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中央党校能按校训办校——庆祝党的生日　　

明天是中国共产党89岁生日，想写篇东西庆祝一下。既然祝寿就该带些礼品，想来想去，觉得提醒一下共产党的中央党校今后能够按门口写的校训——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来办校比较合适。如果中央党校真的能改改这些年脱离实事求是原则的毛病，贫道也算尽一个普通党员的职责了。　　

1941年冬，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党校（当时为马列学院）题词——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至今仍是中央党校的校训，镌刻在中央党校大门口影壁墙上。实事求是也一直成为中国共产党做事的原则。　　

但是，这些年来，贫道看到，在很多中央党校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基本放弃了这个校训，没有按照实事求是办事。他们有时候在校刊上杜撰数字，有时候发表一些断章取义的评论，有时候不顾事实武断做结论。在贫道看来，中央党校起码在学风上已经不是实事求是的代表，而是胡编乱造、崇尚空谈的代表（毛泽东当时题字还有“不尚空谈”四个字）。　　　　

贫道就将中央党校最近几年部分不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文章介绍一下。　　

中央党校　杜光　教授在2008年发表文章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公开宣示共产党不施仁政，而要独裁”。说温州“虽然也把对人民和对敌人作了区别，但同时也为他把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党内的同志、战友作为形形色色的敌人，加以镇压，埋下了伏笔”。还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5篇评论，表面上是针对美国国务院当时发表的白皮书，实际上是批判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自由民主幻想”。　　　　

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部门，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部门，这篇文章显然一点没有实事求是的学风。　　　　

好在有毛泽东的原话：“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叫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独裁者”是谁，毛泽东列得很清楚，也就是除了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四大家族等，其他参与打倒三座大山的所有人都属于“独裁者”。　杜　教授可以对反右和文革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硬是断章取义，把毛泽东已经讲得清清楚楚的话给歪曲了，显然一点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同时，毛泽东这5篇文章，确实起到了告诫中国知识分子要丢掉西方民主的幻想的作用。但是，　杜　教授用贬义的语调说毛泽东“实际上是批判知识分子”则是主观臆断，恶意引申。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迷信西方，迷信美国是事实。这种意识形态与当时的共产党的主张不仅是不一致的，而且对新中国建立是有害的。如果不能及时让这批知识分子改变看法，不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利，对知识分子本身也不利。这才是毛泽东写这几篇文章的本意。毛泽东干嘛要在这个时候“批判”知识分子？还有一点，难道中央党校现在的意见是中国真的需要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吗？如果中央　党校　教授这样认为，就与党中央没有保持一致。　　　　

去年，党校　周天勇　教授在校刊上发表文章，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不惜把共产党执政前30年说得比解放前还坏，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差。但是，他所列举的数字要么是编造的，要么是通过不当类比引诱读者上当的，要么是设局让读者得出错误结论的，基本找不到一点点实事求是的影子。　　　　

贫道简单举几个周文中不实事求是的例子。　　　　

　周　教授说：“1978年中国人均GDP排倒数第2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但根据世界银行公布数据，这个时期中国人均GDP即使按汇率计算，也是印度的1.3倍。　　　　

　　周　教授说：“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斤和0.2斤”。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粮食是1949年的146%，高出194斤。　　

周天勇为了说明中国科技水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低，说因为中国教育水平低。但根据联合国数据，1975年中学毛入学率，中国为86.5%，印度26%；韩国56%；泰国26%；墨西哥34%；阿根廷54%；巴西26%。　　　　

　周　教授说：“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即使重工业，在技术工艺方面，差距依然较大。交通通信体系落后于印度。”　周　教授接着列举了一系列数字，但并不给出数字来源。但这些数字都是可以从公开资料上查出来的。看看世界银行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5/）　　

1980年中国人口为印度的1.487倍，巴西的10.7倍。同年：　　　　　

发电量（亿千瓦时）：中国3006，印度1193。中国人均发电量高出印度70%；　　　　　　

 钢产量（万吨）：中国3712；印度943。中国人均高出印度165%　　

煤炭产量（万吨）：中国62015；印度11370。中国人均高出印度267%。而作者竟然给出中国人均煤炭产量只有印度的40%的数字！　　　

 水泥产量（万吨）：中国7986；印度1780。人均高出印度140%；　　

化肥产量（万吨）：中国12321；印度3022。人均高出印度177%。汽车产量（万辆）：中国22.3，印度3。人均高出印度400%。　　　　

电视机（万台）：中国2492，印度88。人均高出印度1806%。　　　

中国与印度在1949年经济发展水平很接近，各方面条件也是最接近的国家。区别就是中国计划经济，印度市场经济。发展二十多年后，差距不是一点点。这连印度人都承认，怎么中央党校不承认呢？　　

　周　教授除了数字不真实外，为了证明中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后，竟然专门挑出各国优势数字与中国相比。贫道当时就评论说：“让美国人与沙特比人均石油产量，与瑞士比人均手表产量，与瑞典比人均汽车，与中国比人均芭比娃娃等一系列产品，与古巴比雪茄……比来比去，美国一定是世界经济最不发达国家！”一个教授能想出这样欺骗读者的手法，已经不是是否实事求是问题了，而是蓄意误导了。　　　　

十七大期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１３亿中国人的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充满活力，国际地位蒸蒸日上。“毫无疑问，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近代以来的最长繁荣期。”他论证说，1949年到1957年算是个繁荣期，此后就是毛泽东去世后29年是繁荣期。　　　　

　谢　教授显然是想把毛泽东时期与现在做个切割。但是他的刀下得不准确。首先，改革并不是从毛泽东去世时开始的。农村完成改革是1982年，城市是1988年，此前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如果按1949到1981年计算，中国农业、工业各项增长速度都不低于1981年到2007年，这都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上查阅出来，包括粮食、棉花、油料、肉类、钢铁、煤炭、石油、电力、交通和几乎所有可对比的轻工业指标。　杜　教授用“从温饱到小康”作为繁荣期的标志，显然是投机取巧。因为还有一个“从饥饿到温饱”的时期。如果1985年算达到温饱了，那么1980年人均粮食只比1985年低6%，但比1949年高出46%。而直至今日，人均粮食也只比1980年高出24%。难道从人均　209公斤　到人均　306公斤　不算繁荣期，只有从　306公斤　到　382公斤　才叫繁荣期？很不实事求是嘛。　　　　

2009年春，中央党校教授诘问党校动了谁的神经一文，也很不实事求是，文章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中央党校首先发表的；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也首先是在中央党校透露的；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冲破姓‘公’姓‘私’的迷雾，率先主张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党校“首先发表”和“首先透露”也算成绩？而且《实践》一文“首先发表”在　　1978年5月11日　　的《光明日报》上。最早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是吴稼祥和金立佐写的那篇《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一种思路》，这两个人都不是中央　党校的　教授。这样把别人的“成绩”说成自己的成绩，一点不害羞吗？　　　　

上面都是在大门口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中央党校近些年来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极力把共产党给切成两块：一块是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一块是改革后的共产党。然后把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给拼命涂黑，说的一无是处，说的比国民党还坏，还无能。但是，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全世界其他人都很清楚，60年前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都很快，并没有出现过一个什么毛泽东的共产党和邓小平的共产党。因此，要证明毛泽东的共产党是个失败的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不可能，就只有编造事实，就只有搅乱逻辑，就只有——不实事求是。　　　　

这是中央党校违背自己校训的根本原因。　　　　

实事求是这句话，是毛泽东给中央党校提出的，也是邓小平同志坚持的，可以说，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历千难万险始终保持正确方向的法宝。失去这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在今后的道路上迷失方向。而中共中央党校是共产党的理论基地，是共产党培养高级干部的摇篮。如果中央党校放弃了实事求是的作风，那么对共产党是个危险的信号。　　

贫道也不想做更深入的分析，只觉得只要中央党校能够真正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作风上，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