染的支流,远不止沙颍河,奎濉河、涡河等其他区域,同样被污水侵蚀。

  90年代,沙颍河的上游,河南沈丘县石槽乡孙营村的李志军看到,散发恶臭的黑水甚至熏死了两岸的草木。而不出半个月,这些劣五类黑臭水就会流到下游刘永凯所在的下湾村。

  迟到的治污

  下游居民饮用经处理的淮河水后,恶心、腹泻,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54天,导致百万民众饮水告急

  1990年,刘永凯50岁的二弟被诊断出肝癌,没过多久便死去。癌症对于村民是个新事物,村民碰到刘永凯的家人,远远地躲着走,认为癌症会传染。

  此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发病死亡,下湾村开始恐慌,也逐渐怀疑与饮用沙颍河水有关。

  刘永凯从压水井里取的水,呈现五颜六色,一开始是蓝色,澄清一个小时,变成黄色。

  而在安徽宿州埇桥区的杨庄乡伊桥村,源于江苏徐州的奎河流经这里,村民郭良心取井水洗土豆和藕,水很快会变成蓝色。

  但对于村民来说,“不吃这样的水,哪有水吃呢?”

  作为生产队长,刘永凯号召村民,试图改善饮水。

  下湾村民多次找颍上县反映问题,未果。刘永凯从沙颍河里灌了两瓶水,带到阜阳市卫生局求检测,卫生局不给检。村民凑了1000多元,让刘永凯疏通关系,他最终从卫生局拿到一份检测报告,“内容很简单,就说沙颍河水质污染很严重”。

  拿到报告后,刘永凯回到颍上,给县里施压,“市里都出报告了,县里能不重视?”不过,还是不了了之。

  1994年7月,淮河发生了重大水污染事件。

  淮河上游因突降暴雨而开闸泄洪,积蓄的2亿立方水被放掉。但这些积蓄水的水质低劣,所经之处,河面上泡沫密布,鱼虾死亡殆尽。

  下游居民饮用了经自来水厂处理过的淮河水后,出现恶心、腹泻、呕吐等症状,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54天,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

  这一事件引起中央高层重视。1996年,国务院发布《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要求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确保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的目标。”

  正是这一时期,各地区县的环保办公室从隶属的城建局脱离,组成环保局。颍上县环保局纪检组长江明说,1997年颍上县环保局成立时,只有五个人,“一件像样的检测设备都没有,COD(水质的化学需氧量)都测不了。”

  集中暴发

  “癌症村”频现。2005年,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对淮河流域污染严重的县区进行研究

  2001年,刘永凯50岁的妻子也查出肝癌。

  晚期肝腹水严重,妻子肚子肿胀如钟,刘永凯用吊瓶注射器做了个“排水器”,每周,他都将针头插破妻子的肚皮,腹水随着导管排出体外。

  不到半年,妻子离世。

  回忆这样的情形,刘永凯面色有些凄然。

  这个时期,政府正在大幅关闭沿河污染企业。

  在河南沈丘,一些企业被贴封条后,晚上仍偷偷开工生产,“断水断电都不好使,企业主都有本事自己供水发电。”沈丘环保监测站站长曹劲松说,为了能够彻底关闭污染企业,并宣誓决心,“县武装部给我们配备了工兵,直接用炸药炸厂。”

  作为奎河发源地,屡受下游宿州指责的徐州,那个时期要关闭沿河分布的120余家污染企业。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徐州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黄利民说,当年的整个行动是摧枯拉朽式的,对于不达标的工厂立即封厂捣毁,手续齐备的企业实施搬迁。

  当年,徐州环保局成了最热闹的地方,企业老板经常带着工人冲击环保局长办公室,“最凶的几个月,局长办公室门口配备了荷枪实弹的武警。”黄利民说。

  与此同时,淮河流域,癌症也集中暴发。

  2004年,关于淮河流域“癌症村”的报道屡见报端,引起中央领导关注。国务院和卫生部指示,“对淮河流域肿瘤高发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究。”

  同一年10月,国务院召开治淮现场会,认为淮河流域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沿淮四省立下军令状,2010年前完成治理目标。

  那个时期,还缺乏系统科学的数据分析,媒体报道只能是暗指“癌症村”与水污染有潜在关系。地方政府则否认环境污染导致癌症。

  即便如今,颍上县卫生局副局长白祥成仍然认为,癌症高发是否与水质污染有直接关系,目前尚无定论,“就好比吃辣椒炒肉,你吃没事,我吃了可能就得病,说不清楚。”

  2005年起,中国疾控中心调研团队开始对淮河流域污染与肿瘤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使用污染水的地区,与距离河流较远的地区对照,试图探明水污染与癌症高发的关系。至今已经建立了14个县区的监测地区。

  当国家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抵达宿州埇桥区杨庄乡程庄村时,淮河流域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起码国家重视,能喝上干净的水了。”程庄村的村支书席玉柱说。

  颍上县未列入14个被研究的区县之列。下湾村的村民,仍在苦寻净水。

  “还需十年”

  地表水质已有所改善,不过,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说,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

  2005年9月,颍上县县长到沙颍河视察。车队经过下湾村时,刘永凯突然跪在车队前。县长问,“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刘永凯说,“我们村死人死得太多,我太伤心了,求你想想办法,给我们打口深井吧。”县长说,争取让村民吃上干净水。

  当下湾村民满怀期盼之际,这名县长被调走了。

  这一年,国家启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着手解决农村人口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和血吸虫病区、微生物超标等水质不达标的问题。

  2008年前后,在距离下湾村两公里远的地方,一口深200米的机井终于打成。

  下湾村民以为盼来了活路。不过癌症还在继续。

  2008和2012年,刘永凯的儿媳与母亲分别患乳腺癌去世。

  厄运也降临到苑洪亮头上,2013年初,他被检出患有食道癌。

  国家疾控中心对沈丘研究区的5万人跟踪3年调查发现,2005年与1973年对比,排除人口老化因素后,男性和女性肺癌死亡率分别上升了14倍和20倍,肝癌死亡率上升了5.23倍和4.80倍。在其他地区胃癌和食道癌死亡率普遍下降的背景下,沈丘的这两类肿瘤的上升却非常突出。

  “这是首次证实了癌症高发与水污染的直接关系。”6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企业排放的污水进入河道,污水中的汞、铅、镉等各种化学元素长期渗入地下,“尽管这些年淮河流域的地表水质有所改善,但癌症发病率的正常回归,起码还需10年。”

  “200米的井打好了,水也喝上了。可还是死人,我们怎么办呢?”下湾村的村民曾以为深井水是洁净的,但村子里40岁以上的人,普遍出现血稠症状。

  治水与生活

  尽管众多排污企业已关闭,水质有所改善,但当年粗放发展的遗祸仍在

  今年6月7日,安徽宿州埇桥区杨庄乡程庄村,谈到癌症,村支书席玉柱显得失望。他说,现在水是比十年前好多了,但癌症还在蔓延。

  杨庄乡紧邻奎河,是宿州远近闻名的“癌症乡”。当地传闻,多年前,杨庄乡产的水稻,无人敢买。

  2010年,国家疾控中心编著的《淮河流域重点地区死因监测分析结果汇编》显示,这一年,宿州埇桥区恶性肿瘤死亡人数2150人,沈丘死亡1724人。“比全国恶性肿瘤平均死亡率高1倍,与同区域的对照区相比,甚至高达四五倍。”杨功焕说。

  为了维持淮河流域水质,对于未来,相关各省均制定了严苛的“治水”计划。

  徐州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黄利民说,按照规划,奎河地表水在“十二五”期间COD含量必须达到小于等于40(毫克/升),奎河要承受徐州城区25万吨的生活污水,这些污水经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被排放,但根据《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生活污水一级排放标准COD小于等于50即可,“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

  徐州市修了人工渠,将黄河古道的水引入奎河,“必要时候冲刷一下,水质就达标了。”

  这种矛盾同样出现在河南沈丘段的沙颍河。

  沈丘环保监测站站长曹劲松说,由于周围没有适合的水质引入沙颍河,“我们只能祈求多下雨。”

  与20年前相比,尽管众多排污企业已关闭,淮河流域地表水质从劣五类改善为五类、四类水,但当年粗放经济发展模式遗祸仍在。

  6月3日,颍上县新集镇,65岁的李良波撩起上衣,一排排肋骨凸显,腹部的疤痕很是显眼,“食道切了一部分,我还能多活几年。”

  他2011年查出食道癌,他手术完的第二天,67岁的哥哥李良如,因食道癌被推进手术室。

  李良波劝苑洪亮赶紧做食道切除手术。思前想后,2013年初,苑洪亮上了手术台,突然又告诉医生不做了。“做了也是死,还花那么多钱。”

  “幸亏没做手术,有的做了接着就死,你还能多活几年。”刘永凯安慰苑洪亮。

  十年间,刘永凯送走的乡亲,不止100人,如今他也患上了严重的胃病,“送的死人多了,心也硬了,自己得啥算啥吧。”

  沙颍河上游,距离下湾村不足200公里的河南沈丘石槽乡孙营村,48岁的李志军年初查出肝癌。

  6月10日中午,吃药的时间,李志军用胳膊肘撑住床板,试图坐起来。试了几次,都失败了。肝腹水让他的肚子肿胀如鼓。

  门外晒麦子的妻子马桂梅跑进来,把他扶起。

  桌子上,一瓶消炎药,还有瓶护肝片,12元买的。

  一个多月前,李家的自来水管坏了。水杯里,仍是吃了一辈子的沙颍河水。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安徽、江苏、河南报道

  (新京报记者魏铭言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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