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野：彭真同志为什么痛恨“差不多”？

进北京城初期，“差不多”思想是一种在我党内部极速蔓延、危害深远的不良作风。

什么是“差不多”思想?为什么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首都，彭真这位老革命家要反复敲打这三个字?

一、一次大会的警示：“差不多”的病症由来

1954年4月15日至22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委员、各区委书记和市级各单位党员负责干部共203人。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差不多”思想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议程。会议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

“目前北京市的某些干部中是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的，有的干部甚至很骄傲自满，而比较普遍的则是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这种‘差不多’的思想实质上就是骄傲自满情绪的一种表现，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份历史文献给出了深刻分析：

“骄傲自满情绪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一种反映，因为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革命就算大功告成，可以自满自足，再也不要前进了。而无产阶级就不是这样，在完成人民民主革命以后，无产阶级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会议尖锐地指出：如果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任务来衡量已有的成就，“那就不是什么‘差不多’，而是差得很多，差得很远，不是可以停步不前，而是要提高对工作的要求，大胆揭发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大大向前迈进，才能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

二、“首都不是尾都”：彭真的六字箴言

针对“差不多”思想的蔓延，彭真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口号——“首都不是尾都”。这六个字，成为他那个时期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言下之意：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党员干部，你们的工作标准应该是全国的标杆，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差不多”就行。

1955年6月25日至7月3日，中共北京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7月3日，彭真在总结报告中再次敲响警钟：

“我们一部分同志中也产生了一种自以为工作已经差不多的自满松劲情绪，这对我们的事业就不利了。我们不应该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而应该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三、“取法乎上”与“自甘落后”的辩证

彭真同志善于运用传统文化智慧阐释深刻的道理。在这次讲话中，他引用了一句古话：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由此他引申道：

“不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而以低标准来要求自己，和落后的攀比，就会弄得没有出息。这是自甘落后、妄自菲薄的表现，会使工作缺乏朝气，缺乏创造性，缺乏进取精神。”

这番话在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差不多”思想的实质，是标准的下移、要求的松懈。当一个人开始和落后的比，他的进步也就停止了;当一个组织开始满足于“差不多”，它的战斗力就开始衰减。

彭真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的力量来源：

“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有力量，就在于我们不但看到工作中的成绩，还能找出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并加以克服。”

他接着说：“我们找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不是说工作做得不好、不行?根本不是。”这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坦诚与自信。

他肯定道：

“老老实实是共产党的本色，说瞎话、文过饰非、讳疾忌医、报喜不报忧，对党对人民对自己都没有益处。”

四、既反对“差不多”，又要成为“内行专家”

反对“差不多”思想，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要落在实实在在的业务能力上。彭真对此有清晰的论述。

他号召：

“我们每一位同志都要学习钻研自己的业务，管什么就钻研什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应该成为内行、专家……同时都必须加强对政治、政策、理论的学习。我们是战斗的党，业务和政治是统一的，不能相互割裂、脱离。”

彭真提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

“我们布尔什维克技术专家之所以不同于普通技术专家，就在于我们不仅懂得技术，而且懂得政治，不仅是技术专家，而且是共产主义者。”

这一论述，将反对自满情绪与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有机结合起来。“差不多”不仅是一种态度上的松懈，更是能力建设上的停滞。彭真要求党员干部既要有最高的政治标准，也要成为本领域的行家里手。

五、身体力行：彭真反对“差不多”的做派

彭真反对“差不多”思想，不仅停留在讲话中，更体现在他的工作作风里。

首先，他的工作作风以深入实际著称。

彭真最注重调查研究，早在1948年12月北京市委在保定一建立，就成立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由他亲自领导。他对搞调查研究要求很严：下去搞调研的每个同志都必须带上记录本，详细记录调查情况;调查一定要真实，调查到多少就说多少，没有调查清楚就说不清楚，不能不懂装懂;对调查中了解的问题不能夸大，也不要缩小。

其次，他善于从具体工作中发现问题，勇于承担责任。

1955年，在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问题上，彭真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当时，建筑界出现了追求“大屋顶”“琉璃瓦”等复古主义倾向，造成经济上的浪费。彭真在邀请梁思成谈话时指出：“国家年产只有200万吨钢，工人有的还没有房住，学生睡的是双层铺，而你们搞设计的人员，不讲经济，只追求美……”

在市委会议上，彭真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市委曾提出过建筑形式由业主自行决定，该管未管，首先由我负责，我决定在市人民委员会上作检讨。”这种不推诿、不文过饰非的态度，正是反对“差不多”思想的具体体现——真正的共产党人，绝不满足于“大致过得去”，而是以最高标准检视自己。

他在建筑师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建筑的原则是适用、经济，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要用少量的钱建设更多更好的房子，更多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六、反对“差不多”思想其实就是在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思想

关于反对“差不多”思想，彭真还留下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1955年7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这份决议后来被收入《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决议全文三千多字，系统阐述了反对骄傲自满和“差不多”思想的重要意义。其中特别指出：骄傲自满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工作已经‘差不多’，可以歇一口气了”。这种思想的危险性在于，它“使我们停滞下来，看不见新的任务，不去提高工作标准，不去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从而阻碍我们的事业继续前进”。

这份文献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彭真同志反对“差不多”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系统阐述了反对骄傲自满和“差不多”思想的重要意义。他特别指出：骄傲自满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工作已经‘差不多’，可以歇一口气了”。这种思想的危险性在于，它“使我们停滞下来，看不见新的任务，不去提高工作标准，不去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从而阻碍我们的事业继续前进”。

这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彭真同志反对“差不多”思想的第一手资料。

结语：“差不多”的当代警示

彭真同志当年批评的“差不多”思想，在今天是否已经绝迹?恐怕未必。

在一些单位、一些干部身上，“差不多就行”“过得去即可”的心态仍然存在。满足于“大概”“也许”“差不多”，缺少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习惯于和落后比、和过去比，缺少争创一流的进取意识。

彭真同志几十年前的警钟，至今仍有回响。“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我们的标准从源头上就打了折扣，结果只会更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首都不是尾都”的标杆意识，何尝不适用于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岗位?

正如彭真同志所说：

“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就会前进一步，就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永恒的箴言。

参考文献：

[1]彭真：《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1955年7月3日)，《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彭真：《党的组织工作的几个问题》(1954年4月1日)，《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宋传信：《彭真反对“差不多”思想》，《前线》杂志2025年第10期

[5]马句：《回忆彭真与梁思成的交往》，《中国评论》月刊2014年10月号;引文见《彭真年谱(1955—195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6页、第31—32页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