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2020郝庄家园影像记事》序言

《2020郝庄家园影像记事》序言

全根先

2019年入冬以来，新冠病毒横空出世，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暴发流行，至今仍在各地肆虐，确诊人数已超700万，累计死亡人数已超40万。中国曾是全球疫情的震中地区，尽管我们率先控制了疫情、恢复了生产，然而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为之而作出的牺牲，所谱写的可歌可泣的赞歌，仍然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沉痛，仍然在我们的内心激荡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前几天，收到史义军先生发来的《2020郝庄家园影像记事》书稿电子版，并嘱我写几句感受。史兄是我们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顾问，与我交往有年，为人诚恳，做事踏实，不畏艰难，研精致思，笔耕不辍，是我非常敬佩的学界朋友。尤其是在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开展的东北抗联口述史项目，史兄是主要采访人和学术顾问之一，为项目顺利开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作为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东北抗联史研究的一位学者来说，似乎当前的新冠病毒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虽然关系较大，但是，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似乎相去较远。然而，作为一位学者，特别是作为历史学者，可能也与普通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做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更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和研究者。

历史是什么？关于历史，古今中外无数哲人都作过思考，曾有过深刻的见解。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说：“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中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要透过历史现象，提示其本质。

回顾漫长的人类历史，饥饿、瘟疫和战争，是人类至今难以摆脱的三大敌人。并且，这三者经常相互联系，纠结在一起，给人类造成更大的灾难。瘟疫是由强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表现形态多样，如鼠疫、天花、流感、非典、埃博拉病毒及新冠病毒等。瘟疫对人类文明所造成的破坏和灾难，绝不亚于一场战争。迄今为止，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没有一个逃过它的打击，甚至可以说，它是比战争更为可怕的隐形杀手。

在古希腊，太阳神阿波罗被赋予了老鼠形象。除了好色和沉迷战争，他还具有传播瘟疫的一种能力。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430至前427年，席卷整个雅典的瘟疫直接导致了近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亡，对古希腊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创痛。正是在这场瘟疫中，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通过调查疫情，探寻病因及解救方法，成为希腊人心目中的英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仍是医务人员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

罗马帝国曾是世界上十分强大的一个帝国。然而，古代罗马人深受瘟疫困扰。有人说，没有任何一种单一解释足以说明罗马衰落的原因，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在众多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中，瘟疫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此言非虚。以公元250年“西普里安瘟疫”为例，这场瘟疫持续了16年，影响了当时已知西方世界各个地区，造成近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罗马皇帝也染病而亡。瘟疫造成城市衰落，农村枯竭，战争连绵，罗马帝国政府全面瘫痪，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世纪危机”。

玛雅文明是古代美洲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而阿兹特克人又是玛雅文明的杰出代表。阿兹特克帝国是怎么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瘟疫给阿兹特克人造成了巨大灾难。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到一年，从欧洲大陆带来的天花病毒就开始在海地肆虐，使海地岛土著人口迅速下降。20年左右，其人口从原来约数十万人减少至不到2万人。疫病进一步扩散至加勒比地区，并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正因为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阿兹特克人中的幸存者后来就是从这次灾难出现开始计算时间，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启恐怖时代的重大事件。这场疫情为西班牙人征服该地区铺平了道路，使他们很快占领了阿兹特克首府特诺奇蒂特兰城。

中国古代，关于疫病的记载史不绝书。据《山海经》卷五《中山经中次四经》记载：“又东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桢木。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 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西汉时，汉平帝曾下诏书：“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时，“医圣”张仲景提出了防治疫病的主张，“上医治未病”，即以预防为主。建安二十二年（217），瘟疫流行，著名的“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外，其余五人死于是年，有学者认为即因染病而亡。曹植在他的《说疫气》一文中写道：“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唐宋时期，史书中对于瘟疫亦多有记述。诸如：“贞观十年（636），关内、河东大疫”。唐代一些著名文人如杜甫、韩愈、元稹、温庭筠等，都曾感染疟疾。如元稹在《酬乐天寄生衣》诗中写道：“秋茅处处流痎疟，夜鸟声声哭瘴云。羸骨不胜纤细物，欲将文服却还君。”北宋真宗年间，“江南频年旱歉，多疾疫”。苏东坡在《与林天和长官》中写道：“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奈何！奈何！”金元之际鼠疫大行，据估计，当时全国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死亡，多达2570万人。明代瘟疫频发，死亡数量巨大。如崇祯年间山西鼠疫流行，惨绝人寰，乃至“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李自成攻打北京前，北京城已被鼠疫折磨一年左右，因而有人认为明代灭亡与鼠疫流行有关。据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研究，鸦片战争中，“（霍乱）藉英兵及印兵传入，波及北京。”而暴发于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正是在伍连德等人的努力下，通过对哈尔滨等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最终得以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瘟疫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千百年来，人们通过文献，记录人类的历史，保存历史的记忆。什么是“文献”？在中国古代，“文”指文书，“献”指贤人。宋元之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存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正史传之是非者，采而录之，所谓献也。”从马端临的论述可知，“文”为叙事，“献”为论事；叙事的载体是“文”，即文本，论事的主体是“献”，即贤者评论之言。由于古代没有录音、录像等现代科技手段，贤者（献）之言只有转化为文本才能流传后世，于是“文”与“献”自然而然地合二为一，以表示文书典籍了。

文献是用来记录历史的。那么，历史又是什么？我以为，历史就是人类的记忆。其实，记忆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功能，然而对于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英国哲学家洛克曾说:“我们如果没有记忆底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记忆是认识与思维的一个前提。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自我；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记忆，这个社会就无法进步。就记忆本身而言，又有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之分。个体记忆是每一个自然生命的独立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是生命的消逝，易被弱化、重组、延伸和遗忘；而社会记忆，则是个体记忆的有机聚合，是个体记忆在空间上的拓展与时间上的延伸，由个体记忆的“物化”聚合合成。所谓记忆的“物化”，就是记忆的“外化”，其主要形式就是千百年来存留于世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

当今社会，文献的载体形态已越来越多样化。就史学而言，以口述史学和影像史学为代表的新的史学领域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口述史学与影像史学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记录人们亲历亲见的历史故事，生动翔实，富有时代气息，人人可以参与历史的书写，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其中，影像史学借助于视频图像，是一种更加鲜活生动的史学形态。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中认为，影像史学是“以视觉影像和电影话语来表现历史和我们对历史的见解”。随着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历史的记录者行列之中，人们只要手中有一部手机，就可以随时记录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他们感兴趣的事情。

史义军先生既是一位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又是一位勤奋的历史记录者，是国内较早涉足口述史学和影像史学的实践者之一。这些年来，他通过广泛收集当代史料、记录当下发生的社会事情，切实地履行一位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崇高使命，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他能不惧风险，搜集身边发生的抗疫故事，细致入微，画面感强，特别是志愿者和自己女儿在国外的一些故事，既让人感到疫情的凶险严峻，又给人以一种相互关爱和温暖，寓重大历史题材于日常生活之中，寓宏大叙事于片言镜头之中，读来清新自然，丝毫没有做作作秀之感，天然浑成，不愧良史也！

读《2020郝庄家园影像记事》，像是自己的记忆，自己就是书中的人物，自己在与身边的对话互动，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

2020年6月于西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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