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怎样解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济建设人才缺口问题的？

作者：高玉莲胡双燕来源：党史文汇 2023-05-19 1474

经济建设是国之大计。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就必须培养足够的具有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尽快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陈云提出一系列解决经济建设人才缺口问题的具体措施，使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效。梳理这一过程并进一步体悟陈云关于经济建设人才战略的思想，对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48年8月，陈云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题为《当前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

妥善处理旧职员

解放战争初期，陈云被派往东北战场，参与决策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大政方针。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东北财经工作和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1948年6月起，陈云开始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此时，越来越多规模大且技术先进的企业，如铁路、矿山、发电站、轻重工业工厂、市政企业被人民政府接管，正确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显得越来越紧迫和重要。当时东北解放区缺乏专门的企业管理人才，存在“只有政治厂长而无经济技术厂长”的问题，从工人中提拔的厂长把握不了全盘工作[1]。因此，正确对待旧职员，包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是解决新接收企业管理问题、使城市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关键环节。

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在新解放城市中，干部及工人普遍存在“左”的情绪。比如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过程中就产生不适当地打击旧职员的“左”的错误。无独有偶，此类情况在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都发生过。陈云认为：“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2]

陈云为处理这个问题投入大量精力，采取了下述措施：

第一，起草《东北局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企业职员分为5种并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其核心是将广大技术人员同少数国民党特务、把头和企业把持人员严格区分开来。陈云指出：“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门家，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而生产及业务的负责管理人员则“有专门知识或业务技能，有组织生产、组织业务的经验，在生产中有重要作用”[3]。可以看出，他制定政策时始终抓住中心问题，着力于恢复生产，团结和教育一切有用人才。由于政策得当，《决定》颁发后，经济形势很快稳定下来。

第二，采取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效化解工人与旧职员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他充分肯定旧职员的价值，指出：“职员也是生产中不可缺少的，没有职员画图、写账、打算盘也不行，没有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更不行。”另一方面，规劝工人不要因为小“气”而影响“全力干大事”。他认为，工友之中如果受过哪个职员的气，这个职员作了自我批评，而且道了歉，那么，工友的气就应该消了。[4]

第三，着力于解决党内干部及工人对旧职员的偏见。《决定》要求，不管是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还是新提升的工人，对忠于职务的旧管理人员，必须服从其管理。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仍不断强调工商业资本家的价值。他指出，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这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是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需的。[5]

综上所述，陈云于1948年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后，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投入极大精力，正确处理了新接收企业的旧职员问题与管理问题，针对工人、旧职员、党内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在实践上贯彻了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方针，还为之后解决全国范围内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管理问题积累了初步经验。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前排左六），薄一波（左五）、马寅初（左七）任副主任

集中使用技术人才

新中国成立前夕，恢复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东北地区则是重中之重。为此，陈云多次到沈阳及其周边城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最后，他把着力点放在钢铁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鞍山和本溪两个遭到战争破坏的钢铁厂。此时，除机器和资金问题外，最缺乏的是技术人才。

1949年11月至1950年3月，中财委所属各部召开各种专业会议。经过调查研究，陈云发现技术人员数量不够且分布不均。鞍山、本溪钢铁产量占全国钢铁总产量的80%，但技师只占全国技术人员总数的25%。煤、电工业以东北居多，技师人数也是关内多、东北少。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有石油及水电技术人员多留在华东，而华东当时并无油矿及水力发电企业。相反，西北玉门、延长油矿及东北小丰满发电厂等处技术人员却十分缺乏。

这一问题并非只有东北地区存在，几乎各行各业都缺乏专业技术人才。面对此种情况，陈云指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按国家的需要合理分配”“只有如此，才能统一行动，发挥力量”[6]。因此，他提出一系列措施落实集中使用技术人才的思想。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招聘科学技术人员。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9年5月组织东北招聘团，由当时松江省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冯仲云率领，去上海招聘大学教师、理工农医科技术人员及文艺人才，到东北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工作。到1950年6月，共招聘专业技术人员4500余人。在此期间，本溪煤铁公司分6批从北京、上海、天津、南昌和四川等地，共招聘技术人员149人。

第二，将关内的技术人员调往东北地区。在陈云的主持下，重工业部于1949年12月召开首次全国钢铁会议，会议决定把钢铁建设的重心放在东北，并决定对全国技术人员进行调查与登记，由重工业部统一分配。这项举措很快得到落实。1950年4月，国家从华北钢铁公司、石景山钢铁厂、天津钢厂抽调近百名技术人员到东北各企业、学校工作。1954年至1956年，国家从上海选调给松陵机械厂的技术工人有870人，从全国各地抽调给黎明机械厂的各类人员达8833人。

第三，部门内部互相调剂，集中使用技术力量。1951年7月25日，陈云、薄一波致电曾山，提出贸易部所属进出口公司等单位缺乏技术干部，请求从华东抽调一批熟悉五金、化工、电工、机械、医疗、仪器等方面的技术干部给贸易部。在调剂技术力量方面，从1950年到1956年，上海共向全国各重点建设单位输送技术工人6.3万余人、工程技术人员5400余人。

1953年9月，陈云同陈叔通（右）、包达三（中）交谈

充分改造和利用党外人才

北平解放后，新中国即将诞生。发展生产和恢复经济成为首要工作。因此，中共中央作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由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重要决定。陈云面对经济建设人才严重缺乏的局面，针对改造利用党外人才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不拘一格广泛招收人才。陈云到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干部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缺乏经济建设方面的人才。陈云的办法就是不拘一格，广泛招收人才。他曾说过：“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3]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人就是陈云进北平后很快注意到的懂经济的党外民主人士。而且，陈云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且熟悉他们的情况。为尽可能避免闲置党外财经人才，他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著名学者、浙江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邀请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此外，中财委还接收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在陈云不拘一格、广泛选用人才的思想指导下，中财委用不到3个月时间便组建成一支300多人的精干队伍。

第二，高度重视技术、尊重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指出，中国产业工人不过300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30万。这些人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6]在当时的工商界，侯德榜被称为“制碱大王”，古耕虞被称为“猪鬃大王”，陈云对他们十分尊重，多次过问永利碱厂的生产经营状况，并从资金和销售上给予帮助；陈云认为侯德榜是国内有名的化学专家，向党中央建议“请他担任财经委员会高级技术顾问”，使其为国家化学工业建设作出很大贡献。古耕虞对猪鬃外销很有经验和办法，陈云就促成他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与中国猪鬃公司签订代理猪鬃外销合同。此协议的实行使得猪鬃出口量直线上升，超过了旧中国出口的任何一年。可以说，陈云重视技术、尊重人才的思想使党外专家在国家经济恢复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努力调动民主党派专家的积极性。中财委成立后，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局面发生很大变化，陈云说：“过去是‘小摊摊’，现在要搞大城市的‘大买卖’。”[7]因此，各方面都需要专业人才，他很注重调动民主党派专家的积极性。当时，有些人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于安排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不服气，认为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可有可无”[8]。这一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党派人士才能的发挥。针对党内干部这一倾向，一方面陈云在组织上保证党外专家有职有权，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当时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属16个部级机构，除副主任马寅初是民主人士外，还有6位部长是民主人士。另一方面，陈云教育党内干部要重视民主党派专家。1949年11月19日，他出席全国交通会议，谈到发展交通事业时指出：“我们党内交通运输人才很少，懂这些的人也不多，我们没有经验。交通工具是现代化的，要有专门的技术与知识。”“我们要将事情搞好，就要和全国人民合作，将党外有经验的人才看作是我们国家的财产。”这时，担任交通部部长的是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陈云这番话既是有感而发，也是为了调动民主人士工作的积极性。

高度重视苏联专家

1949年初，为恢复鞍山、本溪等工业基地的生产，陈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他发现，中国缺少五金方面的专家，留在鞍山的日本技师不仅技术不精，政治上也不忠诚。因此，他认为，必须尽快聘请苏联专家，否则，鞍山、本溪难以全面复工，甚至连需要从国外订购哪些设备都开不出清单。[1]

由此，我国向苏联提出聘请技术专家的请求。1949年1月6日，莫洛托夫来电表示，苏联政府已同意满足中国政府聘请专家的要求，并让中方提出所需专家的数量。我国随即提出聘请328人的清单：工业212人、军事工业64人、财政及工业大学38人、航空机械修理14人；此外还有铁路工作人员200人。8月14日，中共访苏代表团回国，与苏方最终议定，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派遣200多名苏联专家分期分批来华工作。

195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时聘请了第一批16个苏联设计组；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建设东北北部地区工业基地，中国政府又聘请了第二批3个苏联设计组；1951年，聘请了第三批23个苏联设计组。陈云具体负责聘请苏联设计组、审查设计和确定订货的工作。他认为，在若干年内，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没有培养出来以前，“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他还提出接收订货、保管装备、施工安装、试车运转都要聘请苏联专家或专家组加以指导。[9]

陈云对苏联专家十分重视，在工作方面，尽力为苏联专家的工作提供方便。例如，当时，由于缺乏全国性系统资料，苏联专家无法开展工作。他专门主持召开研究苏联专家工作问题的会议，决定迅速成立全国性部门，系统收集资料，解决了苏联专家工作上的困难。在生活方面，想方设法提高苏联专家的生活待遇。1949年9月24日，他同薄一波致电中共中央，提议筹设特别商店，用实物配给的办法对苏联专家进行补助。不仅如此，陈云还经常教育党内干部向苏联专家学习。9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部委联合办公会上讲话指出，必须认识到苏联的帮助对我国革命的重要性，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向苏联学习，搞好与苏联专家的合作。

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一五”时期），苏联和东欧各国来华工作的技术专家达到8000多人，为中国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7000多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全方位的，从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确定企业的设计任务书，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培养技术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的制造，组织现有企业生产配套用的和辅助性的半成品、成品和材料等，都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可以说，在新中国恢复与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苏联专家起到重要作用。

1954年夏，陈云同志同朱德、林伯渠等同志视察官厅水库

着力提高党内干部专业水平

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必须遵守经营管理工厂的企业化原则。什么是经营管理工厂的企业化原则？陈云认为，工厂不是机关，也不是部队，开工厂就要像开工厂的样子，一定要有经济核算，考核成本，计算原料和机器消耗。但当时党内干部“只会当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干革命是内行，但办工厂是外行”[1]。

针对上述问题，陈云认为党内干部要努力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精通业务。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经济干部要转变被动心态，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要“下决心，学会业务，否则一辈子受气”[8]。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干部努力学习工作领域的专业知识，干一行会一行。比如在说到培养地质人才的时候，他指出：“老干部是不是也可以学地质业务呢？应该学，只要自己长期地努力学习，是可以学会的。”[6]

第二，向一切内行学习。教育党内干部认真向内行学习是陈云在抓经济工作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在延安时期，他即要求干部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结交了很多科技人员、经济理论学者，如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经济学家丁冬放、留德化学家刘咸一、延安兵工厂厂长沈鸿、化学家钱志道等，经常向他们请教。

在东北，适逢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之时，陈云丝毫不放松对党内干部的要求。他在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他们（技术人员）的专门技能或业务管理知识，无论目前或将来，对经济建设和人民企业都是需要的，共产党员必须用心向他们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

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后，他适时提出需要教育干部很好地与资本家在企业内部共事，规定若干与资本家共事的制度和办法，并且教育干部学习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中一切有用的东西。

总的说来，陈云的上述思想对于提高党员干部专业能力及业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从而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1958年7月15日，陈云同志视察无锡国棉二厂

按需培养专业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恢复和发展经济角度来看，技术人员普遍不足。为此，中财委组成专门委员会，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所需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数量，以便据此确定和安排各类大学及各级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人数和比例。按需培养专业人才，实现教育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有效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是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形成的人才观。

1953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陈云针对计划进行汇报时指出，在技术力量方面，供需很不平衡。经初步计算，5年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两项需增加技术人员39.5万人，但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28.6万人，相差近11万人。

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3种解决措施：第一，根据需要设立专门学校。比如1952年，为开发西北石油资源，推动设立石油专科学校以培养中级干部。第二，兴办短期训练学校。他认为，“培养技术干部，应以举办短期（一年左右）专科学校为主”。大学生、高中生不够分配，也可以考虑招收初中生，训练一两年，使他们能参加简易的工作。6第三，工厂兴办训练班。采用传、帮、带的办法，大量培养技术人员。

经过一系列举措，工人队伍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对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起到重要作用。到1954年底，一大批经过培训的专业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或领导岗位，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干部在各种岗位上都占有较大比例，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占38.5%，在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占41.2%，在车间主任中占80.05%，在工（段）长中占90.73%。到1957年，工人平均技术等级由1953年的三级提高到四级，其中一到三级工占36%，四到六级工占58%，七到八级工占5%。时隔多年，陈云还感慨地说：“必须肯定，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50年代、60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