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光明”——1949年民主党派的心路历程

1949年8月9日，民主人士费孝通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认为“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感叹道：“试问英美哪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高度的代表性呢”。

图为毛泽东和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亲切谈话。左一为费孝通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号召很快引起了许多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认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召开新政协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民主人士黄炎培激动地讲道：“我们兴奋极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之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纪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奔向光明”无疑可以形容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的心路历程，然而，它又不足以概括这个时期的历史脉搏，因为此间既有喜悦与期待，也有疑虑与分歧；既有中共海纳百川的民主气度，亦有民主党派赤心为国的真诚情怀。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民主人士北上的喜悦与期待

中共“五一口号”提出后，曾主张“超然独立”“不偏不倚”的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态度从有保留的赞成转变为真正的接受。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10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克服种种险阻前往解放区。诗以言志，北上民主人士诗兴大发，用“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和“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等抒发对新政协和新中国的期待，著名诗人柳亚子更是豪放地吟道：“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前往解放区的北上航行并不单调和乏味，一些乘客的日记或回忆录足可以让人感受到他们的悠然、喜悦和憧憬，1949年2月28日的“华中轮”之行便可说明这一点，乘客叶圣陶在开船次日用《庄子》的《知北游》作为谜底，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柳亚子在日记里写道：“黄昏开晚会，陈叔老讲古，述民初议和秘史、英帝国主义者代表朱尔典操纵甚烈，闻所未闻也。邓女士唱民歌及昆曲，郑小姐和包小姐唱西洋歌。云彬、圣陶唱昆曲。徐铸成讲豆皮笑话，有趣之至。王芸生讲宋子文，完全洋奴态度，荒唐不成体统了。”3月2日，船上晚会结束时，乘客们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尽管前往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用愉悦的文字来描述其旅途，但要想穿过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层层封锁并不轻松。如何将多名民主人士成功地送往解放区，既离不开民主人士精湛的“演技”（如精心化装），更离不开作为“导演”的中共的精心策划。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对前往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的行程路线、安全护送和衣食生活都有指示。

更多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保密工作放在了第一位，连作为“演员”的北上民主人士可能都不熟悉中共的“剧本”。每次护送民主人士，中共都要调查轮船的路线。为了行踪保密，很多北上民主人士事前并不知道与谁同船。例如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在潘汉年等人的周密安排下，应邀参加邓文钊的圣诞宴请。为掩人耳目，他们泛舟游览，畅怀痛饮。一个多小时后，众人神秘地乘坐“阿尔丹”号离开。另一个例子是著名学者楚图南，他前往解放区的过程堪称现实版的“谍战片”。楚乘船到天津后，为了摆脱国民党军警的搜查，楚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辛毓庄以楚的“侄子”身份沿途护送，一切由辛代为回答口令。

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旅途，既是身体的旅行，更是精神的旅行，他们感慨解放区政权“招待我人如此隆重”，使自己“有如归之感”。1949年3月5日，民主人士在山东解放区登陆，烟台市长徐中夫和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圣陶写道：“徐贾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入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3月7日午饭后，民主人士借宿在莱阳城东三里庄的军属马俊英家，他们为马的政治觉悟之高感到惊讶，“马略识字，能言拥护毛主席八项条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文化水准之高，可以想见。”沿途所见使得民主人士感到“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矣”。

民主人士感慨“人民力量伟大，新中国有办法”

不过，部分北上民主人士的身体之行与思想之行并不“同步”，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认识与中共仍有分歧以至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2）新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还是旧民主主义道路。（3）革命胜利后中共还要不要他们。如何使其“拨开云雾见青天”呢？中共迅速开展了党外和党内的统一战线教育。

在党外统一战线教育上，中共要求各级党委对待民主人士要坦诚相待，耐心向其解释党的政策，积极地教育和争取他们，欢迎民主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亲自做民主人士的思想工作，为其做时政报告，向其展示一个全面、真实和客观的解放区政权形象。

该时期美国扶蒋反共和扶助日本侵略势力从反面教育了中国的民主人士。战后美国源源不断地向蒋介石政权提供物质援助，与其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还帮助日本修建军事设施和训练军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民众的情感。1948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民盟等8个民主党派联名发表了《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历数美国侵华罪行。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等系列文章，并于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揭露了中国的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的“和平”阴谋，逐渐使得民主人士统一了思想和认识。

同时，中共还积极组织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观学习，鼓励他们深入工农群众。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9年4月以民族工商业家吴羹梅为代表的民主东北参观团。该团参观后表示，东北工业的恢复速度“超过预料”，“人民力量伟大，新中国有办法”。解放区实施的各种改革，有效地发挥了民主集中制，中央政策能够下达于基层，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并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来发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量，形成了钢铁一样的集体，“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朝气冲洗了旧社会的残渣。”

在党内统一战线教育上，中共很早就提出反对关门主义，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就明确表示：“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曾严厉批评晋绥边区对开明士绅刘少白的批斗为“蠢事”，他指出：“我们不怕美援，就怕‘左’援。”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前来北平的民主人士宋庆龄、程潜等人，故程潜感慨道：“我过去同解放军打得那么凶，起义了，共产党不记前仇，这么优待我，信任我。”针对党内有人传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抱怨，或者对于一些战士因看不惯民主人士拿着剩饭、馒头和肉喂狗等发出的抱怨，刘少奇等中共高层耐心地解释做好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让党内“想不通”同志的思想发生了“大转弯”，人们意识到团结广大民主人士、争取中间派是统一战线的新课题。

“这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见的民主政府，民主精神”

1949年8月9日，民主人士费孝通参加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看到“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坐在一起共同讨论问题，认为“在我说是生平第一次”，感叹道：“试问英美哪一个议会能从普选中达到这样高度的代表性呢”。

然而，身份差异很大的代表能够欢聚一堂的背后，却离不开中共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些工作针对性很强，例如如何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大团结，如何体现掌握敌我界限与尽力照顾各个方面。有时，为了确定一个代表合适与否，新政协筹备会就要函电往返，多方协商，反复推敲。很多时候，民主人士内部彼此矛盾重重，甚至无法提出自己参加新政协的合适人选，此更需要中共发挥仲裁者的作用。当然，对于那些不符合新政协标准的组织，其组成人员也并非没有参政的空间，因为那些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民主做出努力的领导人，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故沈钧儒看到中共在代表名额分配上与民革、民盟人数相等的事实后感慨道：“这确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见的民主政府，民主精神。”

民主“大合唱”的背后，中共很好地发挥了“乐队指挥”的作用，善于将各方“杂音”协调为“一首歌曲”。对此，外国学者评论道：“共产党自己能取得特殊成就，主要是在于它的灵活与耐心。”例如有人看不惯张澜戴瓜皮帽、穿长衫、一副遗老的样子，更有人抱怨李济深原来是个军阀，曾杀害过不少共产党人，很不理解李济深和张澜为何被提名为副主席人选。为了消除大家疑虑，政协大会选举前，周恩来、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政协党组织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保证选举成功，特别要投党外人士的票。

在酝酿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选时，很多民主人士为中共的坦诚和耐心所感动。为了争取黄炎培担任副总理，周恩来两次登门拜访，黄炎培终于答应，并表示：“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而傅作义的人事安排更具典型性，毛泽东考虑傅作义对北平和平解放的特殊贡献，并结合他本人愿意做水利工作的想法，建议他担任水利部长。当新政协主席团一致通过该提名时，傅作义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表示：“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共产党不得天下则天理难容矣！”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那段激情岁月，它可谓群贤合唱的民主和团结的赞歌，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作“不约而同”和“心有灵犀”，它掀开了崭新时代的画卷。几十年过后，曾经参加了新政协的雷洁琼满头银发，时过境迁，但她对参加新政协的回忆充满了深深的怀念：“看到解放军队伍浩大、军容威武、步伐整齐、纪律严明，在群众一片欢呼鼓掌声中通过前门城洞，使我非常感动，欢乐的热泪夺眶而出。”

【作者为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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