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冷漠得很，也复杂得很，但和想占便宜的懒人交往却不得不嬉皮笑脸，为了杀伤敌手有时也笑里藏刀；我纯粹，绝不单纯；我搞阳谋，绝不搞阴谋，尽管预先通知过你了，但你依然按惯例很难推算出我的招数；我天天在变，天天不变，你想依靠收集我过去的情报来论断我，是你致命的错误。

　　他说：我们总是摆脱不去原始的集体无意识，生要结党立社，死要拖人做垫背。我们恐惧，我们怯懦，逡巡中不免错失，错失中又不思悔过，只是惯于用更大的罪恶来掩盖微不足道的缺点。

　　他说：《红楼梦》这本书，主要就是讲了宝、黛的故事。一个是金，一个是玉，最后金胜利了，玉碎了，也就是红楼梦的幻灭，理想主义的幻灭。

　　他说：我要去干我的事情，我自己错了自己可以承担；我不可以承担就让法律和道德来制裁我、谴责我；我要去干我的事情，我干成了并不意味着你预先就想到的，也并不意味着我定然受过你恩赐般的感召。如果我幸福了，我自己完全有能力享用；我是否愿意与人分享，是下一步的事情，也归根结底是我自己的事情；如果我左思右想不愿意与你分享，你也无权干涉，你也不必红眼病似地用教训我的口吻跟我说什么平等！

　　他说：“农民要进城，天经地义！”谁说的？我就不信。农民眼巴巴地等着人大政协开会弄出个决议，恩赐他们各种好处，行吗？农民怎么不想把西部也建成大城市，超过你上海、北京呢？哪里好，就往哪里钻；哪里穷，就惟恐摆脱不掉。这不是建设现代化，这是苍蝇竞血，蝼蚁争穴！

　　他说：绝望的迷信更可怕！你一个人绝望就算了，还率众绝望，这岂不是很可恶？！把那些受骗的人最后的机会都出卖了，断子绝孙啊！

　　他说：丽江是面彩色的旗帜，但宣科的纳西古乐是伪造的，满大街的姑娘都象三毛，满大街的小子都象张楚，期期艾艾，可怜巴巴，乱力怪神，鬼气得很。丽江是死的，如果直接给我们看尸体倒也罢了，偏偏扎彩结花，弄成纸人！这就很恶心。

　　他说：有人始终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仿佛一切的不是，都是制度带来的。我最不相信这样的鬼话。听这话的人应该警醒了，他的潜台词非常明显，他又开始从制度的层面为自己的懒惰开脱了。好象制度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与选择它和维系它的人无关，也就是与说话人无关——都是别人的罪孽，我是无辜的。

　　他说：修自行车铺和歌剧院两两相对，都要生儿育女，都要衰老病死。你可以普通一点，也可以自尊一点，但你绝不应该以高雅和庸俗来区别人。人是生活着的生命，不是摆放着的物品。
 
　　他说：我和观众是什么关系？买卖关系罢了。我不做你们的导师，也不做你们的弄臣，我对我的言行负责，不对你的人生未来承担义务。我复杂也好，矛盾也好，思想空洞也好，我不过是演了一出戏，你们休想通过这些雕虫小技逼迫我回答真理。
　　那些哲学家呢？那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你们为什么不去问他们？！

　　他说：理想作为永不到达的未及，需要你作为个体一人做事一人当。具体大于一般，自己先于理想，行动带领选择，目的服从手段——这就是集体主义后的理想现状。

　　他说：我的目的是堵你的路，不是给你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