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月6日消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佐涉嫌受贿、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对徐佐作出逮捕决定。
中美金融战已经刺刀见红，金融领域也清除了一批“蛀虫”“内鬼”，不仅涉及贪腐问题，更重要的是违规操作。什么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刑法》规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行为”。这些人手中掌握国家政策资源，本身是国有金融机构管理者，却“另开分店”获取巨大利益，表面上是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是自己公司的老板，股东。他们不在乎国有公司亏多少，更在乎自己的公司赚多少，更有甚者，只有亏够国家，才能赚足自己。
中国经济现在遇到很大问题。房地产市场已经到谷底，房地产流动性减弱，中产阶层的资产缩水且难以变现，金融机构的按揭贷款需要拿走他们未来几十年的剩余价值，这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应该反思，谁把地租经济推向了极端?在美元加息过程中，恒大留2.5万亿债务被拉爆，成为全国房地产危机的导火索。债务不会凭空消失，需要全社会共同负担，就像许家印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家人的离岸信托不会凭空消失一样。那些金融机构的监管形同虚设，事后抓“行长”，能解决烂尾问题吗?能堵上负债的窟窿吗?地租套利裹挟着地方财政走向极端，配合着金融操弄，绑架了中国经济，拿走了中国人民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这些政策操弄，是不是有人故意设计的“陷阱”?
中国人不是不勤奋，我们制度不是不好。我们有能力创造巨大的财富，问题是如何将财富转化成社会集体积累，让每一个人都有获得感。财富不能积累，根本原因在金融。大清李鸿章是如何把资产转移到国外的?还是金融。几百年来，“偷盗”手法没有变过。资产在国外，老婆孩子在国外，人在国内，还担任着重要职务，一旦有风吹草动，就想跑。有的跑不掉，被境外势力要挟，资产在人家手里拿捏着，要想自己更安全，只能听人摆布，成为境外势力代理人。这样的人职位越高，对政策影响越大，对国家的危害越大。他们已经是行尸走肉，是“木偶”，跟他们党性，谈爱国主义，谈党纪国法，没用。他们最大的价值，就是勾结外国资产阶级和敌对势力，对中国政权进行瓦解。
或许，我们遇到的“陷阱”，就是这些人，按照他们境外“金主”的旨意，一步一步的预设完成的。在金融领域，有一个“代理人同盟”。他们是敌对势力安插在中国的“工作组”。“金主”靡费重金培植代理人，不断晋升高位影响决策，不断操控舆论影响预期。在金融领域，他们有各种各样光鲜亮丽的身份，比如某集团党委书记，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某金融机构首席专家等等。他们是新殖民主义者的走狗，要在中国搞“洋务运动”。所谓“陷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在所有“代理人同盟”背后，有一只“黑手”在掌控局面。他们以惯用方式收割世界，从大清朝李鸿章，到民国军阀蒋介石;从八十年代日本“天降组”，到九十年代苏联戈尔巴乔夫，他们的目的就是捣乱、破坏，就是颜色革命、颠覆政权。培植代理人同盟，是从堡垒内部瓦解的最好办法，比军事干预更隐蔽、更节约、更有效。他们要干什么?要消灭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要中国交出财政和金融主权，消灭中国的独立性，“帮助”你管理市场;要通过“代理人同盟”操控政策，配合金融危机“潮汐”收割中国;要搞颜色革命，颠覆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政权，消灭让他们寝食难安的最大敌人。
斗争无处不在。我们习惯和平安定，是因为有国家庇护。抗美援朝打出七十年的和平窗口期，让侵略者听懂了军事斗争语言。他们把斗争转向暗线，转向金融领域，这同样是关乎国运之战。打赢金融领域的卫国战争，从肃清金融领域的“代理人同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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