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当家理财的红色金融家

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在战争的环境下，我党许多“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双重挑战，以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

毛泽民：红色金融的先驱

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中央政府决定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并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革命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银行创立伊始，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 万元。白手起家办银行，很多情况还在摸索中。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从战场上缴获的现洋。银行的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对苏维埃国家银行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此后要求红军各级部门，包括作战部队，一定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备国家银行作参考。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毛泽民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国家银行的各种制度，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走上了正常运转的轨道。

红军部队攻下遵义城后，急需物资补给。当时，遵义城里市面上的“硬通货”居然不是钱币而是鸦片。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元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物资。不仅如此，当地老百姓并不认可战士们手中拿着的苏区货币。毛泽民来到集市上，看到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好在红军一进遵义城，就立即着手打击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定将这批食盐以极低的价格投放市场，优惠给当地百姓购买，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老百姓可用以1 比1 的比例将银元兑换成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凭借良好的信用，苏币迅速在遵义地区流通起来。不久，部队接到了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迅速收回发行的苏币。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奇迹！

毛泽民等银行工作人员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党中央和干部群众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肯定。毛泽民的名字也两次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高捷成：“马背上的银行”行长

1932 年，福建百川银庄的出纳高捷成突然带着银庄的两万多银元不告而别，只留下一封信，上面写：“我要和你们离别了，或者是永远离别了……希望家庭也无需挂念我。”5 年后，高捷成的夫人高蔡宝收到了一封从延安寄来的信。在信中，高捷成解释了他当年出走的原因：“誓不求中华民族至解放，当不为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之一人，决心从戎。于是仓促离家，一切骨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辞别……”至此，高蔡宝才知道丈夫的下落。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 年，时任国家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亲自上门，通过谢觉哉的讲述，高蔡宝获悉了丈夫高捷成8 年前去世的噩耗。

高捷成是我党领导下的冀南银行的创始人，而冀南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高捷成是唯一一位金融界人士。

1928 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这期间，他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那时，漳州龙溪农民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武装斗争。一次，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没有钱购买药品而痛苦不堪，甚至死去。他心中十分悲痛，想到自己工作的银庄里贮存的银元，这不正是革命队伍盼望救命的“及时雨”吗？于是借经管业务之便，高捷成从银庄借用了2 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急需的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 余天，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 多万银元，部分银元之后被运到了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这笔钱对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后来，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了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在瑞金，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中央囯家银行，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抗战爆发后，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太行山。1939 年10 月，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 师政委邓小平推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银行建立后，为避免暴露目标，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秘密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遇到战事，银行的队伍还要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所以冀南银行获得了一个称号叫“马背银行”。

1943 年5 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开会，他立即部署隐藏银行物资，并安排员工迅速转移。一切部署妥当后，他又返回总行参与反扫荡工作。不幸的是，在与敌人的一次战斗中，高捷成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34岁。

朱理治：一生革命路，半世金融情

抗日战争时期，朱理治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对他来说是极富挑战性的。上任伊始，朱理治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上。他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为此他曾致信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大力支持。陕甘宁银行随即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而且，边区银行还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折实方式。朱理治的这一“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预想的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针对这种情况，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1941 年9 月，边区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了50 万储蓄奖券，设立5 万元奖金，相对于50 元的本钱来说，奖金相当可观。这张用延安白麻纸印制的储蓄奖券，一现身市场，就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了《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等人组成“劝购团”，聘请延安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这些举措极大激起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朱理治在拓展银行业务的同时，亦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极为匮乏。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时有创新之举，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 余名。经过朱理治的改革，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

朱理治当行长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一段时光。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

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命名者

南汉宸，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南汉宸几乎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特别是金融贸易与统战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党的优秀金融家。毛泽东对南汉宸的工作高度赞赏，曾多次当众说过：“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经济封锁，边区政府面临极大的财政困难。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对南汉宸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作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南汉宸受命之后，立即着手解决边区军民生活和财政困难，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辟财源，扭转困境。为解决生产的资本金问题，他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他还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纠正“片面施仁政”的作法，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让群众明白“没有抗战没有革命，就没有他们的一切”，克服种种困难开展征粮工作。他提出，对食盐进行专卖，集中收购，禁止走私，集中对国统区交易。他倡导用陕北土特产从国统区交换边区所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在南汉宸及边区财政部门的努力下，边区的150万人口的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

要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最根本的出路是发展生产。1943 年，边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出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新气象。南汉宸任边区财政厅厅长5 年，边区财政经济不仅渡过了难关，使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巩固，而且为抗日战争和未来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充足的物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派南汉宸去张家口，任晋察冀边区政府财政处处长，后又调任中央工委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主任董必武工作，继而又任华北银行总经理。为了统一华北、西北、华东和东北等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和货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南汉宸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7 年，中央批准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为副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并责成南汉宸负责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南汉宸说：“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吧。”董必武听了点点头说：“这个名字很好，说明了我们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的、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由此，“人民币”成为我国法定货币名称。

1948 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南汉宸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南汉宸主持引导下，新中国金融系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2 年末全部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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