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硬冷战”到“软热战”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前苏联是“冷战”的失败者，但事实上恰恰相反，美国是“冷战”的失败者，前苏联才是“冷战”的胜利者。美国并未赢得“硬冷战”的胜利，但是，后来精心策划了“缓和”战略，出其不意发动了“软热战”，却反而攻其不备大获全胜。

美国的上述国际战略转变，是从越南战争失败开始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因奠边府战败，被迫仓皇从越南撤退之后，美国迅速插手扩大势力范围，开始卷入了越南的冲突。美国的民主党前总统肯尼迪，倾向社会改良违反垄断资本意志，他曾对记者说打算将军队撤出越南，据认为这是他遭到暗杀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美国的垄断资本财团来说，发动一场越南战争可谓“一箭双雕”，既能加强封锁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又能通过扩大军火生产大发横财。但是，美国没有料到在越南战场上遭到了惨败，越南军队在中国的大力支援之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在战场上不断获胜，后来美军有十多万人在自贡地区被包围，随时面临着丢脸的全军覆灭危险。正是考虑到越战的失败，以及牵制前苏联崛起的需要，就在中国反美态度最强硬的时期，尼克松亲自前来北京拜访毛泽东主席，弥补当年杜勒斯拒绝周恩来的傲慢失礼。

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没有想到却深深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引起了国内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庞大军费导致了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国际上，除了英国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美国，众多亚非拉国家甚至西欧的盟国，都强烈地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越南战争。美国感到自己从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骤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迫境地，已无力以西方领袖自居支配世界战略格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美国统治阶层鉴于越南战争的惨败，意识到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被迫开始酝酿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主动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但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并不是“放弃对抗”或采取“防守战略”，而是在英国经验丰富的谋略家的教唆下，采取的一种隐蔽的攻击性“软战争”策略。

尽管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冷战遏制，但是，并未阻止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步伐和综合国力提高。二战后初期，美国曾对前苏联拥有绝对的核武器优势，工业产值相当于前苏联的三倍之多。尽管前苏联曾遭受纳粹蹂躏战争创伤巨大，美国本土未受战火波及反而大发战争横财，但是，前苏联凭借着计划经济特有的动员优势，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奋起追赶美国，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经济增长比美国快２．５倍，工业产值从１９５０年相当于美国的３０％，上升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相当于美国的８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许多工业品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无论是核潜艇、导弹或先进的飞机坦克，前苏联拥有的数量不仅同美国旗鼓相当，甚至足以抗衡全部西方盟国的军事机器。前苏联的某些高科技武器研制甚至领先美国，如曾先于美国试验成功摧毁敌方卫星的太空武器等。由此可见，美国推行的“冷战”并未搞垮前苏联，反而促使前苏联建立了强大工业军事实力，倘若没有美国攻心战和戈尔巴乔夫失误，前苏联是不会骤然陷入全面瓦解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前苏联在欧洲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是迫使美国从东南亚仓促撤退，甚至接近强硬反美的中国的原因之一。

美国对中国实行的长期封锁禁运也失败了。尽管旧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封锁禁运不利于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文革”等错误也耽误了经济发展，但是，新中国的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短短２０年完成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已成功地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民用工业和强大的国防工业，从汽车、飞机和各种工业机器设备，到核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均能自行制造，倘若美国继续执行敌视中国的冷战遏制政策，根本无法阻止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还可能付出比越南战场上更为惨痛的代价。

冷战期间，美国忙于集中精力对付前苏联，对日本和西欧采取了宽容的扶植政策，但是，２０年间这些国家的实力不断崛起，美国开始担心自身国力的相对衰落。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美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下降了十一个百分点，而日本所占的比重却翻了三倍之多，西德所占的比重也增加了５０％。法国戴高乐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府，不愿总是围绕美国的指挥棒打转，退出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越南战争爆发后，大多数西欧国家强烈反对美国的政策，美国尚无法在外交上协调北约的成员国，更不要说指挥北约各国参与侵略战争了。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西方迫于冷战压力进行的社会改良，如推行政府干预政策和国有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工会和民权运动，也威胁到了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

令美国特别担心的是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改革旧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尽管以前也出现过西方列强争霸的多极世界，但掠夺财富的竞争只加剧了亚非拉人民的痛苦，二战后出现的东西方对峙的两极局面，不仅使绵延不断的热战“冷”了下来，而且还形成了围绕社会道义的世界竞争，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独立发展民经济的权利。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亚非拉国家纷纷推行国有化运动，将某些矿产资源和外资企业收归国有，民族工业的发展比殖民地时期快得多。在东西方阵营的两极对峙之下，世界出现了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多极化，南北斗争和不结盟运动蓬勃发展，南方国家强烈要求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改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贸易条件，关贸总协定增加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条款，还要求西方国家补偿殖民地时期的掠夺损失，提供官方无偿援助扶植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等等。第三世界改革旧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世界统治和经济利益。

美国的统治阶层惊慌地发现，在亚洲封锁遏制中国的企图已经失败，越南战争上面临着丢脸的失败危险，国内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浪潮，在欧洲前苏联的军事崛起咄咄逼人，核武器和常规军备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西欧、日本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羽翼日丰后不愿听从美国指挥，第三世界公然反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直接威胁到美国垄断资本的长远经济利益。

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美国政府的一批高级国际战略谋士，纷纷为美国的国际战略转变出谋划策。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是这批国际战略谋 士的杰出代表。基辛格博士精通国际关系的演变和谋略，特别同英国上层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英国曾统治其全球帝国长数个世纪，具有丰富的世界地缘政治战略经验 ，敏锐地察觉到世界潮流变化的潜在威胁，积极向美国传授软硬兼施、分化瓦解之术，以求延长和重建美英阵营的全球霸权。20世纪六十年代末，基辛格推动美国国际战略转变 的过程中，英国的国际战略智囊机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基辛格曾回忆道，“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７年间，我作为美国政府的特殊代表，曾使英国外交部比美国国务院更充分了解内情，从而使英国的智谋更紧密地融入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有些人因英国的国力衰落而轻视其作用，其实，英国玩弄的全球地缘政治权谋之术，其威力之大甚至远远超过美国核武库，前苏联不曾畏惧美国的“硬冷战”，却遭英美谋划“软热战”暗算而土崩瓦解。英国首相布莱尔最先提出北约新干涉主义，积极怂恿地面进攻科索沃也绝非偶然，充分显示了英国扮演角色的特殊重要性。［２］     

 美英两国的国际战略家们认为，多极化趋势不利于世界的稳定，因为，新兴国家的崛起会改变实力均衡，必然威胁和挑战现有的霸权秩序，但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已经相对衰落，维护霸权力不从心必须采取新战略，应从针对前苏联、中国的强硬冷战遏制战略，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缓和”战略，局部放弃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有意识通 过经济文化交流培育依赖性，从精神上涣散社会主义国家的斗志，再利用依赖性作为攻击、制裁的手段，施展“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软硬兼施地诱迫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美英国际战略家还认为，美国不应坐视西欧、日本等国家的强大，应采取措施削弱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应警惕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必然大大增强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同美国争夺自然资源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及早阻止上述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变化趋势。［３］

 美国在国际政策战略转变后采取的新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 交流等各个领域，经济方面包括以贸易、贷款、投资的为诱饵，培育依赖性而后作为谈判筹码或攻击手段，形成支配世界各国的复杂政策武器网络；操纵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全球化政策，诱迫各国敞开大门以控制其经济命脉，提供贷款时强加精心设计的附带条件，诱迫各国为贪图小利推行自杀性经济政策；政治方面包括将意识形态和经济贸易挂钩，以“人权”为借口向前苏联等国施加压力， 以动摇这些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胁迫许多国家在条件不成熟时推行“民主改革”，蓄意制造内乱、分裂以渔人得利；意识形态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垄断资本对各种大众媒介的控制，利用殖民时代遗留的英语通用优势，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攻击威胁垄断资本利益的社会改良思潮，以美国的摇滚乐、唱片、好莱坞电影为利器，潜移默化地破坏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瓦解其维护民族 利益的社会集体价值观，等等。       

 美英的统治阶层特别崇尚“实力政策”，他们认为“实力”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能影响别国以获取本国利益的任何手段，为了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可以不择手段地运用任何形式的实力筹码，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也包括公开的、隐蔽的合法或非法手段，不受道德规范或国际法律的制约，惟一标准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当美英两国拥有军事实力的压倒优势时，就毫不犹豫地采取赤裸裸的炮舰政策，倚强凌弱地屠杀弱小国家的人民，一旦发现对手拥有了与之抗衡的军事实力，他们也会审时度势地改变策略、玩弄手腕，巧妙地将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改造成操纵别国以谋求私利的战略工具，还毫不脸红地以“人权”为借口，攻击曾经遭受自己侵略、掠夺的国家，似乎完全遗忘了自己践踏人权的历史。

勿以羔羊之心      度豺狼之腹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种种差异，中国人往往很难理解西方国际政策的攻击性。历史上，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治国之道，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提倡的是“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道家的老子也倡导“天下为公”，提出了朴素的“天下大同”思想。相比之下，美英两国的安格鲁-撒克逊文化，则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强调个人追求私利的自由，谴责对个人谋私的社会约束。精通权谋之道的英国统治阶层，还刻意为其政策披上天使外衣，东印度公司曾资助亚当·斯密，创立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理论，论证了个人享有谋私的最大自由，即使个人追求的私利是卑鄙的，也会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发实现最大的社会利益。倘若说亚当·斯密理论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美英统治阶层崇尚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则将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和谐发展的理论，斥责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空想，明确提出运用任何手段或实力筹码，谋求扩大势力范围甚至追求世界霸权，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其行为准则，乃是“霸权至上，取财无道，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据记载，１４０５－１４３３年间，明朝皇帝朱棣曾派遣郑和七下西洋，航程遍及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第一次航行中，郑和的船队拥有３００艘大船，最大的船长度为４００英尺，水手和兵士多达２．８万名。郑和的船队之庞大，拥有航海技术之先进，甚至此后的数百年中也无人可及。１４９２年，哥伦布进行首次航行时，仅拥有３艘船和９０名水手，最大的船也仅长８５英尺。毫无疑问，中国曾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海洋强国，但是，中国并未像西方那样倚强凌弱，利用自己的海洋军事实力进行侵略，从事殖民扩张或掠夺别国的财富。近年来，美国右翼大肆宣扬中国崛起的威胁论，试图挑拨中国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反驳道，中国人若是真想扩张和威胁别人，郑和下西洋时早就可以这样作了，但是，郑和所作的是礼尚往来和友好贸易，历史证明大肆扩张的是西方列强。郑和作为泱泱大国的文明使者，给东南亚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今马来西亚遗留的古代建筑中，仍有当年纪念郑和来访修建的“三宝寺”。［４］

 西方列强也是从海上之路开始殖民掠夺的，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和火药， 成了殖民主义者争夺世界霸权的手中法宝。同郑和远洋船队不一样的是，尽管殖民者的船队规模较小，但是，他们途径之处遍地都是血雨腥风。继哥伦布首次航行美洲大陆之后，一支由三艘船和１８０名士兵组成的西班牙探险队，竟然以利刀快斧与阴谋诡计相结合，挟持好客的国王大肆掠夺无数金银财宝，一举灭亡了有悠久文明的印加帝国。以后的三个世纪中，西班牙殖民共灭绝了二千五百万印度安人。郑和抵达非洲的一百多年后，英国殖民者也到了非洲，但是，非洲人迎接的不再是友好东方使者，而专门贩卖奴隶的贪婪西方强盗。英国进入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私有产权追求利润的贪欲更加膨胀，股份公司集资更是为之如虎添翼，向北美 贩卖奴隶的船队迅猛增长，从１６８０至１７８９年间，一共贩卖黑奴２５０万人。郑和远洋航行的四百多年后，成长为第一海洋强国的大英帝国，派遣战舰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曾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明的古老中华民族，尝到的竟然是“以恶报善”的苦果。 ［５］  

中国不仅在郑和航海时代遥遥领先于西方，还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裕、先进和开放，依据西方信奉的实力均衡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是当之无愧第一世界强国，但是，中国却并未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霸全球，郑和下西洋时也未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侵地掠财横扫亚洲、非洲大陆，也未霸占马六甲海峡等航海要道 ，更未将落后的非洲部落居民掳掠为奴。中国文明有无数灿烂辉煌的成就，但是，却从未研究过世界何处为战略要地，何处海峡为咽喉要道，如何将别人财富掠为己有。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倘若当年郑和奉行西方的炮舰政策，推行殖民扩张掠夺了无数金银财富 ，控制航海要道垄断商贸往来，朝廷儒士或许不会批评航海开支浩大，皇帝或许会源源不断派遣军队出海，“日不落帝国”称号当非中国莫属，或许不会有西方列强崛起危害中国，西方文明或许早被扼杀在萌芽之中。难道我们应责备祖先不该为人君子？或者责备祖先缺乏远见养虎为患？ 或者认同落后就该挨打的强盗逻辑？  绝不对！我们不应认同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我们应维护落后国家的生存权利，我们应谴责西方自私自利的霸权主义，乃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死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可形象地比喻为“羊与狼”之间 的差别。当西方列强凭借着先进的“坚船利炮”，对虚弱的旧中国百般欺辱蹂躏，其豺狼本性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华民族虽有不依强凌弱的善良天性，但也有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为争取民族生存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抗争。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为反抗压迫经历了无数磨难，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正义的渴求，另一方面更是为了最广泛地动员社会民众，共同抵抗实力悬殊的外部强敌。当面对西方的经济军事封锁遏制时，中国人不惧恫吓维护民族尊严，自力更生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美国看到冷战遏制遭到了失败，被迫转向了新的缓和战略，不管美国的战略转变出于何种目的，这种国际环境的改善毕竟有利于中国，是无数先辈以生命代价换来的历史进步。     

但是，我们也应冷静地意识到，中国人缺乏攻击性的善良天性，既是高贵品质也是潜在弱点，中国人没有谋求全球霸权的贪欲，也不精通操纵世界政治的权谋之术，因此，很难理解美英谋求全球霸权的欲望动机，洞察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暗流险滩。当中国人从自己的善良天性出发，来观察世界事物和国际关系的演化，很难领会美国“缓和” 战略的深谋远虑，识破正常国际交往中暗藏的杀机。中国文化崇尚的是“以和为贵”， 期望的是与世无争的和谐宁静生活，一旦昔日曾残酷捕杀自己的豺狼，放弃了赤裸裸的攻击、恐吓作法，甚至主动亲近作出种种友好表示，中国人很容易放松警惕解除戒心，相信豺狼已弃恶从善发生本质的变化，相信世界从此进入没有猛兽横行的伊甸园，相信 “和平与发展”从此成为世界潮流，甚至以“羔羊之心度豺狼之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