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设初期党领导东北工业建设的伟大创举与历史成就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战略智慧，率先在东北开展工业建设，通过破除殖民地经济桎梏、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探索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等举措，成功将东北打造为新中国工业基地。这一时期历史实践，不仅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初步基础，更积累了宝贵发展经验。当前，推进东北全面振兴面临新的重大机遇，需要传承和发扬历史经验，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振兴发展提供根本保证;二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北振兴已被纳入新时代国家重要发展战略。2023年9月，习近平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要“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东北地区发展。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和美西方国家经济封锁，新中国迫切需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党中央审时度势，集全国之力开拓东北工业建设，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深刻改变了中国工业落后的局面。当前，东北工业基础雄厚但转型承压，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期面临多重挑战。深入考察新中国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开拓东北工业建设的历史实践，总结经验成就，对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定开拓东北工业建设的战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即将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工作，亟须改变工业落后现状。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仇视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与武力威胁。面对国内外新的历史条件，党中央逐步确定了率先在东北开拓工业建设的战略方针。

(一)科学研判内外形势，精准制定工业战略

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首先开拓东北工业建设的战略决策，是根据对历史与现实形势的具体分析、系统考量做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局势的必然之举，更是放眼未来的前瞻布局。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对牵制日军兵力、配合全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前夕，党的七大在讨论未来路线方针时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东北主要城市已在苏联红军与东北人民自卫军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抓住有利时机，制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战略方针，迅速组织力量北上，抢先接管东北各战略要地。“抗战胜利后，我们党迅速调集二万干部和十一万军队抢占东北，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共七十七人，其中派往东北工作的就达二十人。”在解放东北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随即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这一时期我们党在东北的接管恢复工作，不仅有力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更为后续东北大规模工业建设打下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工业化成为国家发展的迫切要求。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将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工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工业生产中轻重工业比例悬殊。落后的经济状况与推进工业化建设之间矛盾十分尖锐。此时东北地区的经济优势得以凸显。东北地区“交通已完全恢复，城乡内外的交流与物资的调剂，比关内现在的情况便利得多”“新中国成立前，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10%左右，而东北的工业1943年在国民经济中就占56%”。东北国营经济力量强大，使“恢复与组织经济可以更带计划性，减少盲目性，减少生产与市场的无政府状况”。1949年，“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来说，东北地区这一年来物价上涨幅度不大”。这些有利条件使战后东北地区能够较快恢复经济，东北成为开拓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最佳选择。

开拓东北工业建设，是一项宏伟而复杂的工程，重点在于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工业器材、汽油、煤油等物资供应困难，除自力更生发展基础工业外，没有其他道路。1950年，毛泽东指示“把东北建成一个全国的工业基地”，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纳入全国经济恢复大局。“当时估计战争三年，那么东北就可以建设休息三年，关内乱三年，用全国的力量来帮助东北，……而到战争结束之后东北即可以以全力来帮助建设全国。因此今天东北的方针是全国的方针，不是东北的方针。”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党中央从政治和全局高度阐明开拓东北工业建设的重要性，制定东北工业恢复与发展的投资建设计划，在新中国实现工业化历史进程中迈出重要一步。

(二)全面接管城市工业，初步推进工业建设

工业建设需要综合考虑电力、交通、设备产能、自然资源等多种因素。相对国内其他地区，东北地区铁路交通便利、资源富集，拥有较为完备的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分布较为集中。据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统计，东北占有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东北炼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百分之七十五，炼钢产量占百分之八十八，轧钢产量占百分之七十一(且粗轧钢十五万吨设备全部分布于东北)，发电量占全国百分之三十，产煤量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三。这一工业基础的形成具有特殊历史背景。日本侵华时期为掠夺资源，在东北建立了一批工业设施，将侵略重点放在重工业上。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建立起的重工业设施主要有：鞍山制铁所、本溪制铁所、抚顺煤场、抚顺页岩油炼厂、鸭绿江水力发电站、奉天飞机制造厂等。这些日伪时期工厂构成东北的重工业基础，战后东北工业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几乎全部陷入停顿状态。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东北工业设备与工厂的保护接管工作。面对战后工业生产几乎瘫痪的局面，我们党明确提出：“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就应当爱护城市，发挥城市的作用，使城市产生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战争，来繁荣解放区的经济。”《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对于城市工作做出详细规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规定攻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在战斗中及战斗结束后，攻城部队应派出必须的队伍加以保护，禁止任何人擅自进去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根据“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城市中原有工业设施、技术管理人员得以保留，成为后续东北工业建设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接管城市的工作不仅巩固了东北解放区，更为天津、上海等后续城市接管工作提供了经验，东北城市接收工作中培养锻炼的大批干部也在日后南下支援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关于同意组成专门班子接收大城市给陈云的复电》指出：“望东北局也准备将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着明年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目前如可能，从沈阳的接收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干部给黄克诚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

东北地区不仅拥有相对成熟的工业生产能力，还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煤炭、铁矿石、石油等重大战略资源丰富，适合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1949年中国经济简报统计，“总计全国历年石油产量三，O六六，六四〇公吨，抚顺二，三六二，六一二公吨，占百分之七十七”。据1949年东北工业部统计，“东北铁矿蕴藏量为38亿吨，主要地域为鞍山、弓长岭、本溪、临江，占全国铁矿蕴藏量3/4以上。煤的蕴藏量228亿吨”。东北还具备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据敌伪统计，一九四三年东北生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八七点七。”同年，东北锰矿年产量最高可达三七，O四三公吨。“石棉、云母、芒硝、天然碱、石墨、萤石、石灰石、耐火粘土等非金属矿藏，都有极丰富的蕴藏和优良的品质。而且钢铁工业所需的大量的炼焦用煤、萤石、菱苦土、石灰石、耐火粘土都处在铁矿的附近。”东北既具备良好的工业基础，又拥有丰富的矿产、能源，资源分布紧密，是发展工业得天独厚的理想区域，因而党中央选择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建设初期工业建设的重点。“把东北建设为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或重大基地，准备将来为全国供给机器和专家。”

二、在开拓东北工业建设中抓住重要战略机遇

我们党以高度的战略智慧，把握国际格局变动带来的发展契机，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取苏联援助，为东北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外部条件;同时，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统筹全国资源支援东北，依靠工人阶级的创造力，开展献交器材、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迅速恢复生产。即使在抗美援朝严峻考验下，东北工业仍实现逆势增长。这一时期的成功实践，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准确把握国际格局，有效塑造安全环境

对美苏争霸的世界局势，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清醒认知，作出科学研判。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提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这就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同苏联开展合作、加强工业建设的发展方向。

争取苏联经济技术援助，是东北工业恢复发展的重要助力。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就苏联援助问题与苏方进行谈判，并且代表东北人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1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苏方派出近200名专家来华支援中国经济建设”。1950年2月24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确提出：“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随后，苏联将在中国东北自日本侵略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力移交中国。同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三万万美元贷款，用以购买“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得益于中苏同盟关系，东北地区工业恢复与发展获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资金技术支持。

抗美援朝使新中国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不久就面临军事与建设的双重挑战。党中央及时统筹国防需求与经济建设，对东北工业发展策略作出必要调整。“若干本来可以用于经济、文化和其他事业的财力，不得不转用于国防。”迅速变化的区域形势给方兴未艾的东北工业建设带来一系列影响。战争使全国物价产生波动，部分地区物资供应面临困难。“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由于重工业与国防密切相关，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下，东北地区重工业建设仍处于重要地位。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中苏经济合作更为密切，东北地区工业建设在抗美援朝期间持续发展。

抗美援朝带来的军事压力，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东北军工企业发展。为保障军需物资供应，东北军工企业积极投入生产，部分国营机械工业也参与军品修理与制造任务。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第四一工厂、第四二工厂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械工业局第十九厂，“向中朝军队提供各种炮弹及其配套产品数百万发，手榴弹、拉火具及爆破筒等数百万枚(具)，工程炸药数十万吨，修复汽车二百余辆”。另外，战争期间以“增产节约”为代表的一系列鼓励生产的群众运动，也促进了东北工业发展。195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增产节约座谈会，阐释了增产节约“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提出要进一步到车间中开展增产节约，“掀起小组的、车间的以至全厂的‘满堂红’竞赛运动”。

抗美援朝爆发前，东北工业分布呈现明显的“南重北轻”格局。工业设施高度集中于东北南部地区，形成以沈阳、鞍山、抚顺、本溪、大连等为核心的工业带。抗美援朝爆发后，这一区域面临直接军事威胁。出于国防考虑，中共中央与东北局做出“南厂北迁”的重要决定。1950年9月，“东北人民政府组织沈阳、丹东、营口、瓦房店等地29个军工、机械、造纸、纺织、橡胶等较大规模企业北迁。北迁工厂主要落户于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鹤岗、北安、阿城、嫩江8个市县”。一批北迁企业为从前工业基础薄弱的东北北部地区注入新的发展活力，东北工业整体布局更加均衡。“南厂北迁”保障了战时工业生产的持续性，也为后续东北工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加合理的空间基础。

在党中央英明决策和战略部署下，抗美援朝战争没有阻碍东北工业持续发展。东北工业在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1949年的35%增加到1950年的43%，1951年工业占比已达52.6%，1952年计划增加到55.9%。1952年5月，东北一级机关、各省市及厂矿干部大会召开，明确了“东北区今年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就是基本上完成恢复工作，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与经济力量，并开始有重点的、有步骤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同年，《人民日报》宣布：“东北工业的发展，已由恢复生产为主的阶段进入以基本建设为主的阶段。”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东北亚局势缓和，为东北地区迎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建设，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凝聚工业建设合力

东北工业建设初期，面临厂房设备损毁严重、技术人才大量缺失的困境。为将东北建设成为新中国工业基地，党中央迅速调集大量党政干部奔赴东北，使东北大型工矿企业能够迅速建立管理秩序、恢复生产。仅调往鞍钢工作的干部，“1949—1955年就有7300多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500多人”。除党政干部，各类技术人才也在中央调配下集聚东北，“苏联专家二百多名，其中除二三十人到北平外，余均留东北工作”。“为了适应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东北须大力发展中学与高等师范，主要的困难是缺乏师资……望西南、中南、华东各调二十名高等师范的教授、讲师与一百名高中教员给东北。”

我们党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动员失业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奔赴东北参与建设。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与国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中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中有大量失业群众。“尤其是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中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工人失业现象。”此时东北工业建设如火如荼，急需大量工人与技术人才。东北工业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分赴上海、武汉、天津等失业问题突出的城市，重点招募具备生产技术专长或管理经验的失业人员，充实东北地区厂矿企业的技术力量。“东北工业部人事处处长林泽生同志到上海招聘人才，有很多人来报名。……上海一位搞玻璃仪器的人，把上海工厂全部的设备、工人和他的家属搬到沈阳。这一批人当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东北工业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抚顺矿务局“在上海联系好孟继炎、洪瑞菜、杨伟等12位工程师”。同时，东北各厂矿积极吸纳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有关部门向原中央大学化工系、浙江大学化工系商调1949年毕业生各10名;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东吴大学等校各要2—3人”。这些调配往东北的领导干部、工人群众、技术人员与高校毕业生共同构成建设东北工业的庞大队伍。“东北工业之所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主要经验是‘老干部+大学生’。”在开拓东北工业建设中，工人阶级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面对恢复生产与基本建设中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培养广大工人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动员群众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恢复生产建设。鞍山钢铁公司将宣传教育作为恢复工作的中心环节，创办了《工人生活》报，以此为阵地“对工人群众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工厂的教育;进行无产阶级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教育”，工人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1949年1月24日《东北日报》在头版刊登通讯：“沈阳各大国营企业工人代表开座谈会对生产建设等问题发表宝贵意见，充分表现了主人翁的精神。”

与宣传教育密切配合的是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地区开展了献交器材运动，以及持续时间更长的劳动竞赛。

通过建立献交立功与招工录用相结合的激励机制，让工人职员的个人发展与企业前途形成命运共同体，有效激发了广大职工参与生产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据统计，“沈阳第一机器厂自1949年2月7—12日的一周间，就有300名职工献纳各种器材1000余件，如电流表、气压表、千分尺、水平器以及化验室用的各种珍贵药品等，都是当时生产非常急需的”。抚顺煤矿“四万一千职工中，共有二万七千人献出二十四万余件器材，约值七十亿”。通过献交器材运动，东北工业设备修复、恢复生产速度大大加快。

“劳动竞赛是发动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来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是工人阶级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具体表现。”1949年9月，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指出：“在生产中把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在先进分子的周围，经过先进分子把一般工人带动起来，使群众性的竞赛运动进入新阶段，为创造新的技术定额，为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涌现出护厂功臣曹凤岐、修复生产功臣孟泰、矿山工人张文翰、电修厂女工马淑琴等一批劳动模范，形成“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工业文化，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在劳动竞赛运动中，最有意义的发展，就是工人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积极性，而且开动了脑筋，发扬了自己的智慧，来解决如何改进生产的各种复杂问题。”在劳动竞赛推进过程中，出现了“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50—1951年，“一年来经群众提出而加以采纳的合理化建议，共有2.49万件;其节约的价值仅在铁路系统内一年就有232.2亿元，察哈尔省一个月就算了30.6亿元”。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东北工业建设迅速摆脱设备损毁、人才短缺的困境。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为接下来东北地区在“一五”计划中实现产业升级与现代化工业体系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开拓东北工业建设与革新区域产业结构

东北工业受历史因素影响而带有殖民地经济的落后性，并在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工业发展的独立性，开启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建立起现代化企业管理体制，培养出一批工业建设人才，促进了东北工业基地快速发展。

(一)破除殖民经济桎梏，重点发展重工业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的东北工业具有殖民地性质，主要体现在工业结构的依附性、工业生产的落后性、剥削的残酷性。东北工业各地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几项基本工业之间(钢铁煤电)不能相互衔接。“许多工业面向外国，而非面向中国人民，所需机器、原料、销场过去不少依赖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各工矿企业生产技术、设备十分落后，“1943年东北的机器生产只能供给需求量的百分之四十点二”“一般的精密机械、大型机械、电气机械和若干重要的工业器材，绝大部分都依靠欧美输入”。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钢”的生产操作迄未全部机械化。煤矿开采领域大多是临时小矿井，使用寿命短促且连年减产。在当时东北工矿企业中，核心技术岗位和管理层基本由日本人垄断，导致中国职工难以获得实质性生产技术传承与管理经验积累。这种典型的殖民经济模式严重制约了东北工业自主发展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东北工业恢复与改造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重工业建设为核心战略，重点发展机械装备和基础原材料生产能力。这一战略部署不仅有效保障了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物资需求，更从根本上扭转了殖民经济体系的依附性特征。得益于正确发展方向，东北工业构成在短时期内呈现显著变化。“如东北机械工业在发展最高时期的1943年仅占整个工业比重的6.7%,在1952年就将增长到12.5%，大大超过了旧时代的水平。”到1952年，东北工业恢复工作已告一段落，国民经济中重工业比重大幅提升。“一九五二年生产手段已增至百分之四十三点八，消费资料则减至百分之五十六点二。”

在工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极大提高了生产水平。在石油工业领域，工作队伍“通过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实践，不仅出色地完成了科研任务，而且带动了催化、色谱等学科的发展”。在煤矿采掘方面，“改用了分层长壁的正规采煤办法，减少了事故，提高了回采率”。在机械工业方面，1950年东北工业部门“已能生产车、铣、饱、钻、插各种较精密较复杂的母机，基本上扭转了东北机械工业只能修配不能独立创造精密母机的殖民地性质”。随着工业生产恢复与发展，工人地位不断提高，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一九五二年全国各地区工人的平均工资，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至一百二十不等”。东北工业完全摆脱了落后的殖民地性质，在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全面实施“一五”计划，实现工业产能跃升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经历较长时间修订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制订的，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步骤，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出：“今后五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五年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中决定性的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本化学等工业。”“工业建设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单位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布局在东北的重点工程共54项，主要包括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丰满水电站、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抚顺煤炭联合厂、大连热电站等。为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项目，东北地方政府改建、新建了一大批中小型厂矿，如大连钢厂、沈阳第三机床厂、长春市汽油机厂、绥棱联合社发电厂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基本建设限额以上建设单位共六百九十四个，限额以下的工业建设单位约有两千三百个，构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东北工业建设的主要内容。

东北工人群众积极响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号召。在钢铁工业中，按照规划，鞍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基本完成四十八个主要工程的改建和新建。鞍钢全体工人紧密配合、不辞辛苦，优质、按期完成任务。“到1957年，竣工投产了37项。大大提高了鞍钢的生产能力，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在煤矿企业中，“抚顺矿务局所属煤矿为九百三十万吨，阜新矿务局所属煤矿为八百四十五万吨”。机械制造方面，第一汽车制造厂“每年能够出产载重汽车三万辆，供应运输业的需要”。“工业总产值五年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为653.3亿元，1956年预计完成667.3亿元，已超过2.1%。”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

在工业规模扩张过程中，东北地区积极采用苏联先进技术，实现了由传统生产向现代工业的技术跨越，核心在于系统引进与消化吸收苏联先进技术。通过技术引进、本土改造、创新升级的发展路径，东北工业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东北地区利用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系统引进先进技术。“钢铁工业中鞍山钢铁公司第二初轧厂、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5座自动化高炉等，都采用了苏联最先进的设计和最先进的设备，全部操作过程都实行自动化。”这种成套技术转移，使东北地区站在了现代工业门槛上，为后续技术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在全面引进苏联技术基础上，东北工业对引进技术进行本土改造，实现技术适应性转化。沈阳第一机床厂“对苏联提供的l63A原图纸修改了八百多处，补充标件240种。1952年12月试制成功163A车床”。1956年，长春一汽在苏联吉斯-150基础上，改进生产出首款CA10型卡车。针对原车“水箱开锅”等问题，技术人员通过增加散热片、优化通风设计等措施成功对其进行改进。本土改造的本质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再创造，架起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关键桥梁。

经过技术引进与本土改造的积累，东北工业实现了从改造仿制到自主研制的巨大跨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涌现出以张明山成功研制反围盘，王崇伦成功研制万能工具胎等为代表的一批自主创新成果。195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这些技术的革新，代表着中国工业技术能力质的飞跃。

到1957年，东北已经基本形成完备的重工业体系。机械工业特别是生产资料工业有了长足发展。“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制造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六千千瓦至一万二千千瓦的发电设备等等。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到一九五七年将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可以自给。”“我国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已经基本建成。”

(三)探索企业管理体制，扩大人才资源培育

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起点，较早探索工业发展中的企业生产与人事管理体制。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建设，东北工业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企业管理体制，培养了一支专业高效的工业人才队伍。

东北地区积累了许多企业生产管理经验。早在1949年1月，东北工业部就发布了《关于建立各级计划机关的指示》，“决定成立工业部、局、直属公司、分局、厂、矿各级计划机关。明确提出在工业部下成立计划处的要求”。1949年9月，《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关于继续贯彻经济核算制的指示》明确提出：“今年下半年领导上抓住经济核算与反浪费斗争这一主要环节。”东北工业在实际工作中发展出一系列具体有效的生产管理体制，如生产先进者创造新纪录的技术定额与奖励制度，在工矿中建立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建立成本核算、定额管理制度，推行统一规范的统计内容、表格与统计方法，建立日报制度实时更新生产数据等。

在企业人事管理层面，东北率先废除从前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形成的压迫工人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如封建把头制度、抄身制等，探索出许多提高生产效率的现代民主管理制度。东北国营企业在人事管理中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同时，在国营企业党组织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制。“关于党对国营企业的领导，我认为东北‘五三’工厂的经验，以及一九五一年五月东北局所通过的‘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是正确的，各地均可参照执行。”“我们建议中央批发华北局关于实行厂长负责制的电报供各地参考以吸收经验。”东北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的先进性经过实践充分检验，得到中央肯定并推广至全国各地。

第一，东北工业建设急需技术管理人才。中国共产党通过采取团结与培养的双轨策略，一边留用原有技术人员，一边加速培训干部、职工、学生，有效解决了人才短缺问题。1948年，东北局发出《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指出：“对于一切技术人员，包括思想上还不同意共产主义的在内，只要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都应给以工作……，对于能与工人合作、打破保守观念、克服困难、能努力创造的技术人员、应予鼓励。”在《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指导下，厂矿中工人、职员、干部之间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人员缺口得到一定补充。

第二，注重提升在职工人、干部素质，积极培养、提拔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截至1954年底，全国共有干部4931228人，其中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干部占78%，大专及以上的仅占7%。为提升现有工人、干部素质，东北地区积极开办各种工人、干部业余学校。东北工学院试办工矿干部业余大学，于1953年1月开学，共招收292名沈阳市工矿领导干部。东北机械工业管理局在1952年9月末，“共开办了41个业余专业短期训练班，87个技术学习班，200个文化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共计有19，000余人。职工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有114人被提升为股级干部”。

第三，除培养、提拔现有人才，还要大量培育新生人才。1949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领导下，“已举办了10所工科高级职业学校，学生达5,012人，教职员有228人”。各学校教育与经济需求直接对接，采用“工读并重”方针。在课程设置上，“各局、矿根据自己需要哪些技术，适当地订出课程内容”“各厂矿抽出必要的实习机器与实验仪器以及标本材料等，给各学校作实习和实验之用。学生毕业后一般即可进入生产部门成为技师的助手，成绩优秀者可成为工程师助手”。中国共产党在开拓东北工业建设过程中探索出一系列先进企业管理体制，培养出大批工业技术人才，使东北工业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四、开拓东北工业建设的战略贡献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拓东北工业建设的历史创举，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工业建设的战略贡献，对于新时代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深刻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开拓东北工业建设，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关键转折。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东北这一战略要地。东北城市发展与工业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农村工作转向城市工作，从区域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关键一步。以陈云同志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东北的过程中，“领导东北根据地率先开始恢复经济，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东北城市工作的成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具备管理建设城市的能力，提振了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信心。“这次哈尔滨各系统共带来新的技术干部数百名，他们忠勇而熟练，一个晚上在万难的情况下，即开出疏散弹药的火车，使本地人员惊异，无‘共产党土包子不懂技术’之感。”中国共产党接收东北城市、恢复工业，为创建东北工业基地提供了基本社会条件，其奠基性战略贡献不言而喻。

第二，中国共产党开拓东北工业建设打造了城市建设与工业化的样板。面对新中国建设初期缺乏现代工业建设经验的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秉持“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在东北地区建立起一套系统完备的工业城市建设范式。一是形成了计划先行、系统推进的基本建设方法论。“关于如何正确地计划与组织基本建设工程的进行，东北工业部已有一个比较完整地总结。总结中提出的问题与经验，是具有普遍性的，是可以适用于各地的。”二是确立了五年规划的治国理政重要经验。“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工业开创性探索，不仅为当时全国工业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更为新时代东北振兴积累了宝贵的制度经验和实践智慧。

第三，中国共产党开拓东北工业建设对国家重大战略起到支撑作用。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摇篮，东北地区以雄厚的工业基础、完备的产业体系，在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战略保障作用。改革开放后，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虽经历转型阵痛，但在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五大核心领域的战略价值始终不可替代。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强化东北的战略支撑作用”。从“工业摇篮”到“大国重器”的演进历程，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立足长远、统筹全局的战略智慧。

东北工业建设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时期，中国与苏联开展密切合作，促进了东北工业极大发展。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甚至发展到冲突对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家面貌与国际地位发生变化，东北亚局势改变必然影响东北工业投资与发展。当前，推动东北全面振兴面临新的重大机遇，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工业卓越发展的宝贵经验，更显弥足珍贵。

第一，新时代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东北，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东北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发展成就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东北工业建设的成果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关注东北地区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调研东北并召开东北振兴主题座谈会。“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根本保证。”“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加强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以新风正气振奋发展信心。”

第二，新时代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东北工业的发展历程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实践逻辑。当前东北工业发展面临的产业结构偏重、体制机制不活等问题，恰恰反映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东北振兴本质上是要解决老工业基地在新时代条件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再平衡问题。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东北全面振兴至关重要”。具体而言，要立足东北现有产业基础，避免简单维持落后产能，“要有效整合资源，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均衡发展的产业结构”。同时，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关键驱动力，“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最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质量效益提升，从而在更高水平上重塑东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新时代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必须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拥有毗邻苏联的地域优势，同时作为抗美援朝的重要后方支援，重工业快速发展。新时代东北区位优势仍然凸显。作为东北亚地理中心，东北是“一带一路”倡议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推动东北全方位振兴，要“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更好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在市场准入、要素流动、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建设重要陆路通道、河海航道、能源管道等基础设施，完善面向东北亚开放的交通运输网络。要加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创新发展，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区域合作”，更好发挥东北在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优势和作用，为国家扩大高水平开放贡献更大力量。

新中国建设初期东北工业建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工业残缺落后的被动局面，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工业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始终秉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展现出战略布局上的远见卓识，以及对于技术、人才的高度重视。这些宝贵经验是新时代推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遵循。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相信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中，东北一定能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这既是对东北历史贡献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传承东北工业建设奋斗精神，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振兴实践，续写东北发展新辉煌。

（作者：李晔晔，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雪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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