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鉴今说帮闲：贾府的帮闲与西门庆的帮闲
权贵富豪得势的时代，也是各式帮忙帮闲当红的时代。当下的买办精英，到底算帮忙还是帮闲？为此，我又拜读了鲁迅先生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名文，诸如《帮闲法发隐》、《二丑艺术》、《从帮忙到扯淡》等，鉴赏中时发会心微笑。难怪各式精英对先生要不择手段地贬低歪曲，非得将先生颠覆不可了；也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了。先生后半生的笔墨，多半是针对各式知识帮忙帮闲的，如今又逢盛产帮忙帮闲的时代，奉劝诸位重温先生杂文，真是受用无穷。这是个说不尽的话题，姑贴一篇相关旧作，以博同志者一笑耳。
贾府的帮闲与西门庆的帮闲
鲁迅说过，世间有权门，就会有帮凶，也一定会有帮闲。古代的通俗文艺，特别是戏剧中，艺术家们早就把许多帮闲者的形象搬上了舞台，那些保护花花公子的教师爷和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之类角色，已经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性格类型，至于有血有肉地塑造出帮闲的形象，则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功绩。应伯爵们，属市井帮闲;詹光们，属于世家帮闲，兰陵笑笑生和曹雪芹，用他们的生花妙笔，为我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他们不仅维妙维肖地再现了这类人物的世相，而且以自己的丰满和丰富，揭示了这类人物存在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其深刻程度，远非其它小说可比。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对二书中的帮闲形象，试加比较。
价值观念与其实现方式之间
对于《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帮闲们，评论者大率分析其无耻相，这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无耻”之外，有谁注意到他们的悲哀么?
每一社会都有自己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每一社会群体也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每一社会每一群体的人都根据其价值观念去设计自己并争取实现自己的价值，古今中外皆然，概莫能外。问题在于，大家的价值观念，都能得到实现么?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价值观念是“学而优则仕”，说得堂皇一点是“修、齐、治、平”，如果说得实际一点，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不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然独善之义，盖模糊矣。可以是暂归南山，谋官不成先谋隐，待更高之价而沽；可以是优游林下，与友人诗酒赓和，风雅自命，老此终生;可以是不为达宦，退为鸿儒，聚徒讲学，名满天下……，这些都属不失其风雅者。然能如此雅者，如商山四皓和竹林七贤，如严子陵和陶渊明，如王摩诘和孟浩然者，毕竟是少数，他们或有高贵门第，或有达官显贵为台柱，或有一定名声，或有较好机遇，至少也须有良田数顷，童仆数人，以供其役使作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保证，否则就难免真的坠入“谋官谋隐两无成”的潦倒境地了。对于古代知识分子的多数，无论是察举还是科举，无论是九品中正还是满汉八旗，有资格或有幸运达显或穷显者毕竟是少数，可悲的是广大出身下层的读书人抱定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四书八股，十年寒窗，春秋作赋，皓首穷经，兢兢业业，孜孜 ，在这条道路上拥挤着，争逐着，个别有幸者上去了，不幸者如周进、范进，虽做驴做马，仍执著于“举子业”不改其道。然而周进和范进到底还是“中了”，更不幸者如孔乙己，穿长衫而站着喝酒，虽“固穷”而不承认偷书，抵死不离“斯文”，则是更可悲的典型了。而那些不能执著此道，又不愿弃却“斯文”，改弦更张者，往往就走了“帮闲”或“帮忙”的路，大者可以为高级幕僚，为节度判官，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小者为州县师爷，掌钱粮或诉讼，而“清客”则是帮闲的一种。
清客也者，地位较幕僚为低，而品格较师爷为雅，他们必须有“帮闲之志”，且有“帮闲之才”，方能成为清客。帮闲之志，就是说得愿意帮闲，且不得不帮闲，并不愿不帮闲。这些人大多为穷儒，无由宦达，亦无由“独善”，又不能弃却斯文，于是只好依傍权门，以很不斯文的方式维持其斯文生活。他们还 得有帮闲之才，“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红楼梦》中经常围绕在贾政周围的詹光、胡斯来、程日兴们，就是这样的清客。
曹雪芹刻画清客的形象，用的既不是传统戏曲中写教师爷的漫画化手法，也未用《金瓶梅》刻画应伯爵们的工笔，他用的是白描与写意的手法，截取清客生活的几个片断，通过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老学士杜撰 词，宝玉上学及挨打等几个场面，写他们的帮闲生活和帮闲文采，点染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写出了他们的沦落和辛酸。“试才题对额”和“杜撰 词 ”两回，是“悼红轩的诗话”。它维妙维肖地再现了世族大家的文化生活，其主人公虽然是贾宝玉，但作为陪衬的门客也不是形象苍白的无学之辈。这些人虽然缺乏性灵，但他们于诗歌的意境、手法、炼句等方面，于其创作和审美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庶可谓“老手妙法”了。舒芜云:“议论虽未脱尽试贴家风味，但毕竟是心得之言，眼光识见都不陋。”在“题对额”中，为了让宝玉展才，清客之属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陋，他们就像曹雪芹为小说中不同人物按头制帽代作诗词一样，比自己创作更要难。总之，这些清客们是有“文采”的，或者说也是“雅”的。这文采，既是他们的谋生之道，也是他们的生活内容;既是其人生价值内容本身，也是其价值实现手段。他们同主人一样生活在“雅”之中，但他们却没有主人那样的实现“雅”的条件，于是不得不采取这种“帮闲”的并不雅的方式去实现，结果是为雅而俗，以俗求雅;通过痛苦去寻求欢乐，通过情感损失去获得心理平衡;在自我否定中肯定自己，为观念而牺牲人格 ── 他们的悲剧正在这里。几千年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正在这里。豪放不羁如李太白，且写过《与韩荆州书》那样的自我拍卖广告，对韩极力奉承，以求君侯“阶前盈尺之地”，“使白得扬眉吐气，激昂青云。”杜子美一生悲苦，更深味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酸楚。能从传统中走出来，如曹雪芹的能有几人！连敦诚还要勉励他“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随肥马尘。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呢。
如果说世家帮闲詹子亮们以“雅”为基调和贾存周们结成了文化生活的共同体，那么市井帮闲应伯爵们恰恰以“俗”为基调和新兴暴发户西门庆结成了新的伙伴关系。应伯爵是开绸缎铺的应老板的二少爷，和生药专业户家的西门大郎有着同样的家庭出身。不同的是西门家到了西门庆这一代，依然“骡马成群，呼奴使婢”，而应家因为“落了本钱，跌落下来”，到了应伯爵这代，只好以“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为生”了。虽然如此，但共同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们的共同气质，不甚读书，喜欢游荡，眠花宿柳，惹草招风，双陆象棋，抹牌道字，件件皆通。一个市井暴发户，一个市井破落户，两者之间可谓同质异构。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目标，不择手段地追逐财富，不顾廉耻地追求享受。尽管在他们的观念中，发财致富的机会对于每个人似乎是平等的，但是这“平等”一旦拿到生活中去兑现时却表现出了千差万别。西门庆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从容地支配着世界，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扩张与膨胀着自我;而应伯爵因为无所凭借，只能以低三下四地出卖自我的方式去“实现自我”。西门庆是在不断的扩大中实现自我，迅速地膨胀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而应伯爵却只能以简单重复的方式去再生产着自我。他自己靠帮嫖贴食而抹嘴头，而家中妻儿却经常弄得衣食无着，即使西门庆一次周济他几十两银子，也改变不了他帮闲贴食的地位。他与主子在伙伴关系中实现着他们的生活内容，然而西门庆是凭借自己的财富去吃喝嫖赌，听曲看戏，而伯爵们是以“帮”、“贴”、“沾”、“蹭”的方式去嫖、吃、听、看，在价值观念与其实现方式的对立而又统一方面，他们这一对伙伴，与《红楼梦》中清客与主人的关系，异曲而同工，相映成趣。
说到同工异曲，詹光和应伯爵们还有一点明显的差异。前者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的认识，远不如后者清醒。清客们的生活观念，更多地来自传统文化的积淀，无斯文条件而不能放弃斯文方式，只能以不斯文的方式维持其假斯文的生活，他们虽然可悲但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及自己的实际地位缺乏清醒的意识，他们的悲剧是荒诞的悲剧。而市井帮闲们，他们对自己的谋生之道较少心理负担，其最大特点是现实，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们与西门庆有些酒场上可以称兄道弟，甚至有时也可居于客位，而实际上则是“老爷”与“小人”、“大官人”与“穷光蛋”的关系，是施舍者与贴蹭者或乞食者间关系。他们十分清楚，该讲“体面”时就“体面”，不该讲时，他们能随时放下架子，现出本色。“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生儿不要屙金溺银，只要见景生情”─── 都是他们真实的内心独白。一次，应伯爵对客人嘲弄李桂姐说:“你老人家放心，他不做表子了，见大官人做了官，情愿认做干女儿了。”他嘴中的人情世态，有很高的透明度。他们从不“拉硬屎”，从不讲求假体面，对于生活和处境，他们有着很强的现实感。这也可以说是他们高于清客之处吧。
自尊与自贱之间
有着主人一样的价值观念，却不具备主人一样的实现价值的条件，于是不得不靠出卖自己以扭曲的形式去实现这种追求，一切帮闲者都面临着道德上和人格上的强烈的自我矛盾。
清客也者，顾名思义一曰“清”，二曰“客”。“清”的意义是多样的:清者，闲也，故曰帮闲;又，文也，以帮闲为业，亦近清雅;又贫也，因贫不得不以帮为生。虽然，形式上的身分仍为“客”，与奴仆，与伙计不同，这在心理上给那些无以为生的文士们至少是自欺欺人的满足。每当贾二老爷公余要在琴棋书画中享受一点闲适生活情趣的时候，詹子亮们便以“客”的身分出现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与主人一起分享雅趣了。“老学士杜撰 词”正是主客们“风流隽逸”生活场面的一次集中写照。“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固然是为了测试和表现宝玉，但当宝玉过分逞才时父亲便会喝斥他:“无知的业障！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熟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75回中“赏中秋新词得佳谶”，合家团圆共度佳节的家宴中，贾母还特地提醒贾政兄弟:“你们去罢，自然外头还有相公候着，也不可轻忽了他们。”这都表现了帮闲们“客”的身分以及主人对他们的高看。
然而这不过是形式，端人碗，服人管，既然是帮人为生，无论帮的内容是什么和帮的形式怎样，主客之间总摆脱不了雇佣关系，因而清客们又必须以巧妙的方式履行自己的职务，以客与佣的双重身分，为主子服务。
大观园初落成，清客们追随着贾政前往游赏，他们本来的任务不过以自己的文采帮助主人鉴赏、品题，对工程酌斟损益，以弥补因官场生活扭曲而变得迂腐古板的贾政的性情和才情的不足，这一任务本来还容易完成，谁知中途遇到了贾宝玉，出现了一个“试才”问题，处于古板的父亲与乖僻的公子这对素质反差极大的两代人之间，清客们的使命马上复杂起来了。既要照顾父亲，又要兼顾儿子;既不能太高，又不能太低;既要奉承主人，又要不着痕迹，于是察言观色，依违两可，引导开脱，提示凑趣，清客们周旋其间，真可谓煞费苦心了。“杜撰 词 ”过程中清客们的处境和作用，亦作如是观。第八十回宝玉上学路遇詹光、单聘仁二人，“一见了宝玉，便笑着赶上来，一个抱住腰，一个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萨哥儿，我说做了好梦呢，好容易得遇见了你’。说着，请了安，又问好，唠叨半日，方才走开。”如果说，以往场面，清客们帮闲以斯文的面目出现，在这里，在一个孩子面前，他们便脱去斯文，露骨地现出了帮闲者人格的另一面 ── 平日被斯文掩盖住的比较隐蔽的那一面了，所以鲁迅说帮闲“为有骨气者所不愿为。”
雇佣关系，由来已久，比比皆是，如果是“名正言顺”，雇佣双方也便会大家坦然。麝月送花，碰贾母高兴，赏了二百钱，她以为得了彩头，是体面，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平儿无端被打，贾琏代凤姐赔不是，还不敢受，声明归罪于“那淫妇”，老太太表示知道了她的委曲，且“不许恼”，她就觉得脸上有了光。奴隶观念使奴隶们维持着心理平衡。意识到奴隶地位的奴隶，“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晴雯萌发了反抗意识，化不平为抗争，她们也无过多的心理煎熬。唯独清客相公，以佣为客，既要保持斯文身分，又不能保持斯文人格，他们难免要经常遭受着内心的煎熬。观念要他们维持体面，生活又不允许他们讲求斯文；外在方面他们要维持着较强的不屑于与小人为伍的“君子”意识，潜在上他们又时时流露出屈躬事人的“小人”意识;传统和教养要他们讲求尊严，而现实生活又不给他们以维持尊严的物质条件，而为了维持尊严他又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尊严。为了斯文，出卖斯文;为了人格，牺牲人格。如果他们不上升为主人，而又不愿脱下长衫，他们就永远摆脱不了心灵上的煎熬，这是清客们的又一痛苦。
这方面，如果把应伯爵们与詹光们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间的明显差异了。其一为道德观念的淡化。士人重义，市人重利，与传统的读书人相比，他们的一切观念都以利为核心，做了重新安排。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伦理观念、人格观念、贞操观念……，不光贯串着“利”的精神，而且当观念与实利发生矛盾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弃却前者，而撷取后者。在他们的观念中，人格、良心、情操都可以化作商品出卖，这是弥漫在清河县上空而迥异于荣国府中的总的氛围。西门庆赶出的乐工李铭央求应伯爵说情，伯爵教导他说:“常言嗔拳不打笑脸。如今年时尚个奉承的，拿着大本钱做买卖，还放三分和气。你若撑硬船儿，谁理你？全要随机应变，似水儿活，才得转出钱来……”这是他的帮闲哲学，也是他的生意经。“生儿不要屙金溺银，只要见景生情。”他就是本着这一原则与西门庆周旋的。十兄弟中，以他年齿最长，可热结时，他甘愿以西门庆为兄，而西门庆亦坦然受之。这种露骨的势利，在贾政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为人格的低贱。应伯爵们的品格比贾府的清客们的格调低得多了，他们之所帮，不在诗词书画，而在帮嫖贴食，打诨插科，拍马逢迎，以博得主子一笑。为点缀宴会气氛，他可以为西门庆的宠妓下跪，叫其“月姨”，并甘挨其耳光。更其甚者，山洞戏春娇，隔花戏金钏，其鄙俗下贱，则完全是流氓行径了。至于在丽春院帮嫖时狼吞虎咽一扫而光的吃相，离开时顺手牵羊偷婊子东西的拿相，在西门家鲸吸酥油奶茶的喝相，表现都很低贱，无半点斯文可言。所以尽管表面看来，应伯爵是西门庆的结拜兄弟，在场面上有时也是座上客，二人间也时以兄弟相称，可在郊游宴会上，伯爵说笑话，一时走了嘴触了西门庆的忌讳，回过味来时，西门庆虽未耿耿于怀，而伯爵倒惴惴不安起来，等说到“有钱的牛”时，他慌忙掩口，跪下道：“小人该死了，实是无心。”霎时间，关系转换，“哥”变成“老爷”，“兄弟”变成了“小人”，这也都是詹光们所做不出的。西门死后，应伯爵等七兄弟的祭文，虽为游戏笔墨，然而“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倒也不失为他们的自况。虽然他们也经常依仗西门之势在外人面前做张做致，捞点好处，然而在西门面前，他们是很能自轻自贱的。──他们有着清醒的自贱意识。故他们在干着那些卑鄙的勾当时，他们也没有世家清客所经常经受的心灵痛苦。
其三是他们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自古以来，人们便对世态有炎凉之叹，豪门食客随主子炎势的衰歇而更换门庭亦是常事。然“炎凉”与“无耻”毕竟不同，更何况讲究节概，标榜“士为知己者死”，向来为门客的传统节操呢。然而市侩的突出特点是“见利忘义”，因而毫无操守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毫不足怪。西门庆一死，热结兄弟马上如鸟兽散，尸骨未寒应伯爵已投靠张三官，以损害旧主子向新主子讨好。而吴典恩则更欺凌孤儿寡妇，恩将仇报，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表现得极为无耻可憎。这则是他们区别于世家清客的又一特点。
世家帮闲的伦理观念和人格意识多来自传统文化，市井帮闲的伦理观念和人格意识来自市井生活。前者又称清客，后者近乎无赖，他们从事自己帮闲职业时，有着迥然不同的心态。
不过总的看来帮闲们的人格沦丧还在于现实生活的扭曲。不光贾政的帮闲除了为主人凑趣之外未见劣迹（贾赦的“清客”则更近于“帮忙”或“帮凶”，书中未正面写，又当别论。），即是应伯爵们也时见未曾泯灭的善念。他为李铭说情，为孙寡嘴和祝念实开脱，为常峙节向西门庆谋求帮助，都算是做的好事，含有同情弱者物伤其类的成分，向受益者推辞酬谢的态度也是真诚的。该勒索时勒索，该仗义时仗义，正如醉金刚倪二黑心放高利贷，但有时也能仗义助人，这都属于市井光棍们的道德，可见人性的复杂的一面。再者应伯爵们对于世态人情及为富之道，有着清醒的认识。53回“隔帘戏金钏”，应伯爵一反常态失口讲了两个笑话，一个是“‘赋’便‘赋’（富），有些贼形”，再一个是“这分明是有钱的牛，却怎的做得麟”，它直刺西门之心，以伯爵之精明，而作此蠢举，只能看成是深层意识的无意中的自然外露，说明他对于为富者的不仁及其假体面，在内心深处也看得很为透彻。
帮闲生涯与帮闲才具之间
在帮闲生涯方面世家清客与市井帮闲也有同有异。
帮闲者顾名思义是帮主子之“闲”，即服务于主子的精神生活，这在二者是共同的。但主子的文化教养和兴趣好尚不同，于是“帮”的内容也因之而异。贾府的清客帮的内容主要是琴棋书画诗文词曲。贾政们退公处独，除天伦欢聚外，大率跟清客们在一起。这里是世家沙龙，色调是雅的，内容往往是文化色彩很浓的消遣、品鉴或创作。”老学究杜撰 词”，吟咏那“风流隽逸，忠义慷慨”的“千古美谈”，便是其生活场景的一斑。大观园的兴建，他们要咨询设计与施工，落成之后游览、验收及品题，就由贾政带领他们去完成。不是偶然遇见宝玉，那额联的撰题，本来应该是清客们的事。“玩母珠贾政参聚散”，鉴别古董尤物之类，也属于清客们的分内事。西门庆是粗俗的暴发户，不光文化水平不高，又富于流氓气质，故他的精神生活的伙伴自然就迥异于诗礼世家的清客相公了。《金瓶梅》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始，这些兄弟们从西门庆发迹到发达，朝夕相从，始终未弃，犹如西门庆的影子。《金瓶梅》标榜为箴规“酒、色、财、气”之书，“酒”与“色”正是西门庆的生活的基本内容，而这恰恰也是应伯爵们“帮”的基本内容。在西门庆的生活中，酒与色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在行院还在在厅堂，无论是酒会、灯市或者郊游，往往是有“酒”便有“色”，有“色”便有“酒”，有“酒”有“色”便离不开应伯爵。除了介绍妓女，协调关系之外，他的经常性的职能是在宴会上侑酒，为筵席增色，起到妓女们起不到的作用。比如一次黄四请西门庆到郑爱月家吃酒，应伯爵使出种种手段与妓女们打情骂俏，使席间充满着欢声笑语，当爱月儿撒娇不喝时，应竟不惜给其下跪叫姨，以博西门一笑。每当此景，西门总以“怪狗才”一笑骂之。爱月儿说:“应花子，你与郑春他们都是伙计，当差供唱，都在一处。”妓女的话非常恰切中肯地概括了他的职能和作用。
如果说清客们之帮在雅，那么应伯爵之帮则在俗，往往是恶俗。两种不同的帮闲生涯也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才具。清客们要求在雅文化领域中有较为广泛的修养，虽然不需太深的造诣，太高的格调，但什么都要通一点。贾宝玉杜撰 词，清客们边评点，边提示，发表的见解，都是行家之言。他们说宝玉“我说他立意不同，每一题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这便是老手妙法。”这既是赞宝玉，实际上也是他们的自况。职业的需要，他们一般侧重于向琴棋书画方面发展。“詹子亮的工细楼台就绝好，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从贾宝玉的话看，他们有些人在艺术的某一 方面则具有相当可观的专长了。梁章钜《归田琐记》云：“都下清 客最多，然亦须才品稍兼者方能自立。”并记时人为其所编成十字令:“一笔好字，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等头衔，十分和气。”而这正是贾府清客才具的写照。而应伯爵们，插科打诨，打情骂俏，双陆象棋，抹牌道字等则为其所长。当然，有些职能也需要具有一定范围的知识，否则也就难于胜任。比如李瓶儿死了，西门庆坚持孝贴儿写上“荆妇奄逝”，要以“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题铭旌，伯爵则以有吴氏正室夫人在室为由，期期以为不可，耐心细致地做了西门庆的工作。再如吹犀带，赞花盆，赏铜鼓，陪内相品评瓶儿的板材，或为取悦主子，或为替主子争光，其高谈阔论，虽无从稽考，但这也是白来抢等兄弟所不能的。
帮闲生活发展了帮闲者的帮闲艺术和帮闲伎俩，诸如善于察言观色，长于凑趣逢迎等等，在这方面世家清客如前所述还要保持一点体面，不过于失掉斯文身分，而应伯爵们则可以毫不考虑尊严，寡廉鲜耻，不择手段。一次在西门庆家吃糟鱼，伯爵说: “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他还对西门庆说过:“我便是千里眼，顺风耳，随他四十里有蜜蜂儿叫，我也听见了。”“我恰似打你肚里钻一遭的。”── 这也是他的夫子自道。生活塑造着性格，帮闲生产着无耻，对于应伯爵们来说，尤其是这样。
帮闲者的再一个职能是为主子解烦释忧。当主人遇到难烦包括家庭关系中出现一些矛盾需要外力调处时，帮闲们都会主动发挥作用。在贾府每当贾政父子发生矛盾冲突，都会有清客斡旋其间。这时候既要保护儿子，又不能影响管教;既要帮助父亲，多看到儿子的优点，又要规劝儿子听从教育。这方面，清客的做法无可深责。当然一些限于阃帷之内的矛盾，清客们是不便介入的。但在市井富家中礼的界限则较为宽松，西门家在李瓶儿死后许多问题上应伯爵都发挥过作用。一开始西门庆悲痛过甚，“哑着喉咙只顾哭”，两三天“黄汤辣水没尝着”，小厮劝，打小厮，金莲劝，骂金莲，这不仅引起了包括吴月娘在内的众妻妾的不满，而且也威胁到西门家族的根本利益。这时应伯爵来了，一席话入情入理，“说得西门庆心地透彻，茅塞顿开”。这一次，应伯爵真算尽到了朋友的责任。帮闲者的这种作用，要求他们谙于人情世故，娴于词令。就小说中描写到的，他们在这方面的活动，颇有点人情味，与其它方面有所不同。再一点就是帮闲者在一定时候也帮忙，贾府清客的帮忙则是帮闲的扩大和延伸，如大观园的设计和施工，詹光和程日兴都是参与了的。贾蓉下苏州聘教习，采买戏子和置办乐器行头等，单聘仁和卜固修也一同前往，这一些要求他们在绘 画、园林与戏曲方面要很懂行，有专门知识超过主子才行。应伯爵的帮忙主要是参与西门庆的商业活动，充当主人的智囊或掮客。在发财致富方面，应伯爵有着不亚于西门庆的手眼，只是生不逢辰，家道中衰，他不具备西门庆那样的财富基础，又没有西门庆那样的气魄，而又惯于游手好闲，于是只好以揩油抹嘴为生。
西门庆之暴发主要有三个条件:先人遗产是其致富的物质基础;巧取豪夺是其财富积累的基本手段;暴发的雄心和长于经营是其不断膨胀财富的主观原因。除第一点应伯爵不具备外，其余者并不比西门逊色。西门庆的原始积累主要有两种方式，占有富孀以巧取为其一，利用权势以豪夺为其二。在二者实行的过程中，凡需要伯爵处，比如谋取李瓶儿等都得到了他的密切配合。在西门庆经商过程中，诸如贿买朝臣，广结宦缘以发挥官商优势；捕捉信息，率先投标，争取朝廷收购古董合同;向黄三、李四发放高利贷；劝收南船大米，等等，他都作为西门的智囊和掮客起过不少作用。这里他干的都是“帮忙”，而不是“帮闲”。他有着近乎西门的眼力和手段，只是他没有西门的财富和机运，不然的话，“应二花子”未必不能变成“应二官人”或者“应二老爷”的。有一次他为贲四说事成功因未得到“好处费”而敲了贲四一下，回家与老婆说道:“老儿不发狠，婆儿没布裙，贲四这狗啃的，我保举他一场，他得了买卖，扒自饭碗儿，就用不着我了……我昨儿在酒席上错了他错儿，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来求我，送了我这三两银子，且买他几匹布，勾孩子们冬衣了。”他也善于捕捉生财契机，只是其眼界和效益不过三两五两，至多三五十两，只够孩子冬衣和老婆布裙，永远不能变成盈利的资本。他只能以此所得维持自身的再生产，日复一日，永远改变不了帮闲贴食的地位。
世家清客为士的末流，随着他们依附的主子的没落而没落。应伯爵式的帮闲为市井破落户，他们欲富而不得，只好以帮嫖贴食为生，也长于为主子帮忙。他们如果不进一步沦为社会渣滓的话，那么随着生活的前进，他们将可能进入掮客、买办或经理阶层，这也是他们不同于清客的地方。
又，两种帮闲报酬的支付方式也很不同。清客们依傍权门，除了食宿等基本生活需要由主人供给外，还要按时支付一定的银物以作礼聘之金。这方面，《红楼梦》未曾介绍，然方之同类，想来亦当如此。至若其所帮有涉经济，如单聘仁受命下苏州采办戏子等，因为“里面大有藏掖的”，则有着贪污中饱的机会。而应伯爵之在西门处，既不包供食宿，也无固定礼金，他的报酬支付方式不过是“沾”、“贴”、“蹭”、“揩”等等。人到，才有酒喝，否则没有;而且一般只能吃，不能拿，遇到碰到稀罕东西如“衣梅”之类，要拿，又得格外贱些，才能装到衣袖里去。另外，通过为别人在西门庆处说事、拉生意以收受礼物或从中“打背工”也可获得一定收入，此类收入近乎后世的“佣金”或“回扣”。如应伯爵为吴典恩借银受礼十两，为何官人拉生意打了三十两银子背工，为贲四说事后通过敲榨方式迫使对方送自己三两银子，等等。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向主人乞求施助，如伯爵为生子告助，乞得白银五十两即是。但这种形式不能多，多则无效。总之，市井帮闲们无固定的报酬方式，其收入带更多的商品色彩。这不仅增强了帮闲们的商品观念，而且使他们变得更加无耻，使他们与帮主的关系也愈加丑恶。西门庆死后，关于要不要上祭，应伯爵们有过很精明的计算:
你我各出一钱银子，七人共凑上七钱，买一幅轴子，再求水先生做一篇祭文，抬了去，大官人灵前祭奠祭奠，少不了的还讨了七分银子一条素娟来。
最后谈谈二书作者对帮闲们的态度。也许有人要说，从曹雪芹给清客们的命名看，诸如詹光谐音为“沾光”，单聘仁谐音为“善骗人”，等等，可见对他们的态度是憎恶的。窃以为不然，其实作者给人物的谐音命名亦多为假语村言，其寓意亦不宜作简单理解。如贾政，论者多以其谐音为“假正”，贾政，乃假正经也，这与小说对其人的实际描写便很不符，而自传派更将其人索隐为作者的父亲，那这又当如何解释呢?想雪芹为清客们命名，或为调侃之意，盖非恶谑也。何况我们研究人物，主要还应从作者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自身出发。第八回，宝玉去梨香院看宝钗，路遇清客相公们搭讪了一会，又有管家们向宝玉索字，无非是一派奉承话，此处有脂批云:
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乃使彼亦听此数语，彼则潸然泣下，余亦为之败兴。
悲天悯人，有很深的身世之感。批书人和作者对管家、对清客们的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吧。至于笑笑生对帮闲们的态度84回有一段直接议论:“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见他家豪富，希图衣食，便竭力奉承，歌功诵德……胁肩谄笑，献子出妻，无所不至，一旦门庭泠落，便唇讥腹诽……做出许多不义之事。”云云。这只能说是站在主家立场上的道德化的批判。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对应伯爵们的表现，要比这丰富得多。难道我们今天做人物论，认识还仅仅局限于“厚颜无耻”与“忘恩负义”之类指责，而不应该站得更高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