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新时代仍要提倡尊老养老的优良传统

根据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对人口老龄化的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这一定义，我国已于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60岁及以上人口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人口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预计到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2040年将达到4亿人。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无论是从国家、社会层面，还是从普通百姓层面，都有必要认真地思考、妥善地处理老年人的生活问题。笔者以为，除了物质供应、制度安排，有必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的尊老养老传统。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看，尊老养老传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文明时代到来前，人类曾经有过漫长的野蛮时代。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物资极端匮乏，特别是没有充足的食物维持生存，老年人因身体衰弱，行动迟缓，被视为累赘，故而遭到轻视这一现象并非鲜见。根据《史记》记载，古代匈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健壮，贱老弱”。然而，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农业生产为人类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生活来源，老年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衰老是人生必经的阶段，尊老就是自尊。这样，尊老养老不仅有了物质保障，还有了情感基础。老年人得到尊重，并成为人们维系血缘关系的纽带，使整个族群、氏族部落团结凝聚起来。

中华民族具有非常悠久的尊老养老传统。《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就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里虽然不排除有理想化成分，但是，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尊老养老的传统却是可信的。西周初期，周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礼仪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交相辉映，异彩纷呈，创造了灿烂文化，而中华尊老养老文化更为发展，并以典籍和制度的形式呈现于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孝”为先，倡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为“八德”，重亲情，大力提倡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

中国古代形成了一整套敬老称谓和养老制度。《礼记·曲礼上》中，按不同年龄段称谓老人，并给予相应待遇：“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对百姓来说，善待老人是孝道在家庭内部的具体体现。子孝则家齐。而天子养老，就等于养“天下之父”，向天下昭示要以孝治天下。就养老制度而言，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由不同层次的政府养护：“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春秋时期，齐国管仲还把“孝于父母”作为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

在中国古代，对于“老”的年龄界定并不固定在60岁。例如，宋代不同的法令中对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不尽相同。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有诏云：“拣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并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可见，这一时期50岁左右的人就被视为老人。然而，在乾德元年(963)颁布的修订户籍诏令中，又以60岁为老，“令诸州岁所奏户帐，其丁口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总体来说，我国古代用干支记时间，天干有十，地支十二，十天干和十二地支按照顺序搭配成60个单位，就是“六十花甲子”，又称“花甲”，人们便以“年届花甲”或“花甲之年”来指人到60岁了，就是“老”了。现在，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把60岁以上定为老年人，而北美和多数欧洲国家则以65岁为界，超过这一时限者为老年人。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养老主体来看，不外乎国家养老、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三种方式，无论是哪种养老方式，都传递着丰富的传统思想文化。国家养老可以追溯至夏商周时期，统治阶级在尊老养老的历史中曾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因为统治阶级不但控制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还掌控着社会的舆论导向。在中国古代，国家尊老政策及措施主要有：一是实施优抚政策，包括赐予物品、免征税赋等;二是给老人特权，包括赐杖(以示尊敬年高老人)、科举优老等;三是推行“举孝廉”制度，对孝子予以奖励;四是对老人采取法律上的优容，对侮辱老人行为严加处罚;五是树立孝子典型，倡导尊老风尚。

从社会层面来说，除了广泛宣扬、提倡尊老养老之风外，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在重要节日提倡尊老。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推崇“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只要父母在，人们在新年到来之际都会义无返顾地回家去看望父母。清明节是祭祀祖先与逝去长辈的节日，重阳节是敬老日，这些都体现了尊老文化精神。尊老文化在日常饮食中也有表现。年长者居上席，以示尊卑有别。一道茶上来，由老人先品尝。在文学作品中，也处处可见尊老篇章，《诗经》的“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等等。东汉班昭的《女诫》，对行孝者之一的广大女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劝戒诸女“不渐教诲，不闻妇礼”，致使“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希望她们能以母为范，善为人女、人妻、人媳、人母。当然，对孝的要求并非只是针对女人。

宋代，由于统治阶级上层对孝文化的大力推崇，在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孝文化氛围。宋代家庭中，老年人处于被“尊”的地位，并且有许多法律上给予的长者地位。《宋刑统》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从而保障了家长对家庭经济的支配权。掌握了家庭经济，即掌握了家庭话语权，能够使自己的权威在子女成年后依然保持。老人在社会上接受的生活救济是由政府和社会主导的。宋代前期，政府救助模式单一，带有赏赐性质。如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召京城耄耋百岁以上者凡百许我至长春殿”“上亲加抚慰……各赐束帛遣之”。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因河北受灾，次年春，“复疾疫”，乃下诏“八十以上及笃疾不能自存者，人赐米一石，酒一斗。”国家通过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为老年人提供较为稳定的生活保障。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老人得到家庭成员的普遍尊重，尊老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家中老人犹如定海神针，是家里的主心骨。老年人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能给年轻人指点迷津，帮助他们处理生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家庭养老作为中国尊老养老的传统文化模式，不是独立于整个社会系统之外，而是与整个社会系统运行相互交融的。这具体表现在：首先，传统社会中养老模式，是国家主导型家庭养老，具有明显的国家意志;其次，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长期以来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并广为推行;最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是与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有着密切关系，家庭养老为小农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者，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在家庭获得生产生活的基本知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尊老养老实际上与整个社会系统是有机联系、相互交融的。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如今距北宋王朝已逾越千年，距清朝覆亡也已逾越110余年，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可谓沧海桑田。不过，从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看，还是以家庭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只不过由原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向二世同堂或三世同堂的小家庭转变，当然还有一些丁克家庭存在。有两代以上人一起生活的，自然存在尊老养老问题，即使是丁克家庭，同样也有尊老养老问题，因为他们也都是有自己的父母、家中其他老人的。尊老养老的文化传统历经数千年的沉淀和积累，对中华儿女的代际关系、道德规范、社会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人自诞生之日起，就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中，结婚后又组建自己的家庭。老年人不仅传授给子孙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生活常识，还向他们传授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普遍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强盛，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我们更应该大力提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新时代的“孝道”观，让亿万老年人跟上社会发展步伐，享受社会发展成果，而不至于沦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许多老人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为社会和子女付出了所有，奉献了大半生，心甘情愿地把最好的一切无私地给了下一代甚至更下一代，而经常忽略了他们自己生活质量的同步提升。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在一些家庭中，老年人的这些付出没有得到相应回馈，他们的这些付出有时被视为理所应当，年轻人享受最好的生活待遇似乎不容置疑，困难家庭富养“公子哥儿”现象时有所见，甚至有的家庭出现了“啃老接力”苗头。这些现象，着实令人忧虑。

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尊老养老，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为了你自己。当前，国家养老、社会养老还没有能覆盖所有社会成员，家庭养老仍将是我国社会重要的养老模式。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提倡尊老养老的优良传统，尽可能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晚年生活，给老年人更多的幸福感，让他们都能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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