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最近姜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民国是乱世，他愿意选择生活在和平时期而不是乱世：“我觉得还是和平点儿好，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折腾了又能怎么样?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就别折腾了。”“要说打仗就干脆单挑一个儿”、“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民国其实没那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个半脏、半臭、半殖民地的社会”，“我真想不通哪里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那个社会保持着一丝留恋。”
姜文的这番话让人大张鸣勃然大怒，马上跳了出来：“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
(2014.12.16.http://t.qq.com/p/t/462332069039639)
高戈里先生委托乌有之乡重发旧文《灵魂裂变之旅——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以反击张鸣。
先前，高戈里先生已连续两次发旧文反击张鸣，读者可阅读参考：
高戈里质问张鸣：“民国”士兵何来“自由”——听听《一位“国军”勤务兵的故事》吧
高戈里再问张鸣：民国上千万抗战壮丁何来“自由”——旧文重发《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灵魂裂变之旅——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述要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共188万人，包括将领1 500余名，涉及陆军240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谱写了极为辉煌的篇章。
188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全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消化、改造了。这绝不是个小数，2001年“9·11”事件时美国现役军人总数也不过140万人。在此过程中，解放军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或一个兵团，在世界五千年的战争史上，谱写了空前绝后的辉煌篇章。
然而，这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却鲜见于公开出版的史料，相关的党史、军史专题研究和纪实文学也罕见于市。
一、国民党军队倒戈的三次高潮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呈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抗战胜利后不久。比较而言，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军”和“共军”力量对比悬殊，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光明前途，蒋介石、陈诚也曾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如期“剿灭”，青天白日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在战场上倒戈，把枪口指向了行将就木的蒋家王朝。先是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共产党军队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个很响亮、很能震撼人心的口号。
第二次高潮，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期间，其中重大起义对战略决战的进程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吴化文率整编第84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60军的长春起义，使我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并及时抽调原围困长春的部队去堵截企图借营口海港南逃的廖耀湘兵团，完成毛泽东“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歼灭”的战略意图;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军和第77军的三个半师在江苏贾汪等地的起义，让我军通过其防地迅速完成了对黄伯涛兵团的战役包围;廖运周的第110师早就想起义了，该师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俊成曾两次前往第二野战军总部请示，刘伯承、邓小平硬是没同意：“起义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光是万把人、千把枪的问题。”后来，该部于淮海战场起义，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遭受了致命打击;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千年古都免遭兵燹罹难，傅作义功彪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风卷残云之后。此时，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虽然还有偏安一隅重整旗鼓的念头，但青天白日旗帜下的旗手、鼓手改行敲丧钟的，已日甚一日，成建制部队起义、投诚可谓之“风起云涌”，逾百万之众，任由国民党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土崩瓦解。这期间起义比较典型的，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7兵团。1949年12月24日，该兵团在四川郫县宣布起义，签字、发布起义通电时，从兵团司令官到一般团长、营长，特别是师以上政训人员，多是抱头大哭。该兵团所属第55师起义之前，师长安××曾召集所属各团团长，提议集体“杀身成仁”，不料，团长们不但无人愿意响应，还戳破了这种“忠义道德”的虚伪：“胡(宗南)自己都不自杀，我们也不自杀!”又主张将部队拉上山“打游击”，可后果是“没有吃的”。想去台湾吧，又“无路可走”。不得已，才决定“起义”。对这部分人的起义，早先的起义人员是看不上眼的：“他们那还叫起义?”
中国共产党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是有“绝招”的。这个“绝招”，是在改造第一次起义高潮的起义部队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其间，经历了尖锐、复杂、反复的斗争，并付出了流血的代价。
二、倒戈“国军”鱼龙混杂的成分
国民党军队内部实行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制度，兵随将转。起义，都由上层将领谋划、决策，绝大多数下层官兵以及部分中层军官基本上是茫然随从、被动选择。
这188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成分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抓来的壮丁，贫苦农民居多，当兵之前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当兵后，又受长官的盘剥与欺压，他们虽然占多数，但没有地位，“说不起话”，而且长期麻木于逆来顺受的奴隶地位。一位起义士兵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那时认主子啊!就和电影《末代皇帝》里面的奴才一样一样的!”
在国民党军队，有权、有势的是军官。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国民党军官相当一部分是富家子弟，因为旧社会有钱人家才能送子女读书、考军校。其中一些军官，或者其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或者本人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在第一阶段起义的高树勋部，进驻武安地区最初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虽然对其非常关照，生活待遇超过主力部队的标准，但由于旧军队的作风未变，“纪律坏”，“驻地十七个村群众每天到政府要求高部搬走，并准备到边区政府请愿”。
据县政府负责人王廷栋、程耀武被迫写给邓小平政委、薄一波副政委的信中记载，高部每天需由政府派700头牲口运输粮煤等，一切支差都不发盘费，连饭钱都不管。其次就是向村上要东西。部队没柴草烧了，就偷拆老百姓的水车、门板、桌椅。马会村800棵果树也被锯烧。有的军官还造谣说：“国府命令三月十五以后退回全部斗争果实。”还有动手打区乡干部和民兵的。
在第二、三阶段起义的部队也有同类问题。如国民党第16兵团1949年12月21日在四川什邡起义后至部队东调前，“官兵中常发生开枪打杀农民的鸡鸭，或化装土匪夜入民宅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等违纪行为。官兵关系也极为紧张。”
几乎每支部队都有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政工系统，并安插了带有特务性质的政训人员，甚至还有潜伏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以川军系统的第302师为例，该师发生叛变后，被查出扣捕的中统、军统特务就有49人。
几乎每支国民党军队内部都存在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反动党团及封建迷信组织。起义后的国民党第7兵团2.3万人，查出其内部的各类反动、封建组织竟达 75种，有4 058人参加，其中参加国民党的1 326人，参加三青团的351人，参加青帮的881人，参加红帮的690人，参加袍哥的522人。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堂口林立，无孔不入。在第16兵团，兵团副司令、第47军军长和3个团长均系袍哥大爷，全兵团有近半人员参加了袍哥组织。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
吃喝嫖赌相当普遍。就说抽大烟，在刘文辉的第24军，“双枪兵”(步枪和烟枪)约占三分之一。
血债问题也不少。
不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人，至今还在诅咒旧军队的暴戾：“太黑暗了，军官杀当兵的，就像杀个小鸡一样!”对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和解放军俘虏就更不当人对待了。还有压迫、残杀百姓问题。国民党军第18兵团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备区总指挥于镇河率部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后，受害群众纷纷向人民政府控告于镇河等将领的累累血债。于镇河家乡贾庄的群众甚至派出20余人的代表前往大同城，强烈要求把于镇河押回家乡交群众斗争处理。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将于镇河等将领紧急转移到察哈尔省军区所在地张家口。
还有当过汉奸一度成为民族败类的。
台儿庄起义的郝鹏举，曾于1941年率部投靠日寇，担任过汪伪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淮海省省长等职。济南起义的吴化文，曾于1939年率部投降日寇，担任过汪伪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等职。抗战期间，郝鹏举部和吴化文部都参与了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其中吴化文部甚至在临朐一带残酷地制造过“无人区”。
几乎每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后，都要发生规模或大或小的叛变。郝鹏举部、董其武部、郭汝瑰部、董宋珩部的叛变分子，甚至还残杀了我军派去的政治工作干部和起义官兵中的积极分子。
三、初期的组织整编，曾采取特殊措施
在旧中国，军阀吞并异己的军队是“家常便饭”。由于军权私有，强调“绝对服从”，兵随将转，用不着对士兵进行什么“思想教育”，只要带兵长官听话就行，所以，新老军阀收编异己军队的办法通常有以下三种：其一是收买，即用金钱和地位笼络主要将领，使其俯首帖耳听命之;其二是改编，就是调离该部队原来的带兵长官，把对自己忠肝义胆的“家将”派去控制部队;其三是编散，就是将原建制撤销，军官遣散，士兵编入自己的部队充当炮灰。
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消除影响，其宣传机构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攻击共产党“要兵不要官”、“要枪不要部队”、“吞并异己”。
鉴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最大限度地分化敌对营垒是战胜强敌所必须的战略和策略，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必须首先着眼于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瓦解敌军这个大局，所以，当时我党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整编，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一个是授予“中立”的番号。其中，高树勋部叫“民主建国军”，郝鹏举部叫“华中民主联军”，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如此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但问题又不仅仅于此，以潘朔端部为例，当时该部确有不少起义军官主张“请民盟来领导这支部队”，一位将领甚至公开宣称：“我们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我们是中间派。”
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高树勋起义时，我军答应其“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之下，与刘伯承、邓小平同辈”。潘朔端的第184师更有意思，虽然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还是扩编成一个军，随之“见官升一级”，师长升军长，团长升师长，营长升团长，连长升营长，排长升连长。“升官”之后，由于官兵一律实行我军的供给制，一些军官又大发牢骚：“升了官还是不发财!”
为了稳定起义部队，还特别给予起义部队以远远优裕我军老部队的生活待遇。
四、初期的思想改造，多采用温和的正面教育
起义部队不用共产党的番号，却要改造成共产党的队伍，难度，可想而知。
脱离人民群众的“国军”军官，有几人看得到蕴藏在阶级压迫之下能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有几人相信写在共产党旗帜上翻天覆地的革命前途?基于利益根基的这种选择性失明或政治性近视，有几人愿意丢掉丰厚的官薪，抛舍诱人的“油水”，与士兵为伍，干“穷八路”?又有几人愿意放弃正统的阶级地位，离都市，钻山沟，吃苦受累，“落草为寇”，当“没脸见人”的“叛逆”?
共产党说的是“愿意干的留下，不愿干的不勉强”，可是，回去的官兵一旦多了，岂不应了国民党说共产党“要兵不要官”、“要枪不要部队”的宣传?
留下来，就得改造!
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本质不同，为劳苦大众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为谁扛枪，我为谁打仗”的自觉战士，所以，对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初的教育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两种社会、两种军队的对比，中国的前途等等。教育的方法，主要是上课、做报告、讨论。
对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国民党官兵不但生疏，而且最初很不理解，很不习惯。原成都科技大学副校长卢昭1946年6月奉命派入海城起义部队执行改造任务时，曾在起义部队的军官轮训队担任政治教导员。
据卢昭回忆，上课通常很顺利，听就是了。颇费周折的是讨论。一开始，讨论没人发言，卢昭很奇怪：“你们怎么不讲话呢?”
军官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讨论?什么叫“讨论”?只听说过“讨饭”、“讨口”、“讨赏”，没听说过“讨论”呀!
卢昭只得耐心解释什么叫“讨论”，如何“讨论”。解释完了，军官们还是不发言。一问，是不理解：真新鲜，当兵的“讨”什么“论”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长官说啥是啥。说了不听，还叫什么军队?
几乎每一期轮训队都是到最后一个星期，军官们才习惯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制度和学习方法，有时，学员之间还会发生激烈争论。争论的话题包括供给制的、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民主制度、战场形势、中国的前途等等。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起义部队中开展的正面教育，转变了相当一部分官兵的立场，提高了思想觉悟，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从整体上看，温和的正面教育方法要想彻底解决起义官兵长期在旧军队里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尚需很长的时间，这在战争年代是困难的。
五、温和改造后的叛变事件
在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下，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尚未彻底改造的起义部队一旦遇到强敌大举进攻，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也就在所难免了。
由海城起义原国民党第184师(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改编为“民主同盟军第1军”后，在安东地区整编期间，虽然接受了共产党4个月的正面教育，但并没有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1946年10月，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南满根据地时，时任民主同盟军第1军184师副师长的杨朝伦，利用旧军官对起义部队的控制，借起义部队向北满大后方转移之机会，在吉林省白山市的石人车站附近，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叛变，使扩编后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所辖的第184师1 300余人被裹胁叛逃，史称“石人车站叛变事件”。
现在有些文章出于“统战”的客观需求或“正名”的主观愿望，将一些起义官兵改造前的思想觉悟人为拔高，这在客观上有意无意地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实际上，当年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是很艰难的。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1946年10月6日的统计分析，在中下级军官队伍中，“进步分子”如营长黄德昌，连长易锦章、李嘉荣，排长赵霖芝、李荣耀、林家保等，为数不多，仅占15.6%左右，而“落后分子”达32.6%，以至于撤离安东前夕，军政治部不得不提出“每团争取一个营长，每营争取一个连长，每连争取一个排长”这样的组织工作要求。据记载，民主同盟军第1军副军长郑祖志于叛变事件发生后，经过批评教育，在干部会上是这样坦白的：自己也曾有过拉队伍叛变的打算，以至于“一天之内几次作圣贤，几次作禽兽”。
我曾采访过多名参加这次叛变行动的海城起义官兵，他们告诉我，旧军队讲究人身依附关系，实行“愚兵政策”，“长官叫干啥就干啥”，所以，当一些军官策动：“走，我们回去找曾军长!”不少士兵也就稀里糊涂跟着跑了。
发生大规模叛变的起义部队，不仅仅是潘朔端部。
郝鹏举的“华中民主联军”接受共产党正面教育的时间更长，整整一年，但郝鹏举还是在1947年1月发动了叛变，把部队拖回国民党那里，并诱捕了朱克靖等7名我军的联络人员，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
高树勋的“民主建国军”也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解放区期间，因被认为部分军官“与洛阳国民党特务机关频繁联系，企图拉走部队”，于1947年6月14日被我晋冀鲁豫军区作为“叛变”部队，解除武装。
这3 支起义部队，郝鹏举部于叛变12天后被全歼;高树勋部在疑似叛变事件发生后，其“民主建国军”番号被撤销，所部经过数月的诉苦运动和肃反审查运动，士兵于同年9月被编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而最先发生叛变事件的潘朔端部，剩余2 000多人于1946年底撤至北满根据地后，经过彻底改造，于1947年3月起，陆续组建了主要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将领率领的3 个支队，分赴前线，遂行对国民党滇系第60军和第93军的作战、策反任务。
六、找到了改造起义部队政治战役的突破口
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看成是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在哪呢?
比较而言，潘朔端部虽然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叛变，但后期的改造却非常成功。更为重要的是，潘朔端部在随后的日子里，也就是郝鹏举部和高树勋部还没有发生叛变或疑似叛变之前，摸索到了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进而闯出了一条改造起义部队的新路。
闯出这条新路并找到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源于一次“倒过来讲”的政治教育尝试之中。
据“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1947年主持撰写的《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记载：
1946年8月初，当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从北安东北军大总校调来担任民主同盟军政治部主任时，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交代了在坚持先“稳定”、后“改造”分两步走的工作步骤基础上，实行“大胆开放民主，大胆发动群众”的改造方针，实现“打破旧制度”，争取“士兵翻身”的改造目标，以及“自上而下的合法斗争，自下而上的民主斗争”的“工作方式”。
根据新的工作精神，民主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副主任李毅等政治工作干部对旧军队的改造进行了大胆探索。
起义前，该部军官殴打士兵非常普遍，方法五花八门，十分残忍。士兵江源涛揭发，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刘家禄说，在云南补训团时，连长叫吃逃兵的肉，刘不吃，连长说：‘你们当班长的不吃，就吃你的肉。’”江源涛所在分队共有4名士兵“被压迫吃过人肉或喝过人血”。在笔者采访过程中，一些古稀老人说到在旧军队挨打，至今依然哽咽难言泣不成声。
然而，起义之初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等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剥削、压迫距离太远，还常常与起义官兵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有敌意的只有两个人;觉得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好，但认为自己的命该如此的有5人;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都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主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过打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
在此调查的基础上，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做了个“实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乡镇保长、甲长和恶霸地主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欺压讲起，再来讲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阶级压迫制度。
果然，一“倒过来讲”，几乎是瞬间，便激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
不巧的是，徐文烈等政工干部刚“摸到一些头绪”，“反省诉苦坦白综合性的大会”“正轰轰烈烈起来”，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我南满解放区。虽然，此时已在整编后的5名军、师起义将领中发展了2名中共党员，还争取到15.6%的中下级军官为“进步分子”，但由于改造工作不彻底，大规模的叛变还是在部队向北满解放区转移途中的石人车站发生了。
七、必要的组织调整为思想改造开道
由海城起义部队改编的“民主同盟军第1军”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事件后，我东北民主联军派入的军政治部主任徐文烈总结了两条主要教训：其一，是组织上对军官、尤其是对“团营两级的争取未做到应得成绩”，对少数占据重要职位的反动分子在组织上“未作适当处理”。
基于这条教训，后来对起义部队的改造，便实行了这样一条组织原则——“必要的组织调整为思想改造开道。”
对起义部队的组织调整，主要是对军官的调整。调整的方针是“审慎使用，积极团结教育，使之逐步发展成为人民军队的干部”。在此方针指导下，“对军官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少数清洗、多数调学、部分留队等方法”。将多数军官送军政大学学习，一方面，从组织上割断旧军队内部的封建联系;另一方面，组织军官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学习，一边审查历史、改造思想。学习毕业后，根据个人表现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分配具体工作。
如1946年5月海城起义的潘朔端部，于当年10月叛变事件发生不久，部队即着手清理了一些不可靠的旧军官，或者发路费放他们回家，或者调离起义部队。政治整训正式开始之前，部队在已经送了160余名起义官兵到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系统培训的基础上，又抽调150余名军官前往黑龙江省北安县，进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编为第9队，学期9个月;然后，在兴隆镇成立了两个士官训练队，从班长和士兵中选拔了300多人参加培训，其中1队学期3个月，2队学期6个月。
又如1948年10月在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第60军，正式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之前，大体作了如下组织调整：
第一步，清洗少数反动分子。部队刚一起义，就将因有国民党嫡系背景或“特务”嫌疑而在起义时被先行扣押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暂编52师师长李嵩及所属3名团长，移送解放军;起义部队一进入解放区，全军各级国民党政工人员和谍报人员立即集中，有特务身份的，送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其余人员送往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边组织学习，边甄别考察;随后，个别清洗或资遣了一些特务、警察、宪兵、土匪、恶霸等;对少数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坚决不愿留在解放区的军官，还网开一面，准其以“请长假”形式离队。与这部分人同时离队的，还有一些老、弱、病、残人员。
第二步，迅速为起义部队调配政治工作干部。解放军干部大体到齐后，首先宣布取缔旧军队中一切反动组织和封建组织，同时，以精简整编形式取消军、师两级八大处，在全军团以上单位重新编组司令部和后勤部，建立政治机关，配备连以上各级政治工作干部。
第三步，将2 490名起义官兵(多数是军官)送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编为第11期第5团，200余名军官眷属亦随之同往，参加学习。
2 490名学员经过10个月的系统学习，除极少数外，均于1949年9月毕业。其中，有557人分配回第50军，其余人员分别编入第四野战军其他10个军。在此前3个月，另有经牡丹江解放军官教导团改造后选取的467名原国民党第93军在锦州战役被俘的中、下级云南籍军官(其中中校1人、少校10人、上尉64人、中尉88人、少尉150人、准尉154人)，分配到解放军第50军任职。
虽然，上述组织调整确保了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控制，但中国共产党人还不满足，因为人民解放事业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懂得为亿万劳苦大众的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八、泪血大控诉
早在1947年，徐文烈总结“民主同盟军第1军”发生大规模叛变事件的第二条主要教训，是“政治上尚未彻底改造这支部队，在旧军制下军官压迫士兵、士兵盲从军官的反动思想传统没有打垮”。而如何迅速、有效地“打垮”起义官兵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苦苦寻求的改造起义部队这场政治战役的突破口。
自然界的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但它们的硬度却有着天壤之别，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空间结构不同。
徐文烈等我军政治工作干部在改造起义部队的实践中，发现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的排列组合直接影响教育的效果，进而，在“倒过来讲”的尝试中，找到了改造旧军队最有效的内容和形式——控诉运动。
潘朔端部发生“石人车站叛变事件”后，从反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造起义部队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起义部队于1946年年底到达北满根据地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后，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东北局委员兼东北局敌工部部长李立三亲临指导，由红军干部徐文烈、李毅具体组织实施，起义部队展开了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彻底改造。
从此，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就成为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经典绝活儿。
在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士兵和一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逼来的壮丁，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把辛酸的眼泪?
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所受的阶级压迫是骇人听闻的。
在经济上，军官 “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军阀部队是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351团士兵岳全福揭发：他16岁时被保长抓了壮丁，村里与他同时被抓去当兵的有10人。这10人中，有2人被枪毙，有1人被打跌死崖下，还有1人因为解手没请假，被军官活活剥了皮!
其473团副营长王××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铡刀铡死的，还有用“五马分尸”等办法杀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直到烧死。
其55师参谋主任朱×，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其349团2营排长石××要鸡奸一名士兵，被该士兵拒绝，石××竟弄来一根红萝卜往这个士兵的肛门里硬塞!
其某师副师长×××是个性变态狂，过去他的部下只知道他经常利用职权强行鸡奸下属，谁知，通过诉苦一揭发，被他鸡奸过的部下竟然多达89人，气得起义官兵群众纷纷要求把这位副师长裤裆里的玩意给割了!
据统计，在第144师的2 451名士兵中，母亲被强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该师2 451名士兵在旧军队中，被吊打过的345人，被捆打过的289人，被棒打过的1 238人，被刺刀打过的13人，被枪托打过的677人，被打过耳光的1 362人，被皮带打过的945人，被拳打脚踢过的991人，被打昏死过去的53人，被打吐血的20人，被打残废的22人，被罚过跪的1 298人，被罚过冻的535人，被罚过晒的128人，被罚挨饿的1 302人，被罚过喝尿的1人，被罚过吃地痰的1人，枪毙未死的33人，活埋未死的24人……
控诉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恸地。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控诉大会下来以后，有的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还有的甚至哭得一时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诉苦后，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也不吃饭了，谁劝他，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诉苦以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了个条子：“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给他写个条子：“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逐渐恢复了正常。
九、“算细账”，“挖苦根”
起义官兵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彻底撕开了改造旧军队的“突破口”。
随后，便是思想改造的“纵深战斗”。
控诉运动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来，就是“算细账”，结合驻地附近的土地改革运动，先算“剥削账”。
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缴租“最高限度不得超过当年正产物收获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禁止包租、预租和押金。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确定了“二五减租”的原则，同时规定了减息的办法，即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十分之一)，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
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实际收多少地租?士兵全是农家子弟，一问都知道，少则对半开，收获的粮食农民自己留一半，另一半交租;多数是四六开，农民留四成，六成交租;剥削最重时三七开，农民只能留三成，七成归地主。“驴打滚”的高利贷就更不用说了。
不算账不知道，一算账气得跳：原来穷人受穷都是地主剥削造成的!
原国民党第158师警卫连士兵张正全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一年到头受苦，自己的母亲却活活饿死。算账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穷的，老是怨命穷，怪上一辈没有留下什么家产。算了账才知道，原来是被封建地主剥削穷的!”
原国民党第36团士兵梁士统过去一直认为人有贵贱之分，并说：“要是不租地主的田地，不就把佃户给饿死了吗?”他自己的哥哥被人打死，他还认为是自己的父亲没有享受儿子福的命。过去他几乎年年都要求神保佑。有一年他给神上了5升苞谷的供钱，但那年却下了一场暴雨把苞谷打了个稀烂，还以为得罪了神。经过思想教育，梁士统终于算清了旧社会的“思想欺骗账”。
算完“经济账”，再算“政治账”：看看周围的村子，地主、富农占多大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再看国民党军队，士兵有几个不受剥削压迫?共产党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总有一天会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第三步是“挖苦根”：云南地主老财剥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财剥削人，东北的地主老财也剥削人，为什么?万恶的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的“苦根”!
开展控诉运动之前，起义官兵在“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等一系列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争论中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掉学习积极分子，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从前的争论戛然而止，几乎是瞬间，广大起义官兵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觉悟了的起义官兵，只听共产党的话，起义部队除了共产党，谁都拖不走了!
十、“思想还家”运动
一位起义团长曾感慨地说：“要讲改造思想，共产党的办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万里，没有谁能比的上!”
据当年集中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原国民党第60军的起义军官说：开展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是坦白运动，当时叫“思想还家”运动。
所谓“思想还家”就是说，起义是回归人民阵营，起义官兵多数虽然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但由于参加了旧军队，受反动思想的长期毒害，不仅参加过反共反人民的战争，其中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军官，还不同程度地干过欺辱老百姓、虐杀战俘、压迫残杀士兵、克扣士兵粮饷、吃空贪污、走私贩毒等坏事，并沾染了吃喝嫖赌的恶习。起义，只是形式上回归人民阵营，灵魂深处旧社会、旧军队的那一套并没有根除，因此，要真正从思想上回归人民阵营，就必须与旧我进行毫无保留的彻底决裂。
与旧我的决裂，是心路历程上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每一位起义学员都要写一份自传，交代自己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要坦白在反共内战期间做过哪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摘了老百姓一个西瓜，都必须一件不落写上去。不仅如此，对别人的罪恶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
“思想还家”运动的政策相当明确：在思想领域，共产党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谁，历史上的罪恶，以往的丑事陋习，必须从思想认识上作彻底清算。在此基础上，不管有多大历史罪恶，只要自己主动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还家”运动的“关”，通常是这样设置的：本人的反省自传写好后，先提交班务会，由同班的起义学员进行初评;初评通过了，交连部审批;若初评没通过，本人需针对存在的问题重新反省，再提交班务会复评;若复评还没通过，那么，领导就要出面到尉官连队和士兵连队请来一二十名知根知底的老部下，坐在大通铺上，围成一圈，面对面地帮助你反省，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你彻底坦白，低头认罪。
学员们还被告之：“思想还家”运动在部队和军政大学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展开，并定期交换揭发材料。
“思想还家”运动，在起义部队中也搞了，但名称不同，改造海城起义国民党第184师时，叫“坦白运动”;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时，叫“阶级自觉运动”;改造在四川德阳起义的国民党第7兵团时，叫“揭发与批判旧思想的民主运动”;改造在四川彭县起义的刘文辉部、邓锡侯部、潘文华部时，叫“反对不良风气运动”。
群众发动起来了，人间的什么丑事、恶事都遮盖不住。
在昔日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里：
第117师师直属队士兵刘孝春控诉：自己被逼给长官太太洗“月经布”，不洗就罚跪。
第473团军官马××坦白：1949年该部从宝鸡撤退下来时，胡宗南下令向宝鸡县政府要100辆大车。县长受命后，支派警察到街上、路口，见到老百姓的大车就抓，然后交给马××。一些车主为了要回大车，就把马××请去下馆子、打麻将、洗澡、玩妓女。结果，钱大把大把地花了出去，不但大车一辆都没有要回来，车夫也全被编入部队当了二等兵。
第472团徐排长揭发：在江西修飞机场时，他亲眼看见某连长抓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为了发泄其兽欲，竟然用刺刀把女孩子的阴门割大，致使女孩子被强奸后惨死。
第27师情报参谋傅××交代：他直接、间接枪毙、刀砍、活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解放军官兵和老百姓共101人，在山东作战时，还杀了4名农会干部，并把他们的心脏挖出来吃了。
第351团4连排长黄××坦白：去年他带一排人在湖北放排哨时，截住一队小学生，全部刺死，留下女教师女学生4人，被全排轮奸致死。
仅据对117师、144师、158师坦白反省情况的统计，这三个师7 449人中，曾有1 903人企图逃亡，有658人企图叛变或当土匪，有108人有企图杀害我政治工作人员，有478人贪污过，有291人盗卖过公物，有1 424人抢劫欺诈过群众。
运动之初，一些官兵满不在乎，个别老兵油子讲述自己调戏奸污妇女、嫖宿娼妓的时候，津津有味，参加讨论的士兵哄笑一堂。
压住这种苗头的办法还是诉苦：在旧社会，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亲、姐妹是怎么受苦的?在旧军队，你自己又是如何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的?这不是忘本是什么?所做的坏事，全推给旧社会、旧军队行吗?自己就一点责任没有吗?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愿”吗?不，那是一群被金钱和权势摧残的阶级姐妹!
果然，经过诉苦、评议，没人再笑了。有的起义官兵甚至边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边嚎啕大哭，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十一、灵魂裂变的巨大能量
科学家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能使其一分为二，发生链式反应，并释放巨大的能量。铀原子裂变释放的能量是惊人的。1克铀原子完全裂变，其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5吨优质煤完全燃烧释放的能量。
起义官兵经历的“泪血大控诉”，则是一次灵魂的裂变，是百万起义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裂变。这不仅在五千年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绝后无与伦比，在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研究领域，也有着前所未有无可估量的思想资源价值。
改造起义部队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组织国民党第7兵团起义官兵开展控诉运动的后期，还开创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公祭宣誓”活动，公祭全体起义官兵在阶级压迫制度下惨死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等亲人，宣誓将革命进行到底。
“公祭宣誓”大会事先做了精心和充分的准备：设置灵堂，安放花圈，制作血债图表，撰写祭文、挽联、誓词，张贴标语，准备全体官兵佩带的孝花，等等。公祭的内容和形式提交士兵群众讨论，并让士兵群众参与布置灵堂。一些士兵专门为自己死去的父母制作了灵牌和花圈。
经过隆重的“公祭宣誓”后，起义士兵纷纷反映：“这次‘公祭宣誓’活动对我们教育太大了。过去在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谁理睬?连副棺材板都装不上!如今，共产党来了，给我们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搞这样隆重的祭奠活动，这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还有人说：“前几天，我的思想还有些糊涂，想回家找压迫过我们的地主保长报私仇。看见这么多的人都有一肚子苦水，现在我明白了，公仇不报，私仇也报不了。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干好革命，也就报了我的家仇!”
原国民党第351团机一连士兵温××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不信任共产党，还公开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他还不够，一个人来到会场上，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 239名士兵，有9 519人(占92%)递交了请求早日加入人民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占7.2%)的申请书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有4 546人(占44.1%)在申请书上按上了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十二、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制度
控诉运动和思想还家运动之后，起义部队又进行了官兵团结教育，化解矛盾，把由控诉运动中激发出来的阶级仇恨，引导到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斗争中去，还开展了战争观念教育、政策纪律教育等。
破旧，是为了立新。一边改造，一边建设。
在起义部队建立全新的民主制度，其典型标志，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
据当年改造曾泽生起义部队的连指导员浦绍林回忆，建立士兵委员会正经八百地费了一番唇舌。你要打消士兵的顾虑，因为士兵当奴隶惯了。你还得打消军官的猜疑，告诉他们，成立士兵委员会不是和军官作对，是八路的规矩，解放军所有连队都要成立这个组织，这是人民军队性质决定的。
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酝酿，按指导员动员时提出的要求，全连官兵先就士兵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提名，再组织差额选举。那时，连队士兵没几人识字，选票只好用黄豆代替。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候选人一律背向全连官兵坐在一排板凳上，每人背后放一个空碗，指导员端来一小盆黄豆，按应选举人数，发给每个官兵相应数量的黄豆作选票，选举人依次从候选人身后经过时，想选举谁，就在谁背后的碗里丢上一颗黄豆。投票完毕，再由监票人当众数黄豆，得黄豆多的几位当选。
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实行经济民主，由经济委员协助干部管理连队的伙食，监督收支情况，并定期检查，逐月公布账目。每月节余下来的“伙食尾子”，分给大家。指导员还介绍说，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20年前在井岗山上订的规矩。
第一次领到“伙食尾子”，钱不多，士兵那个激动啊，一个劲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就是好!”
起义士兵徐树礼领到“伙食尾子”后攒了半年，买了一枝自来水钢笔：“革命了，不加强学习咋行?”
军官也感慨：“就凭这一件事，国民党军队也该败给八路!”
在经济民主中尝到甜头的士兵委员会，在政治民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整个控诉运动的摸底、发动工作，指导员都得到了士兵委员会的有力配合，各级召开的控诉大会一律由士兵委员会或士兵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主持。从前见了当官的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士兵，如今，理直气壮地主持控诉旧军队的军人大会。变化，如同地覆天翻。
著名学者田力为先生从管理科学角度，将我军自井冈山时期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称之为“扁平化管理”。这种全新的管理形式，实现了对传统“科层制”管理体制的颠覆性改造——管理层的利益通过“官兵一致”被向下压缩，被管理层的权力通过一系列民主制度被提升。也正是在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之间的权益和权力被“扁平化”过程中，从前当牛做马的士兵，才有了“做人”的真切感受，才有了发挥人之潜能的历史舞台。
徐树礼回忆，起义后深得民心的群众运动真多，歌也多，搞什么运动教唱什么歌。鉴于部队改造之前纪律很差，曾给驻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不小的损失，政治整训后期，军政治部发起全军性的“彻底清查赔偿运动”和“人民军队爱人民运动”，对部队改造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政治上赔礼道歉，经济上按价赔偿。
各连队士兵委员会不仅号召大家通过节约粮食来赔偿群众，还安排民运干事每天检查驻地的群众工作，收集好人好事，然后代表士兵委员会在全连讲评。大家为老百姓做好事真积极，抢着干。助民劳动的工具，经常被抢活儿干的战士事先藏了起来。
部队起义之初，一些官兵曾耀武扬威地对待老百姓。这种态度，在控诉运动、拥政爱民运动后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心态：怕赶集时被受害的老百姓认出来，挨打。
起义官兵挨打的事始终没发生。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怕群众的时候，群众不敢惹他们;他们怕群众的时候，群众已经爱上了他们。
1949年6月，当这支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九台县召开南下参加解放战争的誓师大会时，九台县的县委书记代表驻地群众在欢送大会上留下了天壤之别的对比评价：“你们刚来时，群众怕你们，恨你们，盼你们快点离开。现在，我们爱你们，亲你们，真舍不得你们走哇!”
十三、确立“党指挥枪”的政治工作基础和政治工作制度
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起义部队陆陆续续发展中共党员，由上而下地建立党的各级组织。
笔者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中，采写了一批亲历者关于在起义部队“建党”的如下经历：
在起义部队发展新党员，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一个一个地发展，只与指导员保持单线联系。等到每个连队发展到三五个党员以后，团政治处举办新党员训练班，对外称“政治训练班”，成批培训新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政治整训后期，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自上而下全部建立，连有小组(整训结束不久，支部开始建在连上)，营设支部，团设党委，整个起义部队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曾泽生的长春起义部队结束政治整训后，南下参加解放战争，并前往河南商丘地区集结。
在商丘集结期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日，部队开展了一次“拥党运动”，公开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组织官兵评议党员。先学党章，让官兵们明确什么样的人才能入党。然后告诉大家，经过政治整训，咱们连队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成立了党支部。现在，上级党委要求我们将党支部和党员全部公开，在公开之前请大家评议一下：咱们连队谁够党员条件?
评议，由士兵委员会主持，并公布评议结果，在此基础上，再公布党员名单，让大家都看看，党组织发展的党员和全连指战员心目中的党员，是不是一个样?
评议之前，党员那个紧张呀：要是评不上，多丢脸!
解放军第50军148师443团8连评议结果，全连140人，有40人被提名，21名党员全在其中，内有一半多的党员得了满票。得票多的都是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工作积极、团结同志、遵守纪律的党员。党员名单和评议结果在全连军人大会上一并公布。21名党员除指导员浦绍林外，全部登台戴上大红花。
台下掌声一片，台上泪花闪闪。党员们激动呀：跟着共产党干，不但不挨打受骂，反而给这么高的荣誉，受这么多人尊敬!
也有个别党员得票比较少。有的连队，对得票比较少的党员暂不公布。不是指导员不愿公布，是战士党员不干：“公布这种党员给党抹黑!什么时候不被群众戳脊梁骨了，什么时候公布!”
浦绍林连得票比较少的党员也公布了。公布后，这些党员羞得满脸通红，从此，换了个样子。
全军各级党组织公开后，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军队的各项政治工作也热火朝天地开展了起来，并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多少年后，不少起义官兵回忆，当年的指导员、教导员、政委们不仅平易近人，还给他们留下了读书多、见识广、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实，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多数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不过他们宣传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启蒙道理，给了那些奴化意识根深蒂固的起义官兵以耳目一新没齿难忘的人权启迪，进而实现了麻木灵魂的彻底觉醒。
十四、灵魂裂变的链式反应
改造旧军队，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一项堪称世界五千年战争史上的奇迹：培养先起义的官兵，去滚动改造后起义的部队。
以改造国民党地方军阀武装之滇军为例，国民党第60军之184师于1946年5月30日在辽宁海城起义后，虽然我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仍处于明显劣势，但并没有把这支起义部队投入战场，也没将其编散分给前线各战斗部队，而是让他们撤往后方根据地集中“学习”，其中，有五六百名官兵先后被送往军政大学和轮训队接受系统的政治教育，占这支起义部队发生大规模叛变事件后实有兵力的四分之一左右。显然，在战场形势十分严峻、战争资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耗费大量宝贵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去彻底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并在起义官兵中下大力气培养一大批共产党的干部，其着眼点在战略上。
这支起义部队经过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后，面貌焕然一新。一部分在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起义学员到驻地附近的奉天屯，实地调查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临时组建的军士训练队学员则加入1.2万干部下乡行列，赴宾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起义学员每四五人一组，编入各土改工作队，深入贫下中农，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学习，一边发动群众。农民发动起来后，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给农民分地、分房、分牲口、分浮财。再往后，这些往日被国民党捆来的壮丁，挨家挨户动员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翻身不能忘本，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所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该部于政治整训后期还陆续组建了3个支队，派往吉林、辽宁，遂行对国民党第60军和第93军的作战、策反等任务。经过实战锻炼，许多海城起义官兵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来自敌对营垒的云南籍优秀干部被相继培养出来。
1948年10月17日，滇系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起义后，东北军区迅速向起义部队调派解放军干部410人，其中海城起义的云南籍官兵在60%以上，且多安排在改造起义部队的第一线，担任连指导员或营教导员。
基于远见卓识和博大的胸怀，当年，我军培养起义官兵的速度是惊人的：海城起义的中尉排长李荣贵、少尉副官王世臣、准尉电台副台长林家保、上等兵刘进昌，在两年多后改造长春起义部队时，都担任了营教导员，与一些并肩工作的老红军、老八路的职级不相上下。在派入的政治工作干部当中，甚至还有在起义之初曾编歌“解放区的天是黑压压的天，解放区的人民被水淹，民主政府害人民……”，骂共产党的起义军官。
培养起义官兵来改造起义部队，以现身说法，让事实胜于雄辩。改造的主要办法还是控诉运动——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
由此，又在长春起义官兵中培养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忠诚战士。
1949年12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20兵团(前身是北伐时期的黄埔军校教导团)和范绍增(电视连续剧《傻儿师长》《傻儿军长》《傻儿司令》的历史原型)的袍哥武装“国防部挺进军”在四川起义后，交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负责对其实施改造，由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桢带领几百名干部派入这两支起义部队。这几百名干部骨干，90%以上为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官兵。
用控诉运动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后期得到了普遍推广。渡江战役后，毛泽东主席就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曾亲拟电报指示中共华中局：“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部的方法加以改造。”
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在百万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成建制改编并长期保留下来的野战军，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该军首批出国，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渡海攻岛等战役战斗，以及朝鲜北部西海岸防御，其中，在第三次战役中，其所属第149师创造了两个步兵营用爆破筒、炸药包、手榴弹，全歼英军第29旅一个坦克营的战争奇迹，其所属第442团1营率先攻占汉城;随后的第四次战役，该军以极为简陋的武器装备，在弹药补给极为困难等恶劣条件下，于汉江南北两岸顽强坚守50昼夜，胜利完成了掩护我军主力在中线集结并实施反击的战役任务，获得了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交口赞誉。彭总曾一言九鼎：“有我彭德怀在，50军不但不会编散，而且优先换新装备!”
十五、起义官兵坚定的人生追求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团以上单位被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只有“白云山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该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第5连，是长春起义部队惟一发生叛变的连队。据当年曾被叛兵绑架过的该连指导员高汝云回忆，叛变平息后，他将多数叛兵从监狱里带回连队，经过教育，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被提升为干部，还有部分战士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
当该部起义将领陇耀师长的长子陇涤湘先生闻知此事后，脱口就是一句：“共产党就这点，太神奇了，真的!”
百万倒戈官兵于历史瞬间的灵魂裂变，不仅是五千年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是根植于华夏大地无与伦比的人文奇观!
也正是在这灵魂裂变后营建的精神家园里，广大起义官兵实现了崇高人生目标的心灵归依。在我采访过的起义官兵中：
——参与策动营口起义的少校团附刘凤卓5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参加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马占伟转业到地方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3年，然而在69岁那年，还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了却夙愿。
——长春起义的中校副团长、代理团长李峥先，第三次在中国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88岁。
——曾经“痛恨共产党”的海城起义士兵刘绍云，如今，随时随地主动佩戴“共产党员”徽章。
——长春起义的少校营长杨协中，起义之初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顺眼，经过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教育，1953年5月28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在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当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他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
——海城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