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以劳动社会主义消除集权官僚制与官僚资本
中国，不仅是一个地域，更是在这个地域上生活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总体，是一个历史，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和演化。中国革命，就是生活着的中国人在矛盾斗争中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能力、意识和社会关系的过程。其动因和动力，是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及其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和努力。中国革命开始于20世纪，它从属于世界性的劳动社会主义运动，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人类历史上最沉重、最深刻，从而也最曲折的革命。
1集权官僚制：中国社会特殊的本质规定
“中国”作为一个概念，是自1840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才逐步明确的。此前，虽也有“中国”一词，但其含义并不是一个国家，周朝最早就有“中国”之称，指京师，即周王朝所在地；后有指国中、内地，以及汉族地区等义。以“中国”标志一个国家，是从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才开始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我们说“中国历史”时，是以现代意义的中国为界定，来探讨现代中国范围内已有的人生及其社会关系总体的演变过程，目的是探寻现在活着的中国人的人生及其社会关系的总体矛盾。
受“欧洲中心论”影响，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曾按“五大历史阶段”论，将秦汉至清的社会性质界定为“封建制度”，以此与欧洲同期(只是大致同期，欧洲的封建领主制从5世纪开始，晚于秦立国七个世纪)。这样，当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确定革命对象时，就把反对封建制度(主义)作为主要内容。然而，当我们切实研究中国历史时，却发现：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中国，并不存在封建社会作为主要矛盾的领主与农奴，而是以官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为主要矛盾。对此，某些善于文字游戏的中国文人，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欧洲的历史是“典型”，是一般，中国的历史是“畸形”，是特殊。以“畸形”来说明中国两千余年的社会制度和性质，不仅逻辑上能自圆其说，而且对现实中国的落后也可以充分地注释。
以欧洲为中心规定人类历史的一般性及其阶段，本身就有明显的缺陷。人类历史的一般性是各民族、国家历史的概括，而非某一地域某一民族几个国家的历史直接就是一般。在历史的进程中，先进与落后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是交替出现的，不能以某地某国现在的先进否认其曾有过的落后，更不能说现在先进国家的历史就是一般，就是“典型”。
从“欧洲中心论”规定历史一般性的阶段，并以这种一般规定来演绎中国历史，分析中国的现实，势必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说在“救亡”为主要任务时，以“批判和推翻封建统治”为口号，尚无明显妨碍，因为人们是将“封建统治”等同于绝对的坏，必须清除的恶，虽然概念不准确，但革命的对象还是明确的，即当政的统治者。但当夺取政权并着手新制度建设时，仍沿用这不准确的概念规定，就很容易出现失误，特别是不能认识旧统治势力的残存与其特点，从而也就不能以相应的路线和策略克制它、消除它。
为此，我们以根据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做出的对人类历史阶段性的一般规定为前提，再来探讨中国历史的性质，规定中国革命对象。
如前所述(第一章)，中国在历史上曾是相当先进的国家，因此，率先(三千余年前)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农奴制，又在两千多年前进入集权官僚制。而直到公元5世纪，欧洲才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农奴制。
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是集权官僚制社会，从政治而论，其主要特征就在集权和委官。所集之权，首先是政治权利，进而是土地所有权。以暴力夺取政权，由政权而控制土地所有权。所谓“打天下，坐江山”。政治权利是以各级行政机构组成金字塔形的官僚系统操纵并行使的。各级官员由以皇帝名义的中央政府委派，官职不得世袭，而是采取荐举、科举、军功等方式遴选。各级官吏在遵循中央政府的统一号令下，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思想、价值观、能力来处理政务。民众被罩在这庞大而严密的官僚系统之中，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只有无条件服从政治统治的义务。以政治的集权来保证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属于以皇帝为名义的国家，即整个官僚地主阶级，任何一个官僚地主都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只拥有对皇帝以禄田、勋田名义配给，以及用掠夺、购买等方式兼并的土地占有权。此外，国家还以“均配土田”的方式，不定期地将非官僚地主占有的土地，按丁口(有时还包括耕牛)分配给农民，这样，就形成一个拥有少量土地占有权的“自耕农”阶级。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则以相当的剩余产品向官僚地主租其占有土地的使用权。
国家依据其对土地的所有权，向由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拥有者征税。税是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也是财政的主要来源。个体官僚地主除特殊情况，也要交土地占有税，这主要来自其收取的地租中的一部分。
以税收维系的集权官僚制，聚合了官僚地主阶级，并保证了其个体利益。而制度对官僚腐败的纵容和节制，又是其统治的特色。
集权官僚制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条件下最为先进的制度。其先进性不仅表现在对统治阶级从利益到意识的聚合，以及其内在的系统性上，更表现在它对劳动者的态度和统治方式上。
在一小块归自己占有或使用(租来的)的土地上，具有相对人身自由（他们的人身权名义上属于皇帝，而不属于任何领主）的农民，进行着自给自足的生产，这无疑要比封建领主制下的农奴更有生产的积极性，并有助于提高素质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农民不仅有生产经营的相对独立性，而且产品除交税、租之外，归自家消费，因此，生产的积极性也高，素质技能也得以提高——在手工劳动条件下，中国农民的技能是第一流的。但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又是保守的、局限的，在没有外来的工业技术发明的情况下，中国农民并未从自己的劳动方式中产生工业技术的。他们在世代传续的生产方式中，一代一代地繁衍着，在为官僚地主阶级提供剩余产品的同时，也保持着刚够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生活方式。
个体农民需要集权官僚制对其生产和生活的保护，使其免受外来侵扰，而个体的小农经济，又为集权官僚制的统治提供了经济条件。
集权官僚制是中国先进的农业文明的体现，也是保持中国农业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制度。与中国相比，欧洲直到公元五世纪才进入封建领主制，而此时中国已废除这个制度七八个世纪了。当十三四世纪欧洲各国的君主和先进思想家效仿中国的集权官僚制时，却因其所倚重的商业资本在重商主义导引下转化为工业资本而进入资本雇佣劳动制。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延续了两千余年已经保守、腐朽、反动的集权官僚制及官僚统治在现代的变种——官僚资本。
2官僚资本——官僚统治在现代的变种
集权官僚制促成并维系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国度的先进农业文明，大一统的官僚统治与分散的小农经济精妙地结合，使两千多年的中国成为一个大戏台，多少英雄豪杰，多少文官武将，多少才俊贤达，粉墨登场，演出了连环套的拿手戏!这些戏被汉字神奇地记载、流传，至今仍有那么一批人在赞叹不已!
然而，古中国的先进不仅是因为自己先进，更因为别国落后的比照。今天已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某些“文艺家”、“历史学家”所热炒热卖的“康乾盛世”，不过是汉人臣服于满洲人的暴力，满洲人中的“先进”者明白了“以汉制汉”的绝招，在空前的文字狱和科举纳士的政策下，所导致的集权官僚制的回光返照!随之而来的，就是它在外来资本势力冲击下的溃败。
集权官僚制中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僚地主阶级，并未因外来资本的冲击而灭亡，这个经悠久统治历史形成深厚统治意识的阶级，面对新形势，找到了其虽不情愿，但又实用的自保之路——官僚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官僚地主阶级也由此而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对外投靠强大的资本财团，对内残酷镇压变革势力。
如今被某些人宣传为“中国现代化开山者”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是这个主义的首倡者，也是中国官僚资本第一阶段的代表。他们以“洋务派”为名，做出“开明”形象，试图通过学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而强大自己的势力，争取并巩固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并以“官办”、“官督商办”方式建立了一批工业企业，以为维护集权官僚制的经济依据。第二阶段以袁世凯及其余党北洋军阀为代表，其趁“辛亥革命”之机窃取政权，恃仗军力，独霸一方，为了增加实力，不仅以官办形式投资经营企业，还由官僚私人办企业，对外国资本的依附性和买办性更为明显。第三阶段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依美国大垄断财团为靠山，达成短期形式上的“统一”，利用政权，发展官办及私办企业，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此为官僚资本的全盛期。
官僚资本统治，对内专制，对外卖国，致使国弱民贫。但劳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潮也随外国资本的入侵而涌入中国，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推翻蒋介石集团统治，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权。历经半个多世纪，在曲折中生发起强大的劳动社会主义势力，并处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旧的官僚资本势力并未彻底消失，依然以各种形式存在，作为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制约着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夺取政权后的中国革命，其对象依然是这股官僚资本势力。
官僚资本形成的历史根据，就是纵横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官僚资产阶级作为官僚资本的“人格化”存在，是官僚地主阶级在现代的转型。外部条件，或曰诱因，则是外国资本的入侵，它不仅对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造成威胁，也使其经济基础受到动摇。与之相应，农民的反抗进一步加剧了危机。这迫使官僚地主阶级改变其存在方式，一旦转变完成，利用政权垄断资本带来的利益远比固守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利益大得多，于是就按官僚资本的逻辑演化下去，即通过强化专制来操纵国计民生，由此来继续其统治。
官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全面承继了官僚地主阶级的专制，依然不给民众任何政治权利，为了欺骗舆论——主要是向外国人表示其“开明”，也会雇佣一批文人写些“民主”、“民权”之类言词，并在无关紧要的环节做些“选举”、“征求民意”的花样，但在关键处都要紧密控制。其典型，就是1947年的“大选”，蒋介石光荣地当选为“总统”。
官僚资产阶级与官僚地主阶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它不再把目光主要盯在土地和收取租税——当然对此并不放过，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资本化的工业和商业、金融业上，这些行业可以使其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以政治专制保证其垄断地位，排挤、压制私人资本，并通过为外国资本财团充当买办，以政治权力为之推销商品，出卖主权和资源，捞取大笔“回扣”。官僚资本主导的经济，是道地的“汉奸经济”，官僚资产阶级也是不折不扣的“经济汉奸”。他们攫取的物质财富，在短期内就迅速膨胀，几乎全国的剩余劳动产品都集中于其手。而这些财富，又成为其巩固政治专制的经济基础。
中国官僚资本的来源，或曰“原始积累”，与西方自由资本有质的区别。西方自由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重商主义政策所促成的商人资本和开明贵族财产的资本化。这个过程，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进步。商人的资本在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时候，已在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得以成熟，并要求掌握政治权利。开明贵族之“开明”，不仅在于将其财产资本化，更在于认可了自由竞争的原则，并协同商人资本家一起推进政治变革。商人资本和开明贵族是西方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主导者。而中国的官僚资本，其来源主要是其垄断的政治权利，官僚们之所以要以政治权利占有财富，并投资于工、商、金融业，并不是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是要维护集权官僚制，以攫取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来支撑其政治统治。因此，他们不可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要求民主，倡导自由，而是强化专制。他们是中国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主要反对者，也是历史进步的主要障碍。对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来说，政治权利是其固有的，也是拼命要维持的，并要传之于子孙万代的——官僚资本甚至比旧式地主的土地占有权更有利于传续于后代。
官僚资本的存在方式，一是官僚个人所有的资本，由其本人或亲属、亲信经营；二是官僚资产阶级以其政权所有的资本，表面上，它带着“国有”、“公产”的形式，但除其资金来自国家财政外，其剩余价值的收益权，资本的支配权，都属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独裁者，并用于维护其专制统治和骄奢淫逸的消费。这两种形式虽有一定区别，但有时界限并不清楚。官僚个人，特别是那些独裁者，往往可以通过简单的手续，就将“国有”的“公产”，划归其“私产”，或指派其子女、亲属、亲信掌握“国有”、“官办”企业，任意调用其资产。更为突出的，就是利用其控制财政、金融、社会保障的权力，大量侵吞“国产”“公产”。
官僚资本是在工业文明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经济关系，它的主体并不是资本所有者，而是官僚，但官僚又拥有资本，更掌握着以国家名义存在的资本的支配权。官僚资本制度下，雇佣劳动者并没有公民权和明确的劳动力所有权，也没有由此派生的民主权。既不能平等地与劳动力使用权的购买者交换，也不能组织自己的工会和政党，在政治上争取其权利和利益。因此，他们很少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的积极性。与之相应，官僚资产阶级充当买办和剥夺劳动者所得到的巨额财富，也主要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在肆意挥霍的同时，用于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利。资本官僚化，从而阻抑经济的发展。而其政治专制，往往更为严厉，镇压民众的手段，也更加充分地利用“工业化”来武装——这是官僚资本统治下工业化的主要表现。
3官文化与官僚资本主义
官文化是集权官僚制的建构和运行原则，是官僚地主阶级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控制社会、统治民众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作为其基本理论的儒家道统，以天命论为哲学前提，并由此而论证以皇帝——“天子”——为代表的集权官僚制的绝对合理性；以中庸之道为方法论原则，“执两端用中于民”，即用“中”、“正”之道来统治民众、管理社会，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以“仁”（孔丘）和“理”（朱熹）分别为创始与全盛阶段的核心范畴，围绕这两个核心有一系列的主体范畴和辅助范畴，全面系统地论证了集权官僚制的合理性和规范。儒家道统表现出充分的入世观和实用性，强调其所提倡并指导的政治是“仁政”、“德政”，并坚持“德刑相配”。
在儒家道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官文化，是官与儒统一的。官为儒体，儒为官魂，或者说集权官僚制是儒家道统的本体，儒家道统是集权官僚制的精神；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征，内圣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个层次构成，即如何掌握儒家道统的精神，外王由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层次构成，是儒家的功用所在，事君而行“德政”；强调人治与“德刑相配”，两手统治，相辅相成，人治又名“德治”，但却以集合起来的国家暴力为基础；人治的对象是人，治人者也是人，人如何治人，除治人者要持暴力外，就是要使被治者在知识上处于弱势，为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条圣训通行两千余年，并创造出丰富而高超的愚民之术，其要点为惑、禁、隔、阻、压，与牧羊无异。
官文化不仅是治民的，也是约束官的，为此，尊卑上下的等级观念必不可少，官本位成了官文化的重要环节，也是“内圣”的要素；由官本位而生“官至尚”，这是官的价值观，官是优于、高于民的，是特殊的种群，而在官内部，又要依官位而分高矮；官财一体，“千里做官只为财”，不论官本位，还是官至尚，都要归于这个“财”字，由制度规定官的丰厚物质财富，并纵容他们以各种方式从民间敛财，以此保证官僚对制度的忠诚；官不能世袭，这是集权官僚制比封建领主制的大进步，为此，就要制定一套选官制度，从荐举到科举，其核心都是选择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德”即对制度的忠诚，“才”则是维护制度的能力，“学而优则仕”，教育的主旨即在于此；做官，只有“学”还是不够的，必须去“求”，去钻营，去逢迎；而当了官，又要会“为”官，处理好上下左右各种关系，这不仅可“为”，又可“升”官了。
以官本位和官至尚主导的官文化，内在的机制就在于求官和升官，除了皇帝，所有官都有上级，都要根据上级的标准——德和才来要求自己，并在官场这个污浊却有序的大“酱缸”中受各种约制。因此，虽然官在民面前有无限威风，但在官场中却不得自由，他们都是集权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件，并绝对地遵从官文化，实现官文化，推广官文化。
官文化所指导的集权官僚制，在统治民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出现了无数次“官逼民反”，但至多不过改朝换代，集权官僚制依然。少数成功了的农民起义，不过是使起义领袖当皇帝做官，而大多数农民还是农民。
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在官文化聚合下的官僚联合起来，构建集权官僚制，并在分化、隔离、镇压民众的过程中缓慢地演进着。
随着集权官僚制转化为官僚资本制，其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官文化，转变为官僚资本主义。在坚持集权官僚制，保持官本位、官至尚，以及愚民政策等方面，官僚资本主义与官文化并无差别，从这个意义上，它就是现代官文化。但它毕竟又有了资本的成分，为此，不再坚持重农抑商政策，而是采取鼓励商业和工业的政策，但这种鼓励只是形式上的，或者说是做出样子表示出其“开明”的。实际做法，却是千方百计排挤和压制私人自由资本，所推行的政策实则都是有利于官僚资本及其后台国际垄断资本的。因此，官僚资本主义是反动的，是官文化的存续，它固守着官文化的理论基础——儒家道统，坚持其方法论和全部统治术，并根据新的社会条件有所充实、发展。从理论性质而言，官僚资本主义并不从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而且是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也正因此，它的倡导者和坚守者才会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坚决地打压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虽然他们也从自由资本主义那里抄来几句时髦的新词儿，如“民主”、“民权”、“法制”之类，但这不过是“用”以表示其“开明”，其反人民、反社会变革的本性依然如故。
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官文化的现代变种，在今天依然严重存在，它是支撑行政集权体制的意识形态，不仅体现于少数官员的观念中，也弥散于民众的意识中，由此而成为阻抑民主，对抗劳动社会主义，甚至曲解社会主义的重要文化因素，是中国自由文化的主要对立面。
官僚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势力的意识形态和集中观念，它也表现为一种运动——反对社会进步的运动，这是一场破坏刚刚建立尚不成熟的公有制和民主制，形成一股强化专制，镇压民主，掠夺公有资财的社会运动。这是中国最大的危害，如果不予以抵制和斗争，任由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泛滥，其主导的运动势力将不断强大，而且在投靠国际大垄断财团，并在其指挥下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为此，它仍是今天乃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4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占主导和统治地位
在1991年出版的《历史的经济大思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百题》中，我提出“空想的资本主义”这一命题。显然，这个命题是针对近现代中国的。12年来，中国经济的演变似乎证明这个命题是错误的，一些朋友很惋惜地说：私有经济大发展了，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是现实，不再是空想。但我仍然坚持这个命题，不过要做一些说明。当时提出这一命题时，亦非说私有经济，特别是私有资本企业不能存在，而是说自由的私有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占主导和统治地位。“空想”是说一些人所指望的像欧美那样，由自由资本主义主导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文化。
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阐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个人占有物质财富的量是其权利的体现，也是其享受的根据；每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是无限的，但其产品的品种却是单一或有限的，为此就要与他人产品进行交换；交换就要计算价值，产品价值由劳动，进而由资本和土地决定；交换是按等价原则进行的，交换者是平等的、自由的，他们的权利由其价值来衡量；为了增进个人占有的财富量，应容许自由竞争，即在平等的形式上进行不平等的交换和生产，只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资本、土地，并有效地运用它们，就可以占有更多的财富；个人所占有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由法律予以保证。
自由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初级阶段，其要点在于：人类是自然的产物，其自然权利是平等的；人类生存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增长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每个人都想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源，为此，必须展开竞争，社会要以法律来保证个人所有权和竞争的结果，使强者占有更多资源，处有利地位，并为弱点提供榜样和指导。由此，人类就可以保持经常性的活力，而自由竞争又会生出一种制约人际关系的机制，即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由它来调整人际关系、配置资源。
在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笔下，人是自私自利的“灵长类动物”，自由竞争的原则也就是丛林中动物生存的自然规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强者和胜者，虽然真正的胜者只有少数，但必须激发所有人都以成为胜者为目标，由此来保证社会的活力。
这种从商人到产业资本家的意识所集中体现的自由资本主义，是对封建领主制和君主专制的否定，它的进步意义是相当明显的。因此，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它，宣扬它，并力求在中国实现它，都是有其道理的。中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主要传播者是胡适，他从“五四”前开始的宣传一直影响了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一批新人取代了胡适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胡适反对的，主要还是旧的集权官僚制，新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则是有严重缺陷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之下，以胡适为代表的旧自由资本主义者的进步性更为明显，新的自由资本主义者则在揭露初级公有制弊端的时候，连同公有制和劳动社会主义一起批判，主张不具备条件的自由资本主义。
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都犯了一个共同错误：不明确中国社会的性质，未能深入揭示中国的特殊矛盾，只是用欧美自由资本主义者批判封建领主制和君主专制的言论来论述中国，并把欧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作为中国的目标。
也正因此，他们将一个在西方通行的现实的主义，在中国变成了空想和空谈。他们中不乏一些热情而真诚的言论，却至多只为切实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些启发。
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空想性，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一、中国的商人资本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势力相当弱小。两千余年严重而严密的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它只能作为小农经济的补充，没有、也不可能将其微小的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当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宣扬其理想时，忽视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与欧洲的近代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二、集权官僚制的系统与严重，是自由资本主义不可逾越的障碍。官僚地主阶级除了抑商政策外，还以各种方式盘剥商人资本。由于总体上的抑商政策和官文化的制约，商人社会地位极低，政府又以各种方式限制其经营，为了生存，商人及私营企业主不得不以行贿等方式拉拢政府官员，各级官员也通过索贿、权力入股等方式占有商人和私营企业利润，严重影响到其积累和发展。
三、官僚地主阶级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其官僚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反对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原则的，它不容许民众有与其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而官僚资本从一开始就居垄断地位，利用政治权力来独占资源，并为其经营提供各种便利。弱小的商人资本无力与之竞争。也正因此，中国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劳动力使用权出卖者的雇佣劳动者阶级。
四、国际上的垄断资本财团以其帝国主义政策和战略，严格限制中国自由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只容许其充当在中国压榨廉价劳动力和掠夺资源的“小伙计”，绝不容许其拥有核心技术和与大财团竞争的实力。强大的外国资本和商品涌入中国，并在官僚统治者那里得到各种优惠和特权，致使中国的自由资本不可与之进行平等的竞争。
五、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严重制约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即使是一些达到一定规模的私人资本，也会受此制约而在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能向现代大企业演进。
六、劳动社会主义势力的形成与其在经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必然地限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劳动社会主义势力会与自由资本主义势力结成一定的联盟，但劳动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不限制自由资本主义。
以上这些因素，都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所忽略或不愿意承认的，他们反复强调其主义的重要，也批判“封建主义”，但由于其在中国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并受到其未能批判的集权官僚主义——官文化的严重压抑，他们所希望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20世纪乃至以后中国经济的主流，私人资本也会有所发展，但只能在作为经济主流的官僚资本主义或劳动社会主义的许可下，作为主流经济的补充。虽然自由资本主义者还会继续他们的宣传，但他们只有在与劳动社会主义者联合，批判集权官僚资本主义、改造小农经济中才有其历史价值。
5以劳动社会主义凝聚民众大联合
20世纪初，中国的衰败激起先进知识分子变革救亡的志向，其奋斗牺牲，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却因急于求成，而片面模仿西方。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真理只在西方人那里，要振兴中华，就要向西方寻求真理，按西方的真理来行事。先是孙文等人模仿欧洲资本主义变革，虽然在民族矛盾层面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未变革集权官僚制。后受苏联人操纵的一些共产党人，又试图进行俄式革命，也未成功。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和路线，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才得以夺取政权，并实行了初级的公有制，展开了工业化。
毛泽东的理念和路线，哲学基础就是他关于矛盾的辩证法：内外因的区别，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界定，由此规定了中国的主体和革命的主体，确定了主要任务和斗争的方式。而毛泽东路线之思想基础，就在于他青年时代确立的“民众的大联合”，即以联合起来的民众之力，推翻联合着的旧统治势力。
“民众的大联合”，是青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最初，也是最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形成，无疑受到马克思及欧洲进步思想(包括无政府主义)的启发，但更多的是源自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他指出：贵族资本家人数很少，但为什么能统治、剥削人数多的民众呢?其根据有三，一是知识，二是金钱，三是武力，并通过联合形成势力，而民众则分散孤立。以少数人联合的力量，分别对付多数人孤立的力量，无疑是处于优势。社会的变革，就是要使民众知道联合的力量，这样，他们就会变劣势为优势。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时的毛泽东，还不主张实行马克思的激烈的暴力革命，而是主张采纳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不过，随着革命的展开，他的这种主张也在改变，但他“民众的大联合”的思路，却更为充实和完善。
中国集权官僚制中的统治者，很早就清楚统治之要旨在于以“利、禄、德”联合少数精英，而对民众则“分而治之”。这是孔丘所创官文化的基本点。儒家道统的仁、礼、忠、义等，都是强调少数处于统治地位的人要有机地联合，而官僚地主阶级之所以能维系其两千余年的统治，关键就在这里。正是由一套系统的官文化所凝聚的官僚地主们的联合，才使他们形成了一个阶级。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主要是农民，则被囿于分散孤立的“家”中，以小农意识的自私自利和安分守己来消极地对待统治与剥削，虽然也有因不堪贫困而聚众反抗，但终因没有一个本阶级的主义，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反抗，或被镇压，或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民众仍然生活于分散的小农经济之中。
民众的大联合，核心就在于主义，即概括其利益和意识，并导引他们改变现有社会地位，增进权利，实现人格的主导观念。这就是劳动社会主义。
中国的革命是在俄国革命所奉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导引下展开的。马克思、列宁对劳动社会主义的思想，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传播，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中，得以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的同时，呼唤并凝聚了民众的大联合，由此形成革命势力，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沉重、最伟大，也是最为曲折、长期的革命。
中国革命不同于近代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马克思所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劳动社会主义导引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推翻集权官僚制的社会变革。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的，由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主义、主体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而成。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它延续了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这是欧洲所没有的，虽然其在君主专制的短暂时期（十三、四世纪至十八世纪）在努力以此制度取代封建领主制，但尚未真正确立系统的集权官僚制，就因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告终。资产阶级革命所推翻的，是与封建领主制残余并存的初级集权官僚制。马克思所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是针对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中国并未实行这一制度，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必须由中国革命的领袖针对本国的特殊性进行规定，不能照抄西方人的现成结论。
毛泽东以他的辩证思维，将中国革命界定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相当重要，不仅将中国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统一起来，更在于以劳动社会主义为主导。
而革命的对象，虽然受当时社会科学水平的局限，仍使用“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等词句，但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并把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为“三座大山”，视为革命的对象。
革命的主体或主力，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这二者在中国力量都很弱小，而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但因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又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主张“工农联盟”，实行包括自由资本家在内的“统一阵线”。
这样，就在夺取政权之前，从理论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任务和主体力量。革命的过程，就是不断强化“民众的大联合”，壮大革命势力，并充分地利用国际和国内反动势力间的矛盾，展开有效的斗争，逐步扩大胜利、以至夺取政权。
对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历来有人从各种教条主义出发，否认其社会主义性质，对此，有必要进行论证。
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就是劳动社会主义，即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教条主义者往往是以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语录，论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这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度或许有其道理，但在中国则没有基础。按教条主义者的逻辑，只有等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成熟为足以变革社会的势力，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国的自由资本又在集权专制和外来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压制下，不可能发展。没有发达的自由资本，不仅不能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也不能形成强大的工人阶级。如此下来，中国革命只能在等待中自行消亡。
然而，历史并不是按教条主义的逻辑演进的。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不能容忍外来资本的掠夺和欺凌，不能容忍集权官僚制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而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就必须推翻已沦为其买办的官僚资本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动员广大的农民参加革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运动避免旧有的起义成为改朝换代工具的结局，在夺取政权以后，不仅变革社会，也变革自己的阶级存在，摆脱小生产的束缚，步入工业文明。因此，中国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为了这种革命，即变革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社会地位，提高权利和素质，又必须对集权官僚制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因反动统治的残酷，又显得相当艰难。
6以武装的革命推翻武装的反革命
20世纪末，一股不大不小的思潮，名曰“告别革命”，在中国文坛浸流着。其中几个头面人物，自诩清高，实际上是以特有的功能，闻到了某权贵者的气息，以否定革命来为旧势力的卷土重来，制造舆论。“告别革命”论的矛头，直指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按他们的逻辑，中国惟一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为此，稳定和秩序是最重要的条件。清朝的“康乾盛世”就是典范。但可惜，未能开放国门，跟上世界性市场经济大潮，使得英国人不得不远渡重洋，帮助我们“改革开放”。但中国的“流氓无产者”处处与正统的中央政府捣蛋：先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再是“义和团”，接下来是孙文革命，尤其可恶的，就是毛泽东的革命。这是一场干扰破坏经济建设的动乱，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市场经济，因它而误了一个世纪!必须告别革命，批判革命，中国才能富裕。
这股思潮，貌似清流，实则浊水，浊就浊在以一己眼前私利，忽视历史大潮，不顾中国社会之矛盾性质来谈论历史，评价历史。
人类已有的历史，在阶段性转变的过程中，都是以革命来完成的，而已有的革命，又都是以暴力的武装斗争来反抗暴力的武装反革命。
任何革命者，包括“告别革命”论者所攻击的罗伯斯庇尔、列宁等人，都并非天生的暴徒，他们之所以主张武装革命，原因就在于武装的反革命。
毛泽东在青年时，也是非暴力论者，在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还很倾向克鲁泡特金的“温和”路线。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地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较马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期。毛泽东从一介书生到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家，并通过最多也最激烈的战争而夺取政权，不在于他及其领导的革命势力天生就喜爱暴力，而在于统治者以暴力来镇压革命。毛泽东对“温和”派的推崇，因蒋介石集团“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镇压，而不得不转向他开始并不喜欢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马克思“激烈”路线。
那些当权的“正统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和地位，对于胆敢造反的民众，历来都是手硬得很。虽说也会采取一些口头上的“怀柔”政策，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如果反抗者真的被欺骗或被唬住，他们也乐得就此罢手。但若唬不住，还要“闹事”、“动乱”，乃至“暴乱”，那么，统治者就可以任意使用其掌握的武装，镇压民众运动。
这是几千年通行的“铁律”。阶级统治就是暴力。然而，统治者却会以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将对民众的暴力镇压说成是“合法”的，是“维护社会稳定”，是“天经地义”。但民众以暴力反抗暴力，却被说成是“造反”，是“大逆不道”，是“破坏社会秩序”。
马克思的批判，已经充分证明了阶级统治，特别是其国家的暴力性质，他号召无产阶级革命，已充分认识到统治阶级暴力镇压的必然性，因此才主张“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之身”。这是对历史规律深透理解的论说。毛泽东以其切身体会，领悟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引自《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造反有理，反抗有理，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进而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的政权，正是中国革命所必须采取的方针策略。毛泽东将这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按旧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不劳动的剥削者是代表神、上帝、天命、财富的，他们是正，而劳动者是反，是被治的。只许统治者以暴力压迫劳动者，不许劳动者以暴力反抗统治者。
但按劳动历史观，劳动者是正，剥削者是反，是负数，是应当被清除，被改造的。当剥削者不愿放弃剥削，并以暴力来对抗社会变革时，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当然有理由，也有必要以革命武装来对付反革命的武装。
“理直气壮”。当革命的领袖明确了武装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在武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战术，就能率领虽无财富支撑，又无先进武器，但由觉悟了的民众所组成的士气旺盛的革命军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武器精良的强大反动武装，不断取得胜利，直到夺取政权。这一点，从1927年秋的“八一起义”和“秋收起义”开始，到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随后的西南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得到充分证明。
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性胜利，革命的任务远未完成，还要在新政权下进行连续不断的革命，即劳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也更为艰难。
7民主制取代集权官僚制
中国革命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是以劳动者主体的劳动社会主义为指导，并以变革集权官僚制，建立以劳动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这是我们论证中国革命，评价革命进程中的事件、人物的根据。
夺取政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将夺权掌权视为目的，就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异——朱元璋和洪秀全都是如此。革命要夺取政权，但不是“打天下，坐江山”，使一小批首领当官做主，而是在夺取政权后，立即对之进行革命的改造。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要打烂旧政权，并根据主义建立新的政权。对此，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其形式则是法制。民主政权也是政权，也要有立法、执法、司法、行政、军队等机构，在这一点上，似乎又与旧政权有相似之处。正是这一点，又使民主政权有被新生的受旧统治文化支配的官僚势力操纵，进而变“社会公仆为社会主人”，导致集权官僚制复辟的可能性。
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认知了这一层，并在《法兰西内战》中反复强调。对此，毛泽东深有体会，他在建国后的多次论断及发动的群众运动，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尽管，他的努力并不完全成功，但毕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马克思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内容是民主，这一点，在缺乏民主法制传统的中国，很难得到真切理解。不错，新中国成立后，舆论上也在反复强调“民主”，但一些人对“民主”的界说，却往往是“为民做主”，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依然有人在这样说。
民主的实质，在于民(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保证，其基本点，就是以法制来规定和保障劳动者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由此派生的民主权。由民主权的集合形成立法权，立法权派生执法、司法、行政、军事等机构，并选举和控制其主要负责人。民主的程度，也就是民主权实现的程度。
新中国的建立，为民主创造了前提，但并不等于完成了民主。民主是一个进程，也是一个不断斗争演化的社会运动。
中国的民主，在性质、对象、内容等各方面，都与西方的民主有所区别。一些人以西方的民主理论和现行体制来评价中国的民主，虽然可以夸夸其谈，但终不得要领。
西方的民主是以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是随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与封建领主制、集权官僚制的矛盾斗争而形成的。它建立于公民权和两个所有权，即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和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基础之上，因资本所有权是主要权利，并在法律上规定只有拥有一定量财产的人才有民主权，即令这个法律被废止以后，其选举和舆论等也需要大量金钱，资本所有者仍在政治中占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其民主只是形式，而其内容则是“财主”或“资主”。
中国不可能建立这样的民主制，其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劳动社会主义的民主，即以人为本位，以公民权及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和对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为基础的民主权，这些权利归劳动者个人拥有，并通过立法而集合为各种公共权利机构，选举该机构的负责人，同时以相应的法制控制它，监督其负责人的行为。对此，新中国的创立者是意识到了，并在宪法及其他法律中做了规范，虽然仍需明确和具体，但其原则和方向是清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民主制的集中体现，从原则论，它比西方的议会制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民主，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落实这一原则。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体现，它取决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程度，及其为争取自己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斗争。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制，是排斥民主的，其政治权利完全集中于皇帝和官僚手中，虽然农民有小块土地的占有权，但占有权并不能派生政治权利，这对那些非官僚的地主也是一样。因此，中国并没有民主的传统，而中国革命又是以武装斗争为主，并由此夺取政权的。这样，民主制度的建立，是没有历史传统，也不可能是成熟的，而是由夺取政权的革命领导人组成最初的政权机构，其民主形式则是政治协商，进而逐步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的决定性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随之而来，政府、检察院、法院、军队等，也统由党领导。这是劳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初级形式，而其前提是党必须切实代表民众的利益。
这种初级民主形式中也存在矛盾，因为中国共产党也是由个体人构成的，其成员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少数人对党的纲领、原则不明确，在他们意识中，劳动社会主义并不占主导，个人主义乃至官僚主义则占主导，于是，马克思所担心的“社会公仆变社会主人”的情况，在条件许可时，就会发生。这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有明显的表现。而因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又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惩治，这样，势必严重危害民主制及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民主，就是作为民主权主体的劳动者及其政治代表与那些侵害民主权的少数人斗争的过程。民主的势力是正，反民主的势力是负，正与负的矛盾与斗争，构成中国的民主政治史。反民主者人数虽然少，却有相当大的负作用，他们千方百计地利用体制上的缺陷，进而扩大这些缺陷，在猖狂地攫取私利的同时，干扰破坏和压制民主进程。而民主势力又因各种原因，虽然有人数上及原则上的优势，但并未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不能有效地排除反民主势力的干扰和阻碍。
旧有的集权官僚制，虽经革命而推翻，但革命后所建立的政权，又因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权体制。体制层面的行政集权，与制度层面的集权官僚制是有质的区别的，是在民主制下所采取的行政集权体制，而非集权专制所展开的制度与体制的统一体。不仅中国，西方国家的行政体制，也是行政集权体制，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生活及关系的特点决定的。问题不在于现代社会还保留官僚，并由他们集权行政，而在于以什么样的制度，又怎样有效地控制官僚的行政。
民主制是由民众掌握决定并主导公共权利的制度，它本身包含一个矛盾：民众既是主权者，又是被管理者；公共权利行使机构的负责人所行使的权利，是由民众分散的权利所派生并集合起来的，作为被管理者的民，应当服从这种合法的管理；行使公共权利管理社会，无非是一种职业，但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很有可能将职业上所行使的由公民权利集合起来的公共权利，视为其本人的权利，并以自己的意志来行使这个权利，甚至用这个权利谋取私利。这在苏联和中国都得到了验证。
民主并不是颁布了宪法，规定了原则就完成了的，它是一个相当具体而细致的建设过程，从制度层面的总体设计，到体制层面的建构，以及出现问题后的调整，乃至阶段性的改革，都需要在矛盾斗争中逐步加以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曲折，甚至破坏民主制的情况，都是不奇怪的。旧的官文化还会因体制层面的行政集权，在少数人身上恢复，从而出现与民主制相悖的情况，有的还会很严重。对此，必须在坚持民主制的前提下，以法制予以克服。
法制是民主制的展开，它应贯彻于制度、体制乃至各种具体的权利关系之中，法制的特点，就是以法律规范权利，处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问题。其要旨，就是以法律来制约公共权利的行使，防止和克服干扰、破坏民主制的行为。民主制只有在不断强化的法制进程中才能实现。
8革命政权主导公有制为主干的工业化
中国古代的先进，在农业；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在工业。这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在20世纪初已经相当明显，不论学界、政界都在议论如何发展工业以富民强国。所发议论，所提设想，所施政策多矣。“实业救国”，似乎不可动摇之真理。然而，中国的工业化，并非只是办工厂，用机器，而是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工业化要求全面改造并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进而改变生活方式，是经济关系与制度的大变革。为此，必须以政治变革为前提，即推翻集权官僚制和官僚资本的统治，否则，空谈“实业救国”，工业化仍被压制。
中国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即由革命政权主导公有制为主干的工业化。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惟一可行之途。
西方的工业化是以私有资本为主干发展起来的，据此，一些人攻击中国以公有制为主干并主导工业化的路线，称只有将公有制经济私有化，才能有工业化。这是自甘落后，并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毫无创见的表现。这种议论，只对一种人有用，即那些企图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的官僚资本主义者。经过半个世纪，中国公有制为主干的工业化基本完成，公有的，特别是国有的企业已经积累了巨额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主张“私有化”，与在20世纪初提倡“实业救国”，是有本质区别的。“实业救国”论者的用心确实值得称道，他们号召拥有私有财产者办工厂、开矿山，甚至身体力行，虽然很难实现，但其财产是私有的，其用意虽也要谋利润，对工业化却是一个贡献。而今天的“私有化”论者，则是为效法俄罗斯那些“私有化”的大官僚侵吞国有资财提供论据。
中国以公有制主导的工业化，是历史演化的必然。只有以武装的革命推翻官僚资本的专制统治，才能开辟工业化之路，而以劳动社会主义凝聚的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成功之后，又不可能任私有资本自由竞争，一是其力量太弱小，靠它自行积累，工业化要待何年月!二是资本的逐利性和盲目性，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工业化的主干框架。三是革命的领导者要实行其理想，即开始公有制经济的建设。四是惟有以革命政权之力，聚合全国人力财力，并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才能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
中国工业化的真正开始，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的。毛泽东及其领导的革命政权，对此有坚定的认识，虽然美国等帝国主义列强以严密的封锁来阻止中国的工业化，但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革命政权确定了工业化的基本计划，建立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干的工业体系。后来，虽然苏中冲突，使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但在自力更生精神的支撑下，艰苦奋斗，依然巩固了工业体系，并进一步发展。80年代以来，虽有“私有化”思路的干扰，但有50年代以来30余年的积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实力已大增，其中最重要的是职工素质技能的提高，资金量和企业规模，都有较大增长，因此工业化仍在继续，致使中国形成了现代工业的基本框架。列下表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说明这一点。
1950-1999年按经济类型分的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亿元
年份 总计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 其他经济
1950 11.34 11.34
1951 23.46 23.46
1952 43.56 43.56
1953 91.59 91.59
1954 102.68 102.68
1955 105.24 105.24
1956 160.84 160.84
1957 151.23 151.23
1958 279.06 279.06
1959 368.02 368.02
1960 416.58 416.58
1961 156.06 156.06
1962 87.28 87.28
1963 116.66 116.66
1964 165.89 165.89
1965 216.90 216.90
1966 254.80 254.80
1967 187.72 187.72
1968 151.57 151.57
1969 246.92 246.92
1970 368.08 368.08
1971 417.31 417.31
1972 412.81 412.81
1973 438.12 438.12
1974 463.19 463.19
1975 544.94 544.94
1976 523.94 523.94
1977 548.30 548.30
1978 668.72 668.72
1979 699.36 699.36
1980 910.9 745.9 46.0 119.0
1981 961.0 667.5 115.2 178.3
1982 1230.4 845.3 174.3 210.8
1983 1430.1 952.0 156.3 321.8
1984 1832.9 1185.2 238.7 409.0
1985 2543.2 1680.5 327.5 535.2
1986 3120.6 2079.4 391.8 649.4
1987 3791.7 2448.8 547.0 795.9
1988 4753.8 3020.0 711.7 1022.1
1989 4410.4 2808.2 570.0 1032.2
1990 4517.0 2986.3 529.5 1001.2
1991 5594.5 3713.8 697.8 1182.9
1992 8080.1 5498.7 1359.4 1222.0
1993 13072.3 7925.9 2317.3 1476.2 1352.9
1994 17042.1 9615.0 2758.9 1970.6 2697.6
1995 20019.3 10898.2 3289.4 2560.2 3271.5
1996 22974.0 12056.2 3660.6 3211.2 4046.0
1997 24941.1 13091.7 3850.9 3429.4 4569.1
1998 28457.5 15662.0 3717.3 3637.8 5440.3
1999 29854.7 15447.8 4338.6 4195.7 5372.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年卷第301页，2000年卷168页。
注：“其他经济”包括联营经济、股份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等。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程度还不够高，工业技术和资金等条件都处于落后状态，但若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的衰败，我们只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用两个多世纪才走完的路，不能说这不是个奇迹。虽然在人均占有量或人均产值等指标上，中国工业还处较低水平，但从总体上看，现代工业的主干和支柱性行业，如能源、钢铁、化工、机器制造、精密仪器、电子、生物工程、船舶、航空航天等，中国都有了自己的企业体系，有些还处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工业化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公有制为主干的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只有坚持公有制，才能进一步工业化。至于“私有化”论者所指责的公有制经济中的一些弊端，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不必为之辩解，而且要感谢他们的一些实事求是的指责，这对于改革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工业化，是必要的借鉴。但对他们提出的“化公为私”的主张，却绝对不能接受。公有制经济既有的缺陷，是它在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是旧统治势力在新制度下残存的表现，只有通过改革，抑制和消除旧势力，克服这些缺陷，进一步完善公有制，才能有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公有制经济的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自我更新，它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但原则就是强化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和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加强民主法制。在这个原则指导下，调整公有制经济结构，改善其机制，加强经营管理，制止侵吞公有资产行为，提高职工素质技能，改革分配方式等等，才能顺利展开。
工业化并不只是发展工业，而是将工业生产方式和技术推广到全部生产、服务行业，从而使经济生活提升至一个新阶段。在中国，这方面的重要内容，就是以工业技术对农业的改造。这是一个比发展工业企业还更艰巨的历史任务。在欧洲，由于其封建农奴制农业的落后，农奴并不占有土地，只有对小块的使用权，而且农奴没有人身权，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工业化是比较容易的，领主贵族将其资财和土地转化为资本，从事资本式经营，农奴则转化为雇佣工人。而中国的小农经济相当难以形成资本或农业企业，且农民人口众多，其转化为雇佣工人也困难得多。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先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使所有农民都可占有一小块土地，进而在此基础上实行合作化，以合作化的公有制形式，来逐步展开工业化。这条路线是符合中国实际，并能够取得成功的。但受官文化和小农意识的制约，未能坚持下来，反而在将合作制变成集体制的过程中，削弱了农民的经济权利，损害了其利益，从而使农业的工业化受阻滞。随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又使农民退回个体小生产，虽然短期内提高了其积极性，并在种子改良、化肥、激素的作用下，增加了农产品数量，但却大大降低了其质量。这期间，农业机械的供应虽然增加了，但由于个体生产方式，很难广泛应用，并不能全面实行工业化。
农业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城市化是统一的，这个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而其解决的途径，根本的一条，还在于以继续革命的精神推进公有制的的改革与发展。如何在现有条件下，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其主导农业的工业化，是与工业经济的公有制改革同等重要，且需统一进行的。这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惟一出路。
9确立自由文化，克服官文化
官文化是集权官僚制的意识形态，是官僚地主的阶级意识，它统治中国两千余年，根基深厚，影响广泛。中国革命在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必须在确立劳动社会主义自由文化的基础上，克服官文化，这既是与政治、经济变革内在统一的文化革命，又是政治、经济变革的导引与内容。
官文化以儒家道统为理论基础，作为集权官僚制意识形态，两千余年来，经万亿官僚的经验累积和文人士子的研究传播，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且直接关系官僚们的利益，因此，对它的批判和克服是相当困难的。20世纪初，陈独秀等先进分子，曾以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对之进行批判，但由于受“欧洲中心论”影响，误以为中国古代文化就是封建文化。以封建文化来规定官文化，虽然有一般意义上的相同点(如专制)，但不能明确其特殊性，因而不能指明其要害。而且，由于当时国难深重，陈独秀等人又在文化批判开始不久，转而投入政治变革，因此未能完成这一批判。
对官文化的批判，由此也就与政治变革统一起来。对集权官僚制的革命，包含着对官文化的批判，并为进一步的深入批判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毛泽东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把批判官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但由于未有明确的概念规定(迄今，人们还沿用“封建文化”来指称“官文化”)，特别是曾一度把资本主义文化作为批判的重点，而忽略了官文化的危害，因此，并未能彻底克服官文化。由于行政集权体制的存在，当政治环境适宜时，官文化又得以在少数人意识中复活，甚至演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成为今天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危害。
克服官文化，已成为中国革命能否继续的关键，它直接关系民主法制和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克服官文化与确立自由文化的主导地位，是统一的。官文化生成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对它的批判，也应当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社会矛盾演化所形成的与官文化代表的社会势力相对立的变革势力。而这变革势力的阶级意识所概括的文化，就是劳动社会主义的自由文化。旧中国受官僚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主要是农民，但农民的小农生产方式只能形成小农意识。小农意识与官文化是统一的，是农民适应集权官僚制统治而形成的生存意识，而非与官文化相对抗的阶级意识。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小农意识就是官文化统治的体现。因此，不可能以小农意识批判和克服官文化，历史上没有，现实中也不可能。
那么，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否可以批判和克服官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是较官文化先进的，其中强调个性发展和自由竞争等观念，是可以用来批判官文化的专制观、等级观的，但这也只是表层的，不可能深入，更不能克服官文化。从20世纪以来，以胡适等人为代表，试图以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官文化，但除了在表层一般性地指出官文化的专制性之外，并无多大功效，而官文化的固守者，特别是官文化所转化的官僚资本主义，在批驳自由资本主义者时，却以“中国特殊论”给予对击，加之政治上的威吓和压制，中国的这些自由资本主义者不是退避三舍，就是转而为官僚资本主义粉饰。时下一些自诩的“自由主义者”正充当这种角色。
能够批判并克服官文化的，惟有集中概括现代中国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劳动社会主义。这是世界性的一般劳动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从中国的实际社会矛盾演化中形成的。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曾试图以苏联人编写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官文化，但这里有两个不对称处，一是俄国及全部欧洲，历史上都未演进至集权官僚制的成熟阶段，其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对于中国的官文化，只在一般的意义上，能够进行批判，但不能揭示官文化的特殊本质；二是他们将官文化称之为“封建文化”，而中国的封建文化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被官文化取代，批判封建文化不等于批判官文化，而将官文化的特殊纳入封建文化的特殊，只能在揭示其专制等一般形式上，有其意义，不能说明官文化的本质。
马克思所创立的共产主义或劳动社会主义，是批判和克服官文化的原则和基本精神，同时也可以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中国的劳动者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和导引下，提高了文化精神素质，并组成自己的政党和革命队伍，由此而展开对集权官僚制社会变革的。这是克服官文化的根据，也是克服官文化的过程。
官文化作为两千余年的统治阶级意识，不仅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有广泛而细致的影响，由于中国现阶段还保留行政集权体制，官文化仍有其存在和作用的条件，为此，对官文化的批判和克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这两方面必须内在地统一起来。
理论上的批判，就是在坚持和发展劳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对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概括现代劳动者利益和意识，逐步形成现代中国的劳动社会主义自由文化，以此为依据，对官文化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及其在现实中的存在与表现，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这种批判又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内容。
理论上的批判，必须落实到实践中，即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中去。民主法制是劳动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和骨架，它的确立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地与官文化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势力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是在劳动社会主义指导下展开的，更重要的是对官文化的系统理论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也才能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法制的强化，同时就是坚持劳动社会主义，对信奉官文化那股社会势力的斗争，这是错综复杂的，它不仅涉及政治领域，更涉及经济领域，是全方位的社会进程。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的长期性，而且注定要有曲折，但只要坚持和发展劳动社会主义文化，并以它指导劳动者的政党和政权的运作，胜利也是必然的。从目前情况看，如何批判和克服“私有化”思潮所集中体现的官僚资本主义，是重点所在。
10告别革命，就是告别中国
中国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沉重，也最伟大的革命，因此，也是人类历史关键性的环节。
两千余年的集权官僚制，曾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的必要形式，但在近代却成了工业文明生成和发展的桎梏。外国大资本财团的侵掠和压制，成了集权官僚制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而依附于外国大资本财团的官僚又在为之做买办的同时，利用专制政治，将国民财富变成官僚资本。中国革命，主要的任务就是消灭官僚资本及其所体现的集权专制。由于这股势力太雄厚，又有外国资本财团主使，中国革命表现得相当沉重，这是任何国家的革命所不可比的。
中国革命的沉重，还体现在构成革命主体的农民素质技能的低下，个体的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农民长期处于封闭分散的状态下，虽然人数众多，但在集权官僚制的严密统治下，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并形成了顺应专制和贫穷的小农意识。如果没有先进的劳动社会主义的呼唤和组织，中国农民不可能形成推翻集权官僚制的社会势力。而这种呼唤和组织，也是相当困难的，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如果不强化教育和纪律，又有可能涣散，更为严重的是，加入革命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受官文化较深影响的人，还会利用小农意识，当官做老爷，视革命成果为自己的财产，“打天下，坐江山”，导致革命队伍的官僚化。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组织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推翻集权官僚制，是人类史上的最大奇迹。这也正是中国革命的伟大之处。毛泽东的伟大，更在于他领导的革命夺取并掌控政权后，他能以革命精神和辩证思维发现他领导的政权的缺陷，发现了在行政集权体制中存在着违背社会原则的成分，发动并号召民众对立进行改革。虽然其势力因改革对象势力的强大和改革的方法不完善，未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但他对矛盾的分析和改革的大思路，却是正确的、深刻的。面对毛泽东所预见到的今天的现实，我们必须强化劳动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导，完善民主制，发动群众，增强群众的社会主义党悟。他所指出的对社会主义的危害，已为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和伟大，毛泽东在劳动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中国革命的伟大，还在于毛泽东在夺取政权以后，深切地指出，革命只是开始，中国革命的路还很长，要不断地继续革命，才能完成历史的变革。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被“告别革命”论者判为他的大错误，甚至是罪恶。他们的“告别革命”高论，就是要取消革命，告别毛泽东的错误，平平和和地按“经济规律”来实行西方式的“市场经济”，由此而在美国大资本财团的领导下，实行经济全球化，并为大资本财团提供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以及垃圾的堆积场。
革命的必要性，并不取决于某些人的思想，而是取决于社会矛盾，取决于社会矛盾中反对社会进步和人性升华的社会势力。如果这股势力能够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或者像他们的御用文人所宣扬的那样，会因他们居统治地位就可以代表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带领全民族进步，那么，革命自不必发生。“告别革命”论者所推崇的洋务派、晚年的慈禧、载沣、袁世凯及北洋军阀、蒋介石，都曾自称是正统，是“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甚至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而且都相当开明和开放，都要发展经济，都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办过工厂，开过矿山，修过铁路，建过邮局，等等，等等。如果任其“代表”下去，那么中国今天将是多么繁荣昌盛!偏偏跳出来孙文、陈独秀、毛泽东之流，号召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是打、砸、抢，干扰了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严重损害了生产力，以至21世纪的中国，不得不重复20世纪初正统势力所开创，但被造反的革命所破坏了的“市场经济”大业。
中国是一块白板，任由论者随便划上什么，又可以随便擦去，再划上什么。谁只要掌握了划道和擦字的权力，谁就能决定或写划中国的历史!
这是“告别革命”论者的历史观和中国观。他们不懂，也坚决反对阶级、矛盾、斗争、革命这些概念，而凭自己的愿望，先把中国的社会性、阶级性和矛盾统统擦去，然后写划自己的幻想。
我们不否认“告别革命”论者中，确有因知识欠缺或方法不当而发议论的善良者，但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人试图哗众取宠，甚至讨好个别权贵者。
按说，浪费这些笔墨谈“告别革命”论者，既对不起笔者，更对不起读者，但又不能不写——因为此论直接关系中国的命运，也就直接关系笔者与读者的命运。
中国革命并不是“他们中国人”的事，而是“我们中国人”的事，是我们自己的事。中国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关系中旧的势力太严重，其集中表现就是集权官僚制和官文化，以及由其衍生的小农意识等，这股势力束缚了中国人素质技能的提高，也就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我们只要沉思一下自己的观念，分析一下我们的社会关系及我们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就能深切体会革命的必要性——革命就是从我开始，是对我的革命。
旧的势力由特定的因旧制度得利者构成，不铲除这股势力，就不能进步，而铲除它，又必然遇到固守旧制度者的坚决反对，这种反对，往往会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革命者如要真革命，就不能不“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这是中国革命在最初阶段不得不采取武装斗争形式的原因。夺取政权以后，武装斗争的形式结束，但并不等于革命的内容已完结。前述民主法制、公有制的工业化、确立劳动社会主义自由文化和克服官文化，都是中国革命的内容。“告别革命”就是告别这些内容。
而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正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根本，只有坚持不懈地以革命精神进行这些变革，中国才能发展，完成中国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的命运，就系于革命；中国人的利益，中国人素质技能的提高和人格的实现，也取决于革命。告别革命，就是告别中国，告别中国的社会变革，告别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告别人性升华和历史进步。中国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只能由民主法制来支持才能实现。中国人民只有坚持劳动社会主义，在民主法制的保证下，实现公有制为主干和主流的工业化，由此进入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高级阶段的民主劳动社会。
说明：该文系作者《劳动社会主义》一书的第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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