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小年的前夜，忽然在网络上看到邓力群老人逝世的消息，不由得心中一沉!虽然老人因为身体的原因早已退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第一线，虽然也知道他已年过九旬，撒手人寰恐是旦夕之间的事，但只要他还健在——“人还在，灯亮着”，对所有热爱社会主义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由于年龄和地位的差距，我和邓力群老人并无任何交集。犹记得1980年代的某一天，我还是一名军校学员，在电视看到他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镜头，目光炯炯，声音洪亮，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只是当时我还处于自己思想历程上的“蓝色时期”，对自由主义的话语高度认同，而邓老已经被精英们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所以心中对他颇不以为然，和同学们交流时，口中难免还有不敬之词。

　　现在回想起来，笔者只能暗自惭愧自己的肤浅了，因为邓老在1980年代的政治活动，虽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确实是在一片新自由主义的喧嚣声中发出了冷静理性的声音，起到了制衡和“刹车”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没有犯无法挽回的“颠覆性错误”，没有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中成为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以邓力群为代表的老左派可谓居功至伟。当然，邓老个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胡、赵两任总书记的接续排挤打压、变色龙李锐的恶意中伤、西化派知识精英的诋毁围攻、直至两次“落选”失去政治舞台。

　　1992年之后，邓老在政治上完全被边缘化了，媒体上几乎没有他的声音。马立诚撰写了《交锋》一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斗争，对以邓力群为代表的老左派的做了完全妖魔化的描述，充满了“历史胜利者”者的自鸣得意。但现在我们知道，即便失去了政治舞台，邓老并没有放弃斗争，他主持党史、国史研究、撰写回忆录、尤其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资料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批注笔记》一书，对理解毛主席晚年的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邓老已驾鹤西去，对于所有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继承邓老的遗志和精神遗产。那么，邓老给我们留下那些精神遗产呢?

　　第一，敢于坚持真理，并且甘愿为坚持真理付出代价。在整个1980年代，邓老和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赵两任总书记都存在政治分歧，但他一直敢于面对面的提出自己的批评建议，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面对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同志，邓老仍然能够做到“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比如1986年9月18日，他在和小平同志长谈时，竟一口气说出了12个“不”字，“不同意”、“不愿意”、“不讲话”……铁骨铮铮，令人高山仰止，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生前倡导的“五不怕精神”(即为了坚持真理要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邓老的这种精神，尤其值得那些仍然在领导岗位工作，又希望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体制内人士学习;

　　第二，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念。邓老在人生的最后三十多年，由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扣上“左王”的帽子，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保持了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这和八十年代“走向蓝色文明”以及九十年代“与国际接轨”的“历史潮流”完全不同。比如1986年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邓老坚持要写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为此不惜面折小平同志，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在贯穿整个八十年代的政治斗争中，邓老始终坚守在保卫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阵地上，虽九死而不悔，甚至到了1992年，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仍然支持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提醒人们存在“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可谓人在阵地在，所有这一切，没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对理论问题的高度重视。邓老一生的政治活动，大部分都和理论工作有关。这次中共中央在宣告邓老逝世的讣告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恰如其分的。

　　邓老在理论问题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编辑《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批注笔记》一书，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就是记录了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的讲话。苏联教科书中有一段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等等。毛泽东当时就非常有针对性地在教科书的这段文字旁边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毛主席的这段谈话，其实总结了传统社会主义的不足，解释了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初步勾勒了未来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的蓝图，为人类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古人云：仁者寿!邓老一生虽历尽坎坷，但得享百年高寿，这应该和他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心只想着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不计个人得失有关。我想，邓老可以含笑于九泉的是，和1980年代以他为代表的“老左派”被贴上“保守僵化”的标签备受孤立打击不同，今天的中国，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开始复苏，民间的红色大潮正在兴起，要求重归社会主义的声音也日渐高涨。而作为当代社会主义者，继承邓老的精神遗产，推动社会主义的复兴与重建，正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