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索飒《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第二章第三节

两种天命意识

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比封建制度更能解放生产力。当南美的西班牙殖民者挥金如土、用教会和封建集权的清规戒律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北美的英国人以清教徒加商人的勤勉节俭和冷漠果敢，有条不紊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种种现代资本主义法律。
贫富的差距日益拉大，穷人和富人像背道而驰的两套车，渐渐远离了那个遥远的起点。富裕的美国人越来越强化了从盎格鲁萨克逊祖先继承来的殖民主义者基因，贫穷的拉美人则越来越肯定自己身上的被压迫者血液。拉美人说，什么是我们的民族共性？我们的民族共性就是语言、贫穷和受剥削。
但是，我们为什么越来越穷？是因为我们穷才受人欺负，还是因为别人欺负我们，我们才越来越穷？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久久困扰着拉丁美洲人。他们写了两本针锋相对的书，一本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①，另一本叫《从善良的野蛮人到真诚的革命者》②。前者说，拉美人的穷和美国人的富互为因果，如果没有我们的日益贫穷，绝不会有他们的日益富裕。后者说，我们的历史是一部失败者的历史，我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受人欺负，活该倒霉。
民族反省是必要的，但是殖民主义的荒谬和帝国主义的罪恶绝不能不清算。
如果说我们从整个殖民地的历史中所吸取的教训仅仅是：我们之所以挨打就是因为我们贫穷、脆弱，如果说一旦富裕、强大起来就有权欺辱别人，那么，这个世界将在劫难逃。
殖民地时期已经出现的两个美洲，经过了独立战争的洗礼，非但没有在同一面自由精神的旗帜下携手走进现代，反而以日益鲜明的对立形象出现在美洲大陆的历史舞台上。历史以现代的方式重演，这次由美利坚合众国扮演殖民主义者，由拉丁美洲扮演殖民地人民。

从老大哥到侵略者

对美国人的这种看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美国人自己培植的。
拉丁美洲人曾以喜悦的心情追随着北方的独立运动，米兰达曾号召“向北美洲的300万兄弟学习”③，参考老大哥的自由主义思想勾勒自己的解放蓝图。拉丁美洲人曾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北方的经济起飞，把北方邻居的成功当做人类的奇迹来欢呼。
但是，冷若冰霜的事实践踏了他们的感情。
有两个智利人的例子很有代表性。
年轻的本哈明•维库尼亚•马肯纳22岁时旅居美国，写下了《三年（1853-1855）旅行日记》，热情洋溢地赞扬美国，充满青春幻想和活力的文字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0年以后，当本哈明作为一名智利外交官重返美国时，美国上下的扩张主义情绪彻底粉碎了他的青春梦。他在1866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正像你所知道的，我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崇拜者。1853年我带着20岁年轻人的所有幻想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时，它给我留下了伟大的印象，直到去年11月再次抵达这里时，我一直保留着这个印象。但是现在，我的幻想全部破灭了。如果这个共和国还保留着一些伟大之处的话，那也只是对它自己而言。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来说，它有的只是蔑视、嫉妒、无知和怯意……对于我们拉丁美洲人，它怀着最大的蔑视。④
另一个智利人是上文提及的19世纪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刚开始读他前后两个阶段的文章时，我总以为是搞错了人。那判若两人的措辞使人感受到一段没有写出的、痛苦的精神旅程。他曾经称赞美国的清教徒后代们建立了地球上、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为世界提供了最完美的宪法，借以引导世界上最伟大、最富裕、最聪明、最自由的民族的命运。美国像历史上的希腊一样，是世界的明星、时代的声音，是神性最积极的显示……⑤
但是后来他斩钉截铁地说：“美国人是花言巧语的野蛮人……”⑥
美国人究竟做了什么，让拉美人这样义愤填膺？
一部美拉关系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美国人欺负拉美人的历史，而美国人竟是喊着响亮的口号、毫无羞耻地实现了一件件流氓行为。

天定命运和边疆理论

新教精神在资本主义初期成为欧洲资产阶级中最勇敢分子的旗帜，在殖民地时期成为英国清教徒们不顾一切追求成功、以成功证明上帝与我同在的使命感。成功成全了却也毒害了这个本来可以干另一番大事业的民族。独立后的美国人将这种未清除殖民主义毒素的使命感发展成了赤裸裸的扩张理论，这个理论仍然戴着世俗宗教的光环，美国人给它起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天定命运。
简单来说，天定命运的意思就是：美国人自从他们的祖先由欧洲向西航行登上美洲大陆以来，就一直负有向西扩张的天赋使命。
天定命运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第一面高高飘扬的精神旗帜，它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近似美国之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约翰•亚当斯（1735-1826）、托马斯•杰斐逊等人。这三个人分别是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二任、第三任总统。
每一次扩张浪潮的背后都有美国国内矛盾的根源，扩张同时也是美国统治阶级转移国内不满情绪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预示着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它们保持稳定发展的奥秘所在：把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当做它们的旧货店、垃圾场和溢洪闸。19世纪4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系列经济恐慌，也就是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天定命运论甚嚣尘上。1845年7月，美国民主党人报刊《民主评论》的主编约翰•奥沙利文正式在他的刊物上写下了“天定命运”这几个咄咄逼人的字。
19世纪，美国在天定命运的旗帜下疯狂地扩张领土。扩张了的领土有三个来源：从本土印第安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向欧洲列强购买的殖民地、从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国家（主要是墨西哥）手中强占的土地。美国就这样踩着别人的尸骨建立了自己的新边疆。1783年美国原有领土的面积为89万多平方公里，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仅400万人，到1872年，面积达350多万平方公里，为原来的4倍，人口达4000多万，为原来的10倍。这一切都是在天定命运的旗帜下进行的。
到了19世纪末，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这对美国已经没有未开发的疆土安排剩余劳动力了。
必须想办法寻找新的可能性。
必须使现有的边疆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再向后倒退。
这时，出了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的美国历史学家，他于1893年在美国历史协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意义》，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边疆学说的起源，它使带点儿宗教气息的天定命运更加理论化。从此，美国的边疆变成了“活动边疆”，可以向世界的任何地方推进。边疆学说一开始就得到美国史学界的广泛赞同，并深得本国统治阶层的青睐。也就是说，它是美国的主流文化。
特纳在研究了美国的历史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直向后退缩的自由土地的边疆乃是美国发展的关键”。因为边疆是个“有奇异魔力的青春源泉，而美国就在其中继续不断地沐浴和恢复活力”；没有这个源泉，“思想分歧就开始在一些阶级间展开，而思想分歧就可能扩大造成分裂”；“在美国的西部边疆消失后，美国的活力将继续为它的活动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特纳的结论是：“实利主义的个人主义能够与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密切结合，并且靠对外扩张来加以保持。”⑦
写到这里，我好像明白了智利人毕尔巴鄂为什么称美国人是“花言巧语的野蛮人”。特纳那些花里胡哨的言词实际上就是在说：“扩张能够促进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能够促进民主制度。这后一句活已经是特纳的原话了。”
原来，美国的民主就是一种极其狭隘的限于其本国的民主，这种民主像个吸血鬼一样，要靠吸其他民族的血来维持。
边疆学说并不是被当代美国人抛弃了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一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尔特•w•韦勃继续发展了这种扩张与民主关系的说法。韦勃提出了一个更加拗口的“财富双重流通理论”。他说，过去的经济学家只研究财富在个人之间的横向流通。实际上，随着美洲被发现，还出现了一种直式流通，即当欧洲君主靠扩张获得了大量土地后，无法利用这么多的土地，就把土地分散给各阶层人民，使他们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自由。⑧
美国的学者就这样毫不掩饰地暴露了神圣的西方民主有一条罪恶的根须：欧洲人把剩余劳动力赶到殖民地，维护了本国的民主；殖民主义者又掠夺殖民地人民的土地和资源来维持自己那部分人的民主。
通过这种理论，新生的美国更加明确地把自己的命运和西方文明连成一体。边疆论者认为，边疆学说可以一直追溯到从地中海发源的基督教文明，整个欧洲宗主国都是“东部”，整个“活动边疆”都是欧洲的“西部”，美国的命运只是这个伟大的基督教扩张性文明的一部分，美国因其强大可以成为西方文明的盟主。
这样，我们就毫不费劲地理解了美国人为什么十分喜欢哥伦布。韦勃曾在美国的历史协会年会上这样说：“伟大的边疆促使西欧的大都市繁荣起来，这种规模很大的繁荣在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回国时开始，以后逐渐加速，直到所有新土地被分配完毕为止。这种繁荣伴随着现代文化的兴起，促使一套为这个繁荣社会而服务的新制度和新思想产生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有现代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和人类进步的思想。”⑨
美国人终于在血统上、感情上和理论上完全和西方人认同了。它是“美洲的英国人”，它接着祖宗的办法干，把触角伸向与印第安人认同的“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

离魔鬼太近的墨西哥

除了领土扩张的无可非议的不义性之外，美国人真的把他们“崇高的共和制度”带到了新的领土吗？我们来着一着美国吞并原属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的例子。
墨西哥有一句辛酸的谚语：“我们离魔鬼太近，离上帝太远。”美国这个“文明”大国，美国这个北方邻居给墨西哥带来了无数苦难。
今天，不太了解墨西哥历史而对美国颇感兴趣的中国人也许多多少少听说过，在美国的南部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等地通行西班牙语。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美国西南部有一个相当于当今墨西哥全部领土的辽阔地域曾经属于墨西哥。兼并最初是从得克萨斯开始的。
得克萨斯原是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成为新生的墨西哥合众国的一个州。得克萨斯不仅土壤肥沃，而且地价便宜，相当于当时美国地价的1/10。美国人早就觊觎这块土地，开始有计划地向这块土地移民。美国人无视墨西哥移民法，日益放肆地移民，并在这块土地上引进了奴隶制，引起了两国的摩擦。于是，1832年美国总统、扩张主义者杰克逊派萨姆•休斯顿将军去“搞得克萨斯阴谋”，策划“独立运动”。1835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消灭美国非法移民引入的奴隶制，为此，得克萨斯的美国人和美国南部各州联合向墨西哥抗议，同年，得克萨斯终于发生了叛乱。1836年，得克萨斯宣布脱离墨西哥，成立“得克萨斯共和国”。美国于1837承认了“得克萨斯共和国”，得克萨斯遂申请加入美联邦。在美国国会讨论合并问题发生争执时，前总统杰克逊无耻地向辉格党总统泰勒鼓吹：“得克萨斯奉献给美国正如一个新娘在她的婚礼中献给新郎一样。”代表西部扩张主义的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本顿振振有词地说：“男女双方的结婚是通过上帝的手，同样，得克萨斯与美国的合并则是通过自然之手。”代表南部极端派的国务卿约翰•卡尔霍恩急于要将得克萨斯变为一个奴隶州，就在1844年与得克萨斯签订了合并条约。⑩
美国的吞并行为导致了1846-1847年的美墨战争，美国军队在1847年占领了墨西哥城，迫使墨西哥签订了瓜达卢佩一伊达尔戈条约。墨西哥被迫承认得克萨斯并入美国。
从此，布拉沃河便成为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这条河也就是今天美国和整个大陆拉丁美洲的界线。
实际上，美国是希望打这场战争的，战争使他们有借口进行更疯狂的扩张。果然，作为战败国的墨西哥不仅仅失去了得克萨斯，还失去了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以及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各州的一部分，面积近230万平方公里，占墨西哥领土总面积的一半。美国得到了这样辽阔富饶的土地，答应支付墨西哥1500万美元，并承担了美国公民向墨西哥要求赔偿的33万美元。（见文后图）
面对如此公开的扩张，美国的极端分子还指责这项条约是对墨西哥的“赐给”。新闻舆论界进一步鼓吹吞并整个墨西哥。
1853年，美国要求把新墨西哥州向南扩张，以便能修建贯穿东西的铁路。迫于压力和威胁，墨西哥政府与美国驻墨西哥全权公使——南卡罗来纳州的铁路董事长威廉•加兹登——达成协议，同意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将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以南的另一块近12万平方公望的土地卖给美国，史称“加兹登购买”。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中，当墨西哥新政权的使者冒着生命危险三次北上，请求民主、自由的美国帮助他们打败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所企盼的救援将会是他们日后的侵略者！
爪达卢佩一伊达尔戈条约签署不久，加利福尼尼发现了储藏量丰富的黄金矿藏，这给美国的胜利增添了当时没有想到的意义。美国不仅得到了耕地和牧场，而且成为黄金储量最丰富的土地的主人。战胜墨西哥的另一个结果是使美国成了太平洋的强国。旧金山很快成为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1853年，美国海军从这个港口起锚开往日本，扩大美国的商业和政治影响。
今天，墨西哥人带着他们特有的黑色幽默回味着那段伤心的历史，品味着眼下扭曲的现实：
一个墨西哥人问，我们怎样才能收复失地？
另一个墨西哥人回答说，在床上。
这则笑话指的是，出于贫穷移居或偷渡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今天正一天天充斥曾经属于墨西哥的美国西南部地区。

以强盗为英雄的国度

使19世纪的拉美知识分子从崇拜美国转向警惕美国的重要触机，还有沃克事件。
尼加拉瓜是中美洲中部的一个国家。它的内陆湖尼加拉瓜湖离太平洋仅19公里，船只经过尼加拉瓜湖，转入圣胡安河，可以抵达大西洋上的加勒比海。因此这里也像巴拿马一样，历来被看成开凿两大洋间运河的良好通道。
威廉•沃克（1824-1860，旧译华尔克），是美国田纳西州的奴隶主。这个海盗式的侵略者1853年纠集170多个美国冒险分子武装入侵墨西哥境内的下加利福尼亚和索诺拉，宣布建立共和国，并自封总统，1854年被墨军逐出国境，在旧金山以破坏中立法受审，但却被判无罪释放。1855年，他趁尼加拉瓜内乱之际再度纠集58名同伙，前往该国帮助自由党人打内战，在美国政府和奴隶主的支持下，推翻尼保守党政府，翌年操纵选举，“当选”尼加拉瓜总统，立即获得美国承认。沃克上台后即下令恢复奴隶制，企图吞并整个中美洲，使之成为美国的蓄奴州。1857年沃克被中美洲联合部队击败，逃往美国战舰避难。此后，他曾两度企图返回尼加拉瓜均未得逞。1860年沃克在洪都拉斯北岸登陆时被英国军舰捕获，转交洪政府审判，在特鲁希略被处决。就是这样一个自诩“不朽的长枪党人”的侵略分子在回国时受到民族英雄般的欢迎，美国头面人物和报界均对之报以同情。美国众议院有一个名叫齐普曼的人在议会上叫嚣：“现在已经到了星条旗在作为北方国家的一个新州的尼加拉瓜上空飘扬的时候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众议院全体人员热烈鼓掌。(11)
这似曾相识的行为使我们想起了当年英国女王慷慨奖赏英国海盗的行为。两者都认为得手就是光荣，道义一钱不值。
难怪醒悟了的智利人毕尔巴鄂在1856年说：“沃克就是侵略，沃克就是征服，沃克就是美国。” (12)

地峡上的争夺

打开拉丁美洲的地图，人们会发现，辽阔的北美洲和南美洲被一条狭长的中美洲连接着，地理学上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南、北美洲原来是分开的，地理运动使两块大陆连在一起。巴拿马地峡就在中美洲的最南端，是美洲大陆最狭窄、最低缓的地段。
1513年，当年的巴拿马总督巴尔博亚率领远征队由东向西横穿美洲大陆，成为第一个通过这条途径到达太平洋东岸的欧洲人，在他望洋兴叹之际，人们也知道了美洲并不是哥伦布要找的印度。从此，巴拿马的命运和地峡紧紧联系在一起。早在殖民时期，巴拿马就成为西班牙人的“骡马大道”。他们把从南美掠夺来的财物沿太平洋海岸经海路运抵巴拿马城，再运到地峡另一头的加勒比海沿岸的港口，装船通过大西洋运回西班牙。
历史上开凿运河的蓝图屡见不鲜。19世纪，在美洲大陆广泛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洪堡曾得出结论说，中美洲有9个地段可开凿运河。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还提出过通过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连接海洋的思想。费尔南德•雷赛布（1805-1894）工程师是圣西门的学生，他是苏伊士运何的建设者，也是巴拿马运河的开创者。雷赛布1879年从获得哥伦比亚政府特许（巴拿马当时属于哥伦比亚）的美国人怀斯手里买下了运河开凿权，10年以后因财政困难宣布破产。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发现了可观的加利福尼亚金矿，为了加强东西海岸的联系，美国急需一条更便利的通道。巴拿马运河一开始就成为大国之间争夺的一项交易。美国和英国曾于1850年签署协议，不得单方面擅自开凿运河。又于1901年重新谈判，新条约在保证英国通航绝对自由的情况下给予美国单独开凿运河的权力，根本不把地峡所在的主权国放在眼里。1902年后，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加紧努力，争取在地峡得到一长条领土，准备开凿运河。由于哥伦比亚政府拒绝签署将运河区永久割让给美国的协议，美国便利用巴拿马的分离主义倾向策划将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离出去。
1903年11月2日，美国军舰“纳什维莱”号到达哥伦比亚的哥伦布港作“礼节性”访问。11月3日，分离主义叛乱爆发了，“纳什维莱”号及其海军陆战队阻止哥伦比亚政府军登陆。11月4日，巴拿马宣布独立，两天以后，华盛顿政府就宣布承认了这个新国家。当月，双方签订了将横穿巴拿马的一条宽10海里的领土永久割让给美国的条约，从此，巴拿马就有了一个国中之国，直至今日。
早在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人就看出了美国对巴拿马的野心，他们纷纷提出警惕的告诫。毕尔巴鄂在1856年就说：“巴拿马 征着两个美洲之间的边界、要塞和命运。” (13)
1914年，巴拿马运河竣工，1919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从巴拿马东端的科隆城到西端巴拿马城的航行只需要8个小时。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12600多公里。运河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通航后的60多年里，美国获得约500亿美元的收益。据估计，如果没有这条运河，美国每年至少要损失1%的国民收入。运河被美国人看成一条本国的“国家水道”。
美国人在拨弄着地球找地方时是有眼光的，他们从来只把手伸到最重要、最美丽的地方。
罗斯福是个坦率的帝国主义者，他从来不否认巴拿马事件是强权政治的产物，他称之为保证“进步和文明”的需要。1911年他明确地说道：“我先占了运河，再让国会讨论。” (14)直至1921年，美国才向哥伦比亚政府对过去发生的事表示遗憾。
1964年运河区曾爆发震惊世界的“国旗事件”。（图41）1963年，美国在巴拿马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同意从此在运河区悬挂两国国旗，却迟迟不执行协议规定。1964年1月初，美国人违反协议，连续几天在学校门前单独悬挂美国国旗，200多名巴拿马爱国学生举行了反美示威，当他们的6名代表在美国警方允许下进校挂旗时，却遭到侮辱和殴打，巴拿马国旗也被撕毁。第二天，巴拿马3万多学生和市民举行了更大规模的反美游行，美军竟动用坦克和直升机，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造成21名巴拿马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于是，全巴拿马10万人游行为死难者送葬，游行队伍里包括巴拿马总统和内阁成员。
根据1979年正式生效的新条约，巴拿马将在1999年收回运河及运河区的全部主权。1979年10月1日新条约生效那天，巴拿马人民载歌载舞涌入运河区，并将一面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大的巴拿马国旗插在运河南端入口处的安孔山上。
独立后的几十年里，曾经以自由和民主的旗帜吸引了成千上万拉丁美洲人的美国，就这样以一连串的卑鄙行为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美国人的背叛行为在拉丁美洲人民中间引起了普遍的失望和义愤。墨西哥爱国者塞尔万多•特雷萨•德米埃尔（1763-1827）的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人树起了自由的旗帜，把它立在我们的心坎上。我们曾像他们一样充满爱意地道出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名字。尽管他们施行过暴政，我们还是一直挂着他们的画像直至今天之前，美国的每一次挫折都使我们难过，每一次胜利都使我们高兴。忘恩负义的人啊，面对这一切，他们却取笑了我们的爱情，践踏了我们的希望。” (15)
忘恩负义，这是弱者对强者的总结。
历史真是在反复重演。
当年，印第安人曾救助了美国人的祖先，教会他们怎样用土著的方法对付陌生的大自然。据历史记载，1620年，“五月花号”上的英国移民登陆后即侵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次年，陷入饥谨，移民死亡一半，幸赖印第安人救济。春季，印第安人教他们种植玉米和用鱼类施肥；秋季，他们收获了大量玉米，并认为是上帝的恩赐，这就是美国感恩节的来历。
但是，印第安人的善良换来的是受欺骗和被杀戮。
今天，美国人又像当年的殖民者一样，一脚踩碎了拉美人的心。
更不能让人容忍的是，施虐和背叛的一方向来是“文明”的使者。
也许，对于这些高等人来说，“恩”和“义”是不存在的概念，他们的文明人字典上只有“功”和“利”。
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早在1829年——他去世的前一年——就对这个北方大国做出了预言式的判断。他在一封信里忧心忡忡地写道：“美国看来注定要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传播苦难。” (16)

世纪之交的文化对垒

正是在这个时代，关于“拉丁美洲”的思想渐渐酝酿成熟了。
“拉丁美洲”这个名称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历史学家们做过一系列的考证。大多数人认为，法国人米歇尔•舍瓦利耶（1806-l879）于1836年最早使用了“拉丁美洲”的提法，试图将拉丁民族的、天主教的美洲与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的美洲加以区别。但是第一个有意识地使用这个词组的西班牙美洲人是哥伦比亚诗人托雷斯•卡依塞多。卡依塞多不仅在文字上使用了这个词，而且大力宣传它的含义。
1856年，旅居法国的卡依塞多写了一首题为《两个美洲》的长诗，翌年登在他所主编的巴黎报纸《海外邮报》上。诗中写道：
墨西哥在北部，其余的女儿们在南部，
奋起反抗她们的西班牙母亲。
她们注视着华盛顿的祖国，
就像期待着一位大姐的支持；
她们热情地抄写她智慧的法律，
当做仿效的榜样和模式；
她们急切地寻求她的友谊，
善意地等待与她结盟。
而她，高傲地蔑视
姐妹们的友谊；
北方的巨人，好像对待矮人一样
看着南方的共和国
……
“有用的就是好的。”她这祥认为。
这个美洲的合众国忘记了正义和责任，
而普世之爱的神圣法则禁止这种遗忘；
她把道德变成了数字，
把利益当正道来追随；
如果能够增加财富和荣耀，
忘记了责任又有什么关系！
她宽阔的旗帜上缺少星星，
她的贸易需要新的地区；
然而在南方飘扬着自由的旗帜——
让它们落地！强悍的合众国这样说。
中美洲被侵略了，
地峡不断受到威胁，
沃克那个海盗受到了北方的支持，
背信弃义的民族！
……
啊，神圣的自由！
你的儿子展翅冲向他们弱小的兄弟；
在自由女王的土地上，
暴君们怒气冲冲地上阵。
这个伟大的民族，
它本可以帮助弱小的人民，
但它仇恨它们，侵略它们，
向它们宣布最残酷的战争！
……
这些为联合而诞生的民族，
今天却四分五裂，孤立无援；
团结是它们的责任，相爱是它们的法律；
它们有着共同的根和共同的使命——
拉丁美洲人，
面对着萨克逊人——
这个死敌正威胁着
毁掉它们的自由，撕碎它们的旗。
南方的美洲被召唤着
保卫她纯洁的自由，
她崭新的思想，她圣洁的道德，
她关于爱和仁慈的神圣法则。
……
是时候了，我们的贞女
从浩渺两洋的催眠中醒过来，
从巍峨安第斯山的阴影里走出来，
让人们听见你预言般的声音。
给了你那么多美貌的苍天，
也给你指示了伟大的命运——
新世纪的火神，留住你神圣的火种，
让它永不熄灭！(17)
“有用的就是好的”，卡依塞多在他的诗里鞭挞了美国人的哲学思想。在最初的年代里，美国人的行为还打着神秘主义的“天定命运”旗帜，但很快，自私自利、实用主义的本质像狼尾巴一样藏不住了，干脆让“实用主义”变成一种理论、一门哲学吧！
随着19世纪末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的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1839-1914）和威廉•詹姆斯（1842-1910）创造了“实用主义”哲学。在皮尔斯的哲学里，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普遍原则没有了，哲学“只不过是那些最终为一个认识者集体所同意和相信的观点”，对于詹姆斯来说，不是人们的信仰指导人们的行动，而是行动的准则成为人们的信仰，这些信仰必须由行动的实际效果来检验。詹姆斯还为他的哲学找到了心理学依据：人只信仰他愿意相信的事情，人愿意相信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往成功的历史经验和希望今后成功的心理，两者组成了行动意志，这个意志不断给哲学灌注生命力。
我在这里所引用的关于“实用生义”的介绍，不是我个人的阐发，而是根据美国人罗德•霍顿和赫伯恃•爱德华兹编写的一本书——《美国文学思想背景》。这是一本在6个国家近15万学生采用的教科书。它的口气是一种略加赞赏的“客观性”。用美国本国人的话来概括他们的思想，也许更加可信。
该书的作者写道：
远在詹姆斯创造“实用主义”这个词之前，大多数美国人便已“天生”的实用主义者，但是，那些工业巨头（或者根据不同的观点，那些被称为强盗巨商的人）当中是否有人曾翻阅过詹姆斯的著作却值得怀疑。实用主义比超验主义更容易为人们庸俗化，也更容易成为粗俗的自私行为的理论根据。詹姆斯和约翰•杜威（l859-1952）都强调没有行动的思想是没有生命力的，以及效果是检验观念的惟一真正的标准，因此，那些进取好胜、具有“无论什么事都要试一试”这种习惯态度的美国人，即使在体现实用主义蓬勃生机的过程中破坏了理想的社会合作，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怪罪他们。如果人们接受结果是成功的标准这一观点，那么，直至20年代，美国人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的实验已获得了圆满的成功。(18)
如果允许我们不顾简单化之嫌打个比方的话，那么可以这样来概括这个很实用的“实用主义”哲学：一个人出于一个坏的念头干了一件坏事，又成功了，这个坏念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今后的行动准则，即适合于他的哲学。
所以我们说，成功成全了也毒害了这个很有魄力的民族。
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一书里写道：“在美洲，‘存在’已经成为‘应当’的尺子。” (19)也就是说，结果是检验原则的准绳。
实用是美国人指导行动的准则，实际就成了他们的行为风格。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美国中庸之道的楷模。
富兰克林是美国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当过工匠、作家、开国元勋、外交家。他是勤劳致富的楷模，还成功地完成过避雷针等几项科学发明。他被誉为美国启蒙思想家和民族性格的象征。他写了一册题为《致富之路》的箴言集，借一位勤劳致富的穷查理之口教导青年人勤俭诚实、洁身自好，同时又精明地牟利聚财。这本小册于至19世纪初在英、美已有上百种版本，并被译成10多种文字流传世界。《致富之路》里充满了这样的格言：
睡着的狐狸抓不住鸡，人在坟墓里将睡个够
傻瓜设宴，聪明人前来用饭
趁早把老年和贫穷提防，没有普照永久的朝阳
能抓到手的东西要抓紧，石头会把铅变成金(20)
有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观察到了以下这样一个可以振奋民心的秘密而颇为欣喜地说：“从中国人的哲学很容易发展成美国人的哲学。他说的也许不无道理。”
但是，这一套哲学对于有血性的拉丁美洲人来说是忍无可忍的垃圾，更何况他们懂得根据这样的哲学所采取的行动给拉丁美洲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回击是毫不留情的，言词中夹杂着嬉笑怒骂。
如果说美国人的哲学是成功者的哲学，是弘扬物质和结果的哲学，拉丁美洲人则提出了一种“暂时的失败者”的哲学，弘扬精神和目的的哲学来与之对抗。这个对抗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次文化对垒。
首先当数乌拉圭思想家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17）。在1900年这个富有象征性的年份里，罗多发表了他的长篇散文《爱丽尔》。爱丽尔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一个角色，罗多用它来象征精神。
罗多在文章里道：
如果说实用主义是代表英国精神的一个词，那么我们可以把美国看成“实际”这个词的具体体现……“万物之始，是行动”，这个强大共和国的一位未来的史学家可以用《浮士德》里的这个名句为他们的民族现实写一部未完成的《启示录》……他们的全部历史就是一股雄壮的活力。他们的代表人物叫做“我要”，就像尼采的“超人”……关于美和真的理想都不会激起这些严谨的清教徒们的热情。他们蔑视一切不能立刻带来结果的思想行为，因为这种思想空洞无能，他们不懂得将对真理的无私追求融于科学，也从未表现出有能力热爱科学本身……富兰克林的道德就是他们的道德顶峰。这种关于人的品行的哲学，倡导的只不过是平庸的诚实，教诲的只不过是谨慎的重要性，从这种哲学的内部绝不会产生神圣性和英雄主义。它只能在刻守常规的生活里为良心提供一根用苹果树的木头做成的拐棍，让这种哲学的鼓吹者拄着它循规蹈矩地走路，在需要攀登陡坡的时候，这根拐棍就成了一根易折的柴火棍。(21)
罗多给那些盲目崇拜美国文化的同代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崇美派”。他提醒人们抵御这种崇美倾向。他说，我们敬佩这个制造了经济奇迹的文化，但我们不爱这种文化，美国骄横的暴富阶级使人回想起罗马帝国的衰落。
罗多认为：“最伟大的事业是那些不急切追求近期成功的事业，最光荣的努力是那些将希望寄托在视野彼岸的努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关于未来的思想是最有代表性的理想主义。” (22)
罗多用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未来的信仰反对对实际利益的过分追求、对眼前效果的盲目崇拜，并用这种对立来描述两个美洲的对抗。罗多的思想尽管带有一些浪漫主义的精英色彩，但他在那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毫不留情地抨击了美国日益膨胀的物质至上主义，鼓舞暂时没有获得现世成功的拉丁美洲人不要妄自菲薄。在那个时代，《爱丽尔》成了一面信仰和理想的旗帜。
墨西哥哲学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1-1959）于1931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散文：《哲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23)。仅仅为这篇文章，就应该给巴斯孔塞洛斯记一大功，他用生动的说理为人们描述了被压迫者的哲学。
巴斯孔塞洛斯痛快淋漓地抨击了以培根、斯宾塞、杜威、沃森等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社会性哲学、实用主义哲学以及它们的文化根源——盎格鲁萨克逊文化，指出：“有些行为本身毫无规律可循，却靠着成功造成的暂时迷惑产生了神圣性。事实上，它们是靠一个新幽灵，即幸运和成功，占据了偶像的位置。这些华而不实的词汇无法满足人们对绝对的追求……毫无疑问，我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更为富有的传统去迎合一种有局限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主要贡献只不过是一个特定民族的暂时成功。这个民族在物质领域取得了胜利之后，就开始试图普及他们的意识形态。”
巴斯孔塞洛斯的文章里还有一句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有意义的话：“在当代，人们甚至没有察觉到让一时得势的帝国主义处理涉及人类命运的问题包含着多少讽刺意味。”
巴斯孔塞洛斯在文中引述了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犹太人那句响亮的口号：“属于恺撒的归恺撒，属于上帝的归上帝。”他号召人们：“如果说我们的时代是帝国的时代，我们的使命就是采取罗马帝国叛乱省份的态度。征服者垄断了贸易和财富，我们暂时无力避免这种形势。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收回这些财富，就应该以拒绝崇拜帝国的方式收回我们的精神。”
他鼓励拉丁美洲人民说：“如果战败者代表某种价值，这种价值将会隐藏在比战舰的胜利更为重要的事物中；每一个民族都负有特殊的使命，谁能抵御暂时的成功，谁就能赢得最伟大的人类进步；暂时的失败者常常能更好地解决思辨领域里的问题，因为创造性的思想是一种解脱，是身处逆境者充满了胜利感的活泼的快板。”
巴斯孔塞洛斯以拉丁美洲人民的名义，在帝国主义文化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向世界宣布了被压迫者的哲学：
“居于胜利者地位的民族，它们的伦理总是局限于本民族范围，并排斥战败民族，这是一种会招致报复和灾难的下等伦理。与前者相反，一个战败的民族，如果没有完全沦为下等民族，如果它还称得上是个民族，那么它就会在精神上战胜暂时的不幸，并提出终结思想，即一种非民族化的精神，这种精神所包含的超越失败、超越暂时成功的形而上学，将使它具有世界性。”
巴斯孔塞洛斯更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发表于1925年前后的《宇宙种族》。当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扩张主义分子打着“天定命运”的旗帜趾高气扬地向整个拉美推进的时候，巴斯孔塞洛斯以这篇蕴含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散文表达了另一种不同的天命观。
巴斯孔塞洛斯认为混血的趋势是世界的潮流。白人自以为能够统治世界，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过渡的桥梁，白人殖民主义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种族融合趋势。未来的种族将是融合各种族血液的“宇宙种族”，这个新种族将集世界之大成，将是一种最崇尚友爱、最具有普遍性的种族。所幸的是，伊比利亚美洲的混血人民日益拥有这个“宇宙种族”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对于这些混血民族来说，“美是万物存在的最高理由”。《宇宙种族》成为拉丁美洲人民在那个时代的乌托邦理想。
巴斯孔塞洛斯在文章里写道：“靠着举世无双的亚马孙河的丰富资源，这个综合性的种族将得以巩固它的文化。未来的世界属于征服亚马孙河流域的人。在这条伟大河流的附近将建起一座‘世界城’，宣讲队、船队和机群将从这里出发传播福音。如果亚马孙将来讲起了英语，那么世界的首都将不叫‘世界城’，而叫‘盎格鲁城’，战舰将从这里出发向其他的大陆推行他们严酷的法则，即由黄头发的白人统治世界，消灭他们的深色皮肤的对手。相反，如果第五种族（指混血种族）占据未来世界的中心，他们将派出飞机和大军到全世界，教育人们回到智慧的道路上来。以爱为准则的生活将以美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24)
“宇宙种族”思想并不排斥白人文化，巴斯孔塞洛斯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采纳白人的崇高理想。但拒绝他们的高傲；我们的国家可以成为所有人，包括白人在内的自由祖国，他们在这里会感觉回到了家，找到了庇护；但是我们不再会为他们提供殖民地。”“宇宙种族”思想也不排斥美国文化：“我们反对排斥被看做低等人类的种族，更不会去盲目地排斥美国这样的民族，他们充满了进取精神和持之以恒的社会组织能力。” (25) “宇宙种族”不是一种狭隘的思想，它所反对的是用强制的手段使一个种族灭亡，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消失都是全人类的损失。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让各个民族根据美的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自己决定本民族的自我改造过程。
这些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纸上。拉丁美洲的中坚力量始终努力实现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化为政治行动，或者化为文化建设。
1910年，墨西哥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巴斯孔塞洛斯在1920年出任墨西哥革命政府的教育部长时，颁布了许多具体措施实现他的上述思想。他在教育部增设了主管学校、图书馆和艺术的部门，组织扫盲，培训印第安人，大力推动优秀人文书籍普及本和各种工具书的发行，关心和推动代表民族艺术风格的民族音乐、壁画艺术的发展，他还邀请拉美各国的艺术家参加建设新墨西哥的实践。比加，智利女诗人、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尔•米斯特拉尔（1889-1957）就曾应邀参加过墨西哥的教育改革。
上述思想是拉丁美洲大陆的主流，就像实用主义、中庸哲学等代表了美国的主流。但是，美国知识分子里也有优秀的少数派，拉丁美洲人经常在文章里赞赏、引用的恰恰是这些人，如爱默生、马克•吐温、惠特曼、卓别林以及爱德加•坡的一部分精神。这些人是美国知识界的边缘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美国著名作家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1846年因拒绝以交税的方式援助正在进行的美、墨战争及与其有关的蓄奴势力而坐了牢，后来他写了一篇《论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文章出乎他的意外广为流传，甚至影响了俄国的托尔斯泰伯爵，他赞扬梭罗“不仅相信自己的道理，还亲身加以实践”。梭罗在这篇文章里说：“我一刻都不能承认那个政治组织就是我的政府，因为它也是奴隶的政府。”在讲到侵墨战争时，他写道：“被蹂躏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侵略军却是我们的。”这样的人在美国必然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他必然会感到“一个正义者的真正归宿是监狱……在监狱里，在那些逃亡的奴隶、保释的墨西哥战俘和前来投诉种族迫害的印第安人中间，他们找到了归宿” (26)。
1930年，美国作家辛克莱•路易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获得此项奖的人，他在领奖仪式上却以《美国对文学的恐惧》为题发表了如下的讲话：“是的，对于自己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然而，对于美国文学的状况，对于文学在一个工业、财政和科学蒸蒸日上的国家里的位置，以及对于惟一有生气和受人尊敬的艺术只是建筑与电影业这一事实，我则有许多话要说……美国还未以她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建立起足够与人类最迫切的需要相应的文明……一支有名的大学足球队比赛就会吸引8万个热情的观众……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中，科学是统治着我们的职业之王……” (27)
还必须提出发起黑人争取人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1929-1968）和马尔克姆•X（1925-1965）。
当美国这片土地的原始主人大部分被无情地灭绝、少部分被狡猾地同化后，受害者的灵魂便与黑人——第二代印第安人——的灵魂融合在一起。路德•金在他那篇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里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28)。马尔克姆•X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也不愿与这个国家妥协。他宣布自己姓X，因为在摆脱白人强加的姓氏烙印、找到自己灵魂的新姓之前，黑人的姓应该是X。
在当代，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1928- ）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美国文化批判者，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要出书，要上电视，都只有靠加拿大文化机构的支持。他的批判涉及美国文化的各个重要方面，也涉及了不少美国政府在拉美问题上的错误。有人曾拿他与西班牙殖民主义时期从内部发起批判的拉斯•卡萨斯相比，称他是美国的“芒刺与良心”(29)。

①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② 卡洛斯•兰赫尔：《从善良的野蛮人到真诚的革命者》（Carlos Rangel：DEL BUEN SALVAJE AL BUEN REVOLUCIONARIO：MITOS Y REALIDADES DE AMERICA LATINA，Ed. Montes Avila Editores，Colección Letra Viva，1977）
③ 陆国俊、郝名玮：《新世界的震荡——拉丁美洲独立运动》，67页
④ 卡洛斯•M•拉马：《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形象》，22页
⑤ 同上，58页
⑥ 同上，61页
⑦ 参阅《美国史论文集》（l979），507页
⑧ 同上，514页
⑨ 同上，513页
⑩ 参阅《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l25页
(11) 毛金里、徐世澄编：《长笛与利剑》（何塞•马蒂诗文选），73页
(12) 同④，62页
(13) 同上，61页
(14) D•博埃斯内尔：《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简史》，殷恒民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0年，160页
(15) 同④，55页
(16) 同上，53页
(17) 阿尔图罗•阿尔达奥：《关于“拉丁美洲”之思想与名称的起源》，178、183页
(18) 罗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201页
(19) 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209页
(20) 赵一凡编：《美国的历史文献》，4页
(21) 同④，88、95、96、100、102页
(22) 莱奥波多•赛亚编：《当代拉丁美洲思想先驱》[Leopoldo Zea（Selección，prólogo y notas）：PRECURSORES DEL PENSAMIENTO LATINOAMERICANO CONTEMPORANEO，Sep-Diana，México，1979，p.111，112]
(23) 引自林光主编：《拉丁美洲散文选》（扩充版），以下有关这篇文章的引文见该书166、169、168、173、175页
(24) 同(22)，130页
(25) 同上，131页
(26) 同(20)，153、156、157、160页
(27) 同上，277、279、287页
(28) 同上，318页
(29) 引自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杂志，l995年4月号，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