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的十个“如果”——“理论创新”绕不过去的话题
“如果”在汉语中是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就是说，当初小平同志发表这些言论时，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可能发生的现象或局面进行的假设式论述，这种或然性预期并不必然表示他所担心的问题当时已经存在或后来一定发生。
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围绕这些假设性论述，争论以罕见的激烈程度发生了！近年来大规模的争论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第三次至今仍在持续中！争论各方有的认为小平同志当年的假设不幸言中了今天的现实；有的认为他的部分假设已成现实，而另一部分假设目前还难以做出结论；有的则坚持认为，其假设的问题在今天并没有发生。
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代理论家们必须直面的课题。因为，这十个“如果”不是普通人的普通假设，而是一个世纪伟人提出的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思想家、理论家们倘若试图绕行，必然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坑，这样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毫无价值的；而只有直面，才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家风范，才能有希望为中国的前途命运铸就照耀民族远航的灯塔与积聚大众力量的灵魂！
以下的十个“如果”，不仅散见于《邓小平文选·三卷》中，也经常被人在文章中广泛引述，因此许多人并不陌生。但当它们被集中于方寸之间时，相信读者仍不免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这里，我仅就自己在阅读这十个“如果”之后产生的一些困惑简要示之，以求创新的理论家们赐教，并愿与同样关注这一组组沉重假设或深重忧虑的人们共同进行思索。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中国目前是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小平同志的观点，要证实或证伪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两个百分比充当其必要条件，即“百分之几”和“百分之九十”。关于这两个数字，近年国内外有不少调查组织拿出不同的调查版本，但似乎尚无被争论各方接近一致认可的数字结论。0.47的基尼系数应该已经给出了这两个百分比的大致轮廓，却遭到了“智囊”集团坚决地否定和抹杀。
但作为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家们，就没有理由在这两个数字上打马虎眼。因为这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当然，我们也知道目前要“获得”这两个数字难度有多大，难在官方的认可上。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理论家不能在这个致命问题上拿出一个独立的结论，还能配称“理论家”吗？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页）
这个“如果”句的核心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是否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事实来支撑：“基本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程度。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公有制范畴中还有多少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小平同志在这里只用了一个范围副词“基本”来涵盖，而没有对这个公有制程度进行严格的数量限定。但我认为，“基本的”在这里就是表示“主要的”。
然而，时至今日，“主要的”生产资料在国家和集体手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例如代表国家管理和使用生产资料的企业，而今严格意义上的集体企业几乎“全军覆没”，国有企业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央企，地方国有企业还存在吗？如果硬要说存在，还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况且，就算是央企，也已经在“市场化”名义下，成为挥霍着国家生产资料为“内部”利益获取最大值的垄断组织。这样，如果不再是“主要”甚至已经退居次要地位？那么，是否意味着已经“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研究“旗帜理论”的理论家必须直面的课题！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面对面向群众承诺：“如果我们的政策不行，就改进”。其实这话说在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总根子上。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显然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向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和谐社会，共同享受改革成果”的社会主义，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进”。不知中国的理论家们注意到没有，为什么要进行这种重大“改进”？因为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矛盾，而有一种重大的社会矛盾可以不可以叫“两极分化”？
其实，理论上给这种社会矛盾起个什么名称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近三年来执政党政策的重大“改进”，确实具有力挽狂澜的战略意图，即挽救在某些方面的重大“失败”，例如多年来在民生领域改革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败。这些失败对于社会矛盾的累积和激化都具有直接的蚀化作用。站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取向的角度看，目前对中国近30年的改革做出一个多么全面的评价并非易事，尽管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成果确实令人瞩目，但至少它在某些要害部位（如三农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就业改革、行政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的“手术”中遭到了重大阻力和重大挫折，有的甚至是重大失败。这都是无法回避的。
对于执政党以民本政策同社会矛盾不屈不挠的较量，我们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们难道一点兴趣都没有？须知，任何不朽的思想和理论都是从对社会矛盾的解剖中提取和锤炼的。有的理论家的那些“盛世图解式”的所谓创新理论是决然不会有什么出息的。理论家不要光想着为“治人者”提供“治民”理论，这种目标很肤浅。因为只有和谐立意下的“富民强国”理论才能奠定一个理论家宏伟的基业。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为什么两年来执政党一再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表明，这个“方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动摇，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意识”领域。几天前，温家宝总理访问东亚谈到中国国内有关情况时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他说：“因为我们的国家大，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东部与西部不平衡，这就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如果社会财富仅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要实现社会公义，就要把社会公义提到制度上来看待。”
温总理首次提出“制度”这个话题，是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这次域外之论，跟小平同志的有关思想在根脉上是一致的。这里的“制度”是指什么？我认为主要不是指狭义上“规则制度”中的那个“制度”，而是更侧重指“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公义”就其语义地位而言，它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层面的概念。
再回到本段的主题上，中国现在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理论家和政治家要解答的问题。近年“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在意把富人称为“资产阶级”，把逊于富人的那个阶层称为“中产阶级”，其余另外一个庞大群体当然直呼“穷人”。不过，“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生的“资产阶级”，是否就等同于邓公口中的“资产阶级”，这有待理论家们去研究。但按照“主流”们的逻辑，既然他们认定中国已经产生了“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请问理论家们：是不是这样呢？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
社会风气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这里已经论到了极致。多年来，社会风气在人们不易察觉的状态下发生着质变，而且仍在以“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坏下去”。其依据是，当今中国“贪污、盗窃、贿赂”等现象日益恶化，官方的说法是“严重”，老百姓的结论是“横行”。尽管两年来重拳之下有所收敛，但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注意，小平同志在这里说的是“坏下去”，说明在他发表这个观点时候，社会风气已经出现了“坏”的苗头。因此“坏下去”之论，不再是一种预测，而是警告。
茅于轼先生最近说：“贪官每年贪污五千万元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才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几。”从近年“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腐败有理”论（据说有利于经济发展）到今天的“腐败无害”论，足见社会对贪渎的纵容已经到了已经到了何种程度。至于“盗窃”，就不必说了吧，比起“双抢”这个令世人不寒而栗的社会犯罪新概念，“盗窃”就算是比较“和谐”的了。
此外，小平同志是在告诉我们，仅仅是“经济搞成功”，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部，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成果。至少在小平同志的眼里，社会风气的好坏，比经济成功与否更重要。“主流经济学家”和一些所谓的“精英”人物，常常喜欢拿一些增长性数字来证明改革的“巨大成果”。但这个“成果”无论有多么“巨大”，必须得到社会风气的一票否决或最终肯定才会有“意义”，否则，“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知理论家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上，决不能有思维投机行为。
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小平同志断言，中国如果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富起来的人“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去喂肥少数人的社会。而今天中国的现实正是如此：少数人富起来了，“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困”。长期以来，我们总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现在看来，这绝不是什么“转型期”的问题，而是“道路”和“方向”问题。
理论家们常常在那里津津有味地批判几十年前那个荒唐的“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确实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社会主义”。但今天我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又陷入另一个极端呢——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联系经济、文化、社会等症状去想想吧，那大飞机下马、洋垃圾进口是怎么回事？那恶搞民族经典文化是怎么回事？那鼓吹“红灯区”合法化、“性产业”阳光化又是怎么回事？……说有些“富起来的人”“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苗”，不是危言耸听吧？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主流精英”经常拿当今“富少穷多”的状况气壮如牛地嘶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意思是，少数富人现在已经有钱了，证明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对小平同志原创论断的歪曲。而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是说全体人民必须摆脱贫穷，这才是社会主义！
同时，务必注意这个“如果”句群之前的那句话：“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就是说，这个“人均四千美元”，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前提下创造的一个经济成果，必须是在社会公义基础上产生一个经济成果，而决不是在两极分化状态下统计出来的那个“人均”。有些人一直以来，就是企图拿富人的金马桶跟穷人的泥饭碗进行“人均”之后，再厚颜无耻地蒙骗世人：你们瞧，社会主义就是优于资本主义！这是“主流精英”一直在耍着的一种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把戏，是妄图把社会矛盾的“黑锅”扣在邓公身上！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在这个“如果”之前，承接着一段关于对“左”“右”问题的分析。小平同志在谈到“右的干扰”时说：“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说在改革之初“主要的是防‘左’”还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的“右倾”现象是否已经跃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
小平同志并不讳言“右倾”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闹革命。但根据小平同志的推论，是否会发生这种严重后果，决定于一个前提，即中国现在是否存在“少数人富裕起来”、而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也就是说，是否在“搞资本主义”。如果是，那将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如果”中，清楚地显示着这个结论。中国除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民强国的目标，再没有别的选择。
尽管胡锦涛总书记在他的“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论断中没有直接冠名“社会主义”字样，尽管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制度”忧患与忧叹中没有直接挑明那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的理论和行动表明，其“社会主义”的语义是绝无歧义的。因为他们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者和实践者，而且是社会主义改革前程的引领者与开拓者。他们跟普通百姓一样，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富人民。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在这段话的“如果”二字之前有一句话不可不提，这句话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循着这个论断去思考，问题就来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姑且不说是否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只是实事求是地问一句，我们是否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或者更直白一点，30年来的道路是否已经偏离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是，那么“共同富裕”就没有得到“本质”的体现；如果不是，按照官方的说法，为什么会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状况？而按照基尼系数衡量，为什么会出现两极分化？
因此，理论家们面临的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按照小平同志在这里给两极分化设定的条件是，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央地”矛盾就会“发展”，而且“可能出乱子”。必须承认，近年各种政治矛盾确实有所“发展”，小平同志所谓的“出乱子”，应不是指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而应是指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故而也应当承认，这样的政治动乱确实未曾发生。
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恰恰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凸显出来：假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各种政治矛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果认定已经出现两极分化，为什么又没有发生“乱子”？目前未发生就等于将来也必然不会发生吗？如何防范“乱子”的发生？如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有效缓解乃至化解各种政治矛盾？这显然是理论家们绕不过去的问题。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这里，小平同志给出了一种“避免两极分化”的经济手段，但小平同志有所不知，在他逝世后的十年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导致了诸多咄咄怪事：地产商不为穷人盖房子，教育不为穷人办学，医院不为穷人看病……“富起来的地区”确实交了不少利税给国家，但为民众管理这些财富的国家40多个部委都拿去做什么了呢？国家审计署里有关于他们的大量不光彩记录。地方政府中连“社保基金”这种老百姓的“救命钱”都敢贪、占、挪、转，一句话，没有把本该用于支贫的财政全部用于“贫困地区”。看来，这单一的经济手段远远不能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胡温执政团队兼用了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推进“共享”，如抑制房价、农民免税、农教免费等等，当然，这些举措的实质性推进刚刚开始，取得实质性效果尚需一段时间。
小平同志的意思显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本应是两极分化的“天敌”。这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实践中却远非如此，从邓公当初的“避免”发展到了今天的“缩小”。如果说“避免”还意味着担心的问题尚未发生的话，那么，“缩小”则表明问题已经发生了。
关于两极分化的争论，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认为现在确实已经存在着“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即两极分化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富的确实愈来愈富，但穷的并没有愈来愈穷，理由是“水涨船高”——穷人过去饿肚子，而现在可以吃饱了，即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这两种对立观点实质性的分野仍然是：我们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果是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把“缩小”的事业进行到底；反之，就像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差距还将持续拉大”。理论家们，特别那些志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不应在这个问题上保持缄默。
[结束语] 综观这一组“如果”，是“总设计师”在最后阶段的“设计”中为中国留下的最深沉的声音，堪称邓小平理论中颇具基础地位的一个理论板块。他的这一系列理论假设，绝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洞的政治预言，而是他从自己丰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未来式忧患，是他从自己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内存中提炼出来的警钟式恒言，是他从自己生前最后一段时光对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的实践探索中打磨出来的望远式洞悉。其中，对他自己在改革开放预演阶段提倡的“摸论”和“猫论”进行了更为理性的补充、调整乃至校正。
“翻烂”了《邓选》的理论家如方永刚教授，恳望你尤其能花费更大的精力去“翻烂”《邓选》第三卷，内中有那位“划了一个圈”的老人一生中凝结的最厚重的线条和色彩；“翻烂”五卷《毛选》，内中有一个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体共同构建的庞大而完整的思想体系，那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源头。“翻烂”它们！“翻”出一个能为中国的改革解惑释疑的经典部头来，“翻”出一个能够启迪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的思想体系来，“翻”出一个能够重归“制度”的理论史诗来。
现在，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创新是必要的，但应该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创新。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马、列、毛、邓理论基础上的创新，是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像谢韬们那样恶意“修正”，甚至另起炉灶。但最近有一位老农民告诉我：“创什么新？治国岂能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我看，能把马、列、毛、邓那一套用对、用好、用活就是最大的创新！”诚哉斯言！（2007年4月19日 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