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张  越

【提要】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后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主席，提出史学发展六个方面的转向，规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郭沫若礼待陈寅恪，邀请其出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郭沫若重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发了研究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潮。在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史学界主导地位已成必然之势。重建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格局、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规划渐成主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向，都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史学所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郭沫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之一、新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领域的核心人物，是制定新中国史学发展多项举措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在已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择其要者略加论述，希望能够初步阐明新中国史学初建的基本情况，明确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确立过程中所主持、决策或参与的一些重要事宜，亦借以澄清以往的某些不实之说。

一、组建史学会：规划新中国史学的研究方向

1949年2月25日，郭沫若“与李济琛、沈钧儒、马叙伦、章伯钧等一行35人，乘‘天津解放号’专车于中午12时抵达北平”。7月2日，全国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而在此前一天的7月1日，在北京饭店成立了以郭沫若为首的、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新的历史学学术组织——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等30余人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办的筹备会成立会议，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向达、陈中凡等人在会上发言，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规程和《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筹备会常委会推选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侯外庐、杨绍萱任秘书，并选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邓初民、陈垣、侯外庐、翦伯赞、向达、吴晗、杨绍萱、吕振羽11人为筹备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强调研究会的宗旨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学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前，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会筹建之前，就召开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筹备会，除了具备必要的客观条件外，新政权对历史学的重视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而这次会议也从形式上确立了郭沫若作为新中国史学“第一人”的地位。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史学会的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是吴玉章和范文澜。常务理事七人：白寿彝、邵循正、陈垣、吴晗、翁独健、尹达、翦伯赞。理事会共43人，后补理事九人。根据林伯渠的建议，“中国史学会”在称谓上去掉了原“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中的“新”和“研究”等字，对此，郭沫若解释说，由于“大家都已转向到新的方向，所以在史学的研究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新旧的区别，已经无须在史学会的上面挂上一个‘新’字”。范文澜也说，有了郭沫若所指出的“六种转向”，“我们改变学会的名称就有理由有内容了”。 

两年前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入选的筹备常务委员会委员有11人，除陈垣和向达二人之外，另外九人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资深史学家或者是作为共产党党员的学者，研究会筹备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吴玉章和范文澜，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主席和副主席人选与此前的筹备会完全一致，在入选中国史学会的43位理事中，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背景者占一半以上，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史学会更多地吸收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总人数是11人，史学会的常务理事的总人数是七人，在后者的总人数少于前者的情况下，其中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名（筹备会常务委员是陈垣和向达两人，史学会常务理事是陈垣、邵循正和白寿彝三人），并且史学会的秘书是向达。这种状况表明，以郭沫若、范文澜等人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阵营，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多地从全国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新旧史学家的整体关系，有意识地团结更多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学者认为，“从此，中国史学界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而这样的调整和统一，“无疑最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正确发展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中国史学会的成立，本身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学界在形式上实现统一的举措，以便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全面展开。 

当然，能够受到掌握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重视的“旧史家”，也是经过各种考量的。如1949年底由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负责召集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陈垣、邵循正、白寿彝都是总编辑委员会成员，邵循正负责其中的《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白寿彝负责《回民起义》的编纂工作，这都说明陈、邵、白等人获得了认可，进而成为史学会常务理事。无论是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还是中国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吕思勉、冯友兰、柳诒徵、雷海宗、郑天挺等人均未入选，不仅这些学者本人颇有疑惑，他人亦感意外。如顾颉刚在1949年7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北平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在南方之伯祥、寿彝皆在，而无予名，予其为新贵所排摈矣。”夏鼐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中国史学会理事候选人名单时称：“北大有向达、罗常培、汤用彤、唐兰，而无郑天挺（系主任）；清华有邵循正、吴晗，而无雷海宗、周一良。其他如顾颉刚、柳诒徵等人亦皆除外”。 

中国史学会的成立大会由范文澜主持，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陈翰笙等人在会上发言。郭沫若在会上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为题致辞，他提出的史学发展规划是在六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历史研究转向从事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今天，我们回顾郭沫若当年为新中国史学所规划的这些“转变”，尽管在当时就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发展情况来看，不得不说郭沫若的期望是很有远见的。 

事实上，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或主动、或被动地主要是在这六个方面发生了变化。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并掌握话语权后的必然变化。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历史研究转向从事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指的是研究形式和研究态度方面，当今的各种集体研究项目，似乎能从这里的“集体研究”中找到一点影子。更重要的是后面三个“转变”，用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重视近代史研究、重视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重视世界史研究。新中国历史学经过70年的曲折发展，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不仅已经收获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显得更为重要、更加突出。 

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迅猛，从“十七年”时期关于近代史分期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到改革开放后对近代史研究“范式”等问题的争论，再到21世纪以来对晚清民国历史研究内容的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紧扣现实而前行。“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准确地预测到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向。 

西方的各种民族理论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都难以正确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于是在“十七年”时期出现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以及许多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解释模式得到更多的认同，但是需要史实和理论上的论证与构建，2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更受重视，含有学术研究、现实诉求的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与之相近的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等问题持续成为研究热点。郭沫若所提示的重视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有效揭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研究具有的学术和现实的深远意义。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经过70年的发展，无论在学科规模还是在研究水平上都取得了明显进展，世界史学科也成为与中国史和考古学并列的一级学科，当时提出的“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已经发展为今天的在世界史研究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探索中国学者的世界史解释模式等新的学术追求。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设立了亚洲史组，此后外交部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所，下设亚非研究室。厦门大学成立了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先后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在亚洲史、非洲史、拉美史受到重视的同时，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西欧近现代史、美国史都逐渐开展起来。郭沫若强调的对外国史研究的转向虽然有着明显的时代痕迹，却难掩其提倡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前瞻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在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规划，在70年后的今天并未过时，其与后来中国史学发展大势的契合度颇高，彰显出一代史学大家的深刻洞察力。

二、创办《历史研究》：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之前的专业学术杂志大多停办，史学研究成果较多地发表在《学习》《新建设》等综合性刊物上。专门性的历史学杂志仅有天津的《历史教学》（1951年1月初创刊）、河南大学的《新史学通讯》（1951年1月底创刊）和山东大学的《文史哲》（1951年5月创刊）三种。此外，《进步日报》的《史学周刊》（1951—1952年）和《光明日报》的《史学》（1953年创办），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史学类报刊。《历史教学》和《新史学通讯》以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大学和中学历史教师解答唯物史观史学在教学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为主。《文史哲》含文学、史学、哲学三个领域。《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由北京大学史学系等几个单位轮流编辑。严格说来，这些报刊杂志并非是由最具权威性的学术机构主办的，很难集中体现历史学研究的高水平成果，也难以起到有效引领史学研究趋向的作用。 

郭沫若及时提出了创办一份以发表高水平历史研究成果为宗旨的权威史学刊物的动议。范文澜在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发言中提出：“郭老曾经指示我们，要我们主办一个史学刊物。我们估计力量实在还很不够，所以一直到今天没有把郭老的期望付诸实行。”因为种种原因，此事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向达指出，史学界“没有一种比较全面的历史科学刊物”，当时几种史学刊物如《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文史哲》等，“都为它们本身的条件所限制，还不能成为全面性的历史科学刊物”，他认为“在无组织、无领导、未能建立自由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下沉闷的空气，窒死了历史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其不能出版全面性刊物，乃是势所必至”。 

1953年中共中央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据刘大年回忆：“1953年10月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在文津街科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科学院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刊物和其他与加强历史研究有关的事项”，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决定出版《历史研究》杂志，组织一个编委会，由郭沫若作召集人，具体工作指定我和尹达负责”。《历史研究》杂志的创办动议，是与中科院增设历史研究所同时提出的，郭沫若是创办《历史研究》的核心人物，也是杂志编委会的召集人。 

20世纪50年代影响广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与《历史研究》的创办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林甘泉曾重申此事：“《历史研究》的出版，及其编委会成员的组成，体现了新中国史学家强大的合力。在《历史研究》创刊初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这个刊物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这件事对《历史研究》的创刊有很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至少在《历史研究》办刊的头几年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明确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后，郭老对编辑部的成员有过设想。”编委会成员主要是由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组成的。编委会成员当然是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刘大年、尹达、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主，白寿彝、向达、陈垣、陈寅恪、季羡林、汤用彤等史学家也名列其中，可以看出是综合考虑了学者的学术资历、党内党外、研究领域、所在部门（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科院顾问委员会等）、年龄段等多种因素而确定的，这样的组合，也体现出“百家争鸣”的思路。 

刊名究竟是“史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一直没有定论，后来由“郭老书写了‘历史研究’四个字，这才定下来”。在《历史研究》的发刊词中，郭沫若对使用“历史研究”为刊名提出了一点解释：“我们取名为‘历史研究’，用意也就在于把范围放宽一些，以展开历史研究的工作。‘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这就是我们所遵守的原则。”郭沫若原拟由刘大年任《历史研究》主编，但是刘大年觉得他是研究近代史的，而古代史的时间长、稿子多，建议由尹达任主编，此事经由郭沫若、范文澜、陈垣、尹达和刘大年五人讨论后确定：主编是尹达，副主编是刘大年。《历史研究》创刊号于1954年2月正式出版。

郭沫若撰写了《历史研究》创刊号的发刊词《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文中对传统史学的评述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我们也产生了不少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像司马迁那样伟大的人物……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然而“他们的史观是唯心史观”。他对近百年来的近代史学的评述是：“外来的侵略势力和内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使得中国社会因而被迫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坑里。这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便是由封建社会的唯心史观转变为买办阶级的唯心史观。‘全盘接受，全盘西化’，便是这种观点的最后结晶”。对于当前的历史学，郭沫若强调要坚持唯物史观，加强爱国主义历史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这些看法，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那个时期对历史研究的基本认知。值得重视的是，郭沫若在这里着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理论与史料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过程中史料所占重要地位的强调，“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认真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郭沫若所强调的“详细的材料”“新出的材料”和“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针对的是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教条化问题，也指向了正在展开的关于许多历史理论问题的激烈争论的局面及参与讨论者各自所持的观点。 

《历史研究》的“征稿启事”也反映了杂志对材料和考证的重视程度，“考证”与“史料的介绍”是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有学者统计，1958年之前《历史研究》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考证性论文占据重要的位置，如1957年的第1、4、12期的篇首文章均是考证性论文。只是随着“厚今薄古”口号的提出，史料考证类文章及擅长史料考证的学者开始受到冷落。经过研究者量化分析而得出的《历史研究》发表的考证性论文在那几年数量颇多、历史考证研究与唯物史观史学在50年代的部分时期形成了融合与交流之势等结论，都是值得重视的。 

单从《历史研究》创刊号来看，除了郭沫若写的发刊词外，一共刊发了七篇论文，在内容上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历史理论方面的，有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和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商兑之一》，这两篇重头文章的作者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两文均引发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长期讨论，学术影响深远。第二类是两篇中观层次的研究论文，包括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王崇武的《论元末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前文是陈寅恪命汪篯向中科院方面表达他对就任历史所二所所长一职的态度时附带的两篇学术论文之一，用扎实的史料阐述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的组成及变迁，延续了陈寅恪一贯的治史风格。后文则是曾以史料考证见长的明史专家王崇武在新中国成立后尝试以唯物史观治史的研究成果，王崇武此前长期在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明史，以历史考证见长，而《论元末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从选题到具体内容已异于考证风格，其着力点非材料考证而是理论分析，重在“说明元末社会从阶级剥削到民族压迫的复杂情况，藉以指出农民起义的必然性”，是一篇在理论概念运用、分析方法等方面更接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论文。《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王崇武治史转型的研究成果，其意图很明显。第三类是具体的史料考证类研究，分别是浦江清的《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朱德熙的《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和冯家昇的《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浦江清曾任清华大学国学院时期陈寅恪的助教、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德熙是古文字和语言学专家，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冯家昇是辽史、语言学、考古学专家，曾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 

在《历史研究》创刊号的七篇文章中，两篇讨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一篇研究农民战争问题，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的问题；另四篇都是史料考证类论文，篇数反而更多。再从论文作者看，七篇论文的七位作者中有五人在民国时期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包括所谓“史料派”的最重要学者之一陈寅恪，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仅侯外庐和胡绳两位。这表明，至少在《历史研究》的创刊号上（包括《历史研究》的前几期），是体现了郭沫若所说的“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的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也反映出《历史研究》的“‘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欢迎的”用稿方针。

三、邀聘陈寅恪：陈寅恪的拒绝与接受

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从北平飞抵南京，后经上海至广州。两个多月后（1949年2月），郭沫若乘专列抵达北平。一去一来之间的背后，是新旧政权即将更迭和史学主流面临转换的可预期前景。 

1950年中国科学院聘请各学科的“专门委员”，陈寅恪为历史考古组之“专门委员”，同年中科院成立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计21人，其中史学领域仅有陈寅恪和范文澜两人，可见中科院对陈寅恪的重视程度。1951年7月28日成立的中国史学会，陈寅恪是理事会成员之一。目前尚无材料证实，陈寅恪入选史学会理事一事是否经过陈寅恪本人的首肯。1953年9月中国科学院计划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陈寅恪被提名为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分别写信给陈寅恪转达此事，陈寅恪拒绝就任。众所周知，1953年11月下旬，时为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也是陈寅恪学生的汪篯，携郭沫若、李四光的信赴中山大学面见陈寅恪，陈拒绝就任历史二所所长之职并口述“对科学院的答复”，与汪篯的见面也不甚愉快。 

这个“答复”是“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的，看得出陈寅恪口述此“答复”时的心情很不好，他除了反复强调“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陈寅恪还提到了郭沫若：“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国维诗”“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但是他在此处话锋一转：“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写）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之说，涉及唐朝历史的一个史实。唐宪宗年间，宰相裴度节度各路兵马，李愬夜袭蔡州，平定了淮西藩镇势力。作为裴度行军司马的韩愈，奉诏撰写《平淮西碑》铭记此事。此后，李愬之妻、唐安公主之女魏国夫人韦氏，不满韩愈所书“多叙裴度事”，“诉愈文不实”，致使宪宗下令磨去“韩碑”，由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平淮西碑》（段碑）。李商隐写的《韩碑》一诗中言：“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陈寅恪自喻他写的王国维纪念碑将会如“韩碑”那样“先时已入人肝脾”，虽“今无其器存其辞”而“不会湮没”，把郭沫若比作段文昌，其意则不言自明。 

郭沫若对陈寅恪的如此比附作何感想、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是事隔不到两个月，1954年1月16日，郭沫若因筹办《历史研究》杂志再次致函陈寅恪，邀请其出任杂志编委，陈寅恪收到后于1月23日复函：“沫若先生左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信中可见，他欣然接受了《历史研究》编委之名，而且还表示了交流学术成果的意向。此前陈寅恪使汪篯以《对科学院的答复》拒绝就任二所所长之职的同时，还命汪携其两篇新作、四首诗一并返回北京复命，这两篇论文就是《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在随后出版的、由郭沫若主持的《历史研究》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先后发表。此事原委基本清楚（遗憾的是无法得见郭沫若、李四光邀请陈寅恪任二所所长的信函）。 

1949年后中国历史学科建设的核心，就是以历史研究贯彻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方针。陈寅恪作为民国时期的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一直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以“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为由而不接受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之职，实在是其学术风格使然。另外，陈寅恪以“身体不好”的原因拒绝北上、科学院方面仅派陈的学生汪篯去邀请未免有些草率等也是直接原因。以陈寅恪的学术资历和威望、他的性格和所处的实际生活状况而言，他直言不接受二所所长之职，自有他人所不具有的底气和实际情况，因此，在充分理解陈所做出的选择之余，恐怕也不一定非要用陈寅恪的选择去要求或评价其他“旧史家”的选择。

事实上，陈寅恪不久又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一职。1954年4月，中国科学院开始组建学部委员会，陈寅恪被提名为学部委员，因为此前陈寅恪拒任历史二所所长，此时提名他为学部委员便在中科院领导层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稼夫回忆道：“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后，此事上报高层，“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由于陈寅恪在此前已经有拒任历史二所所长的前车之鉴，为慎重起见，此事由时任中共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与陈寅恪私交甚好的杜国庠出面联系陈并征求其意向，杜国庠9月初致函张稼夫称“陈寅恪先生已答应就委员职”。得此消息后，郭沫若于9月底致函陈寅恪说：“获悉尊体健康，并蒙慨允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曷胜欣幸”，函告其两篇文章已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并表示“《历史研究》编辑工作缺点颇多，质量亦未能尽满人意，尚祈随时指教，以期有所改进。尊处于学术研究工作中有何需要，亦望随时赐示，本院定当设法置备”。郭与陈的关系，或可从该信中展现一二。 

陈寅恪欣然接受郭沫若请他担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的请求，又应允杜国庠代中科院邀请其出任中科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说明他对新政权的学术研究本身是采取支持并合作的态度的，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政治完全左右学术研究。当时“学者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不只陈寅恪一人，范文澜也是一个。那时院长是郭沫若，范文澜谢辞了副院长”。上面提及《历史研究》主编之职，刘大年也是主动提议由尹达担任，他自己任副主编。陈寅恪不接受历史二所所长一职，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波澜。郭沫若看了陈寅恪写有“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等激愤之语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后，在给负责筹建历史一、二所和《历史研究》杂志的刘大年的信中，除了一句“汪篯同志的报告看了”之外，并无其他表示。陈寅恪拒任历史二所所长之事，在几十年后引起极大关注，各路人士多有不同解读，若干流行的议论中不乏“过度阐释”之嫌。

四、再论古史分期：重启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

1950年2月17日，因《十批判书》改版重新出版，郭沫若写就《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一文，文中对之前关于儒家和法家的“批判”中的个别错误进行了订正，说明对《诗经·小雅·信南山》中“中田有庐，疆场有瓜”的解释，并照录曾参加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殷王陵墓发掘的考古学家郭宝钧于1月29日写给郭沫若介绍当年发掘情况的书面答复。郭沫若说：“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我曾经请求参加发掘的郭宝钧先生把大概的情形叙述一下，承他以书面答复了我。我并征得了他的同意，把他的叙述附录在这儿。”郭沫若据郭宝钧的书面答复，更认为殷周时期的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的观点“的确是铁案难移”。文章还顺带反驳董作宾对其因甲骨文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观点的批评，同时申明《十批判书》并非“抬举了先秦儒家”，“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蜥蜴之伦的残梦”。这是他自1947年后首次撰写古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即使《蜥蜴的残梦》并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它只是作者对若干史料的一些新认识的说明，并借此重申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观点，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古史分期问题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郭沫若心中的地位。 

在郭沫若写罢《蜥蜴的残梦》一个多月后的3月19日，郭宝钧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关于这篇文章，郭沫若后来曾经有过说明：“关于殷代殉人的情形，最初是由郭宝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的。参加那次座谈会的除郭宝钧外，有丁瓒、王冶秋、裴文中、徐炳昶、苏秉琦诸位先生”，“听了那次报告，我当时便认为是殷代奴隶社会的绝好证据，怂恿报告者把它写出。因而便有一月二十九日他（指郭宝钧——引者）给我的一封信。这信我已经收录在拙著十批判书的改版书后”。以上当是郭宝钧在《光明日报》所发文章的前因，后果便是“其后宝钧先生在三月十九日《光明日报》的‘学术’副刊上发表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日期署的是三月八日。但内容和给我的信，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有了些细节上的却也相当重要的改变”。对照《蜥蜴的残梦》中录下的郭宝钧1月29日给郭沫若的书面答复和郭宝钧发表在3月19日《光明日报》上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后者较之前者除了增删几句话即郭沫若所谓“细节上的改变”，并且作为公开发表的文章，后者在个别字句上进行了一点技术处理外，两文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可证实郭宝钧发表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就是他给郭沫若的书面答复。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有了些细节上的却也相当重要的改变”。郭沫若在《蜥蜴的残梦》中转录的郭宝钧写的书面答复中有“此皆三千年前残暴社会下之牺牲者（推想奴隶居多，近身者或亲信）”的话，正是郭宝钧提供的材料和这个推断，让郭沫若非常重视，“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以怀疑的余地了”。可以说，作为亲临发掘现场的考古学家，郭宝钧在书面答复中所给出的“推想奴隶居多”的观点，给了郭沫若持有的殷周为奴隶社会的认识以更大的信心。然而，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中，郭宝钧不仅删掉了“推想奴隶居多，近身者或亲信”这12个字，反而在最后一段加上了“此一段史实，对于古代史研究，究能说明何事，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即公开对殷墟墓葬中被殉葬之人是否为奴隶身份提出怀疑，而不是先前的肯定性推断。对于郭宝钧的变化，郭沫若大为疑惑：郭宝钧“给我的信大约是受了我的意见的影响，故说‘推想奴隶居多’。发表的文章，自然是经过了一番考虑，或许又是受了别人意见的影响，故‘未敢进一步推断’。”我们无从知道郭宝钧因何将给郭沫若的书面答复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也不清楚他为什么将私人间的书面答复中对殷代墓葬中所殉之人身份的推测从“奴隶居多”变为公开发表时的“未敢进一步推断”，但是这个改变正是郭沫若证实其古史分期观的关键点之一，这促使郭沫若在郭宝钧文发表的当天就写下《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两天后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文中用郭宝钧提供的材料论证“这些毫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隶”，“如此大规模的殉葬，毫无疑问是提供了殷代是奴隶社会的一份很可宝贵的地下材料”，“这一段史实，正说明殷代是奴隶社会”，郭沫若明确表示：“在我的理解中，殷周都是奴隶社会，而奴隶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西周封建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占多数，因此郭论一出，立即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文被认为“拉开1949年后古史分期大讨论序幕”。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之一，古史分期问题从唯物史观史学产生之时就成为争论的焦点，“这问题要清理起来应该清理得更远，远到我们开始用科学的历史观点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初期”。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之前，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古史分期观和其他相关文章，就在社会史论战和论战之后产生极大争议，各派学者的批评意见层出不穷，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多有异议。1937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逐渐明确，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观虽有变化，但是古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并未停息。在民国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郭沫若的古史分期观尽管影响甚大，但赞同者并不在多数，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五老”而言，郭沫若之外的其他“四老”的古史分期观都与郭不一致，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数次调整并努力证实自己的古史分期观点的一个主要原因。1949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位于郭沫若提出的史学六个方面转向之首，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引向深入，在学术层面加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是摆在所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前的主要问题，而古史分期问题又是其中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从新的形势下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大处着眼，还是从进一步论证完善自己的古史分期观点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再次形成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局面当是郭沫若所希望看到的。为改版的《十批判书》而写的《蜥蜴的残梦》一文以古史分期问题为中心，就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缘于郭宝钧文章的发表，使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更为重视古史分期研究。从1950年至1951年间，郭沫若先后写了多篇讨论古代社会性质的文章和书信，如《中国奴隶社会》（1950年6月10日）、《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1950年6月24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1951年6月17日）、《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1951年7月8日）、《发掘中所见的周代殉葬情形》（1951年8月25日）、《几封讨论古代研究的信》（1951年4—7月）等，多数文章发表在《新建设》《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讨论首先发生在对郭沫若和郭宝钧关于殷周殉人身份认识的不同观点中。郭沫若在回应文章《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中强调：“中国的奴隶社会究竟始于何时？谨慎一点的人今天还敢说：因为材料不够。终于何时呢？也众说纷纭。我自己很想把春秋和战国之交作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水岭”，文中再一次说明他的古史分期观倾向于“战国封建论”。 

1951年5月范文澜的《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文章重点是指出了“对本书缺点的初步认识”，也总结了《中国通史简编》“许多写法在旧类型的历史里从来没有过”的特点，对此，范文澜着重论证了其“从西周起到秦统一定为初期的封建社会”的观点，主要论据包括商周墓葬中殉葬人的考古资料。嵇文甫在此前一期的《新建设》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文中说：“周代奴隶制度的发达，有郭沫若先生从金文中找出的许多例证”，但是，“中国的‘文明’是早熟的，它当氏族制度尚有活力的时候，早就建立起‘国家’……周代奴隶制度尚停留在一种低级形态下，不要说殷代，更不要说夏代了”。郭沫若则在《新建设》发表了同范文澜和嵇文甫商榷的文章《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文章开始就说：“范文澜先生说西周是封建社会，近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四卷二期）的检讨中揭出了‘一点最简单的理由’。我想就那些‘理由’，同范先生和研究古史的学者们来讨论一下”，他从“人殉的徵引”“诗经的徵引”以及“古代社会的早熟性”等方面提出了与范、嵇的商榷意见。看得出，此时的郭沫若不仅自己究心于古代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问题，而且希望通过讨论的形式引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导地位语境下的中国史学界的更多关注。 

在讨论的过程中，郭沫若意识到：“关于中国奴隶社会这个问题，应该从全面来作一个总解决，即是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来作一个全面的清理。”1952年2月，他完成了三万余字的长文《奴隶制时代》，“从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详细论证了他的新的古史分期观点：把奴隶社会的下限定在春秋战国之交，确定了其著名的“战国封建说”。他以《奴隶制时代》为书名，收入了这个时期撰写的讨论古代社会性质的文章，于1952年6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至此，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内容已经从论证自己的古史分期见解发展到对他人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从认识殷墓殉人的身份扩展到讨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等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从讨论古史分期问题延伸到与古史分期问题密切相关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大批学者因此而聚拢在讨论中，他们中有资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有一大批曾经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有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青年学者。以郭沫若为主导人物开启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热潮，在数年间便形成了以“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为代表的十几种分期观点，并延伸形成了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热潮。

（作者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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