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与毛泽东有过一场关于中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论。今天需要重新回顾这场辩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即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展开的。其中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在阶级、国家、执政党、人民与人心问题上的看法与转变，折射出中国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今天的中国需要呼唤新的政治觉醒、文化觉醒以及新的理论创造，并以之为中国未来的道路开辟方向。

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是其一生实践的指南，反过来，实践中的问题也是其文化理论的动机。对于梁漱溟来说，只有着重文化的不同，才能建立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才有可能使中国从西方霸权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框架中解救出来，这才是其文化理论的皈依，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是以“社会”为本的“社会主义”。每当梁漱溟的政治实践遭遇失败，他就马上退回去做文化理论的建设工作，——这些都是同一思想的不同展开，对此，我们需要整体性地去理解。

梁漱溟正是从这样的中国政治的现实出发，吁求打破对西方宪政的迷信，而实实在在地探讨究竟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极力主张用“团体”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党派。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梁漱溟对党派和团体的区分，对宪政与国家统一、和平关系的把握与实践，超越了当时的宪政主义者。在他看来，所谓宪政和民主，其目的都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建立条理和秩序，相互承认和相互制约，而不是相反。

一是讨论西方的城乡关系;一是讨论中国的城乡关系，关注的是中国城乡关系与西方的不同是如何结构性地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和国家的不同。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核心是需要重新处理地权、赋税与租佃关系的变动。其中，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的城乡变革与阶级分化尤其关键，它导致国家与地主、农民之间租税关系剧烈变动，使得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村治理关系的变革成为近代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入艰难的锻造历程，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过程再造了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阶级关系，它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