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民党也强调持久战是战胜日本的基本方略，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只将关注点放在军事上，将政府与民众隔离开来。1938年7月，《国是公论》刊发时论指出，抗战以来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方报章期刊针对中国抗战的言论不可谓不多，然而多为“公式化”的“畸形舆论”，所谓“民族斗争的神圣”“日本日渐涣散”“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即“抗战舆论公式的三部曲”。这种“敷衍的宣传”既没有“针对这个中心问题的意见”，也没有“轻重缓急先后的分别”，各方舆论“东鳞西爪”，结果还是“万水归宗”的抗战必胜论!尤其对“什么是长期、如何长期”这个核心问题，社会并未完全明了。空洞的口号因缺乏坚实的事实支撑，以致虽“长期抗战”被上升为国策，也被认为是克敌制胜的“唯一方法”，但仍有人一看到战场上的挫折失败就“疑惑和恐惧”，向他解释“长期抗战”，反被认为是“自欺欺人之谈”。社会急盼“真正的舆论”，迫切想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什么，需不需要抗日?是否应该团结民众?”
对此，中国共产党首先分析舆论场上关于持久战的片面化、主观化和抽象化表达的原因，指出多数舆论只看到中日经济军事力量的差距，看不到时代背景的变化特点;只看到中国的实际困难，看不到自身的有利条件;只看到战争的一时胜败，看不到战争演变的趋势规律;只看到强弱之间的绝对差距，看不到强弱之间的平衡转换。舆论宣传方面，抽象地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忽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步骤，由此形成的舆论主张，不是局部就是侧面，不是主观就是片面。对战争为什么要长期、怎样长期，为什么会胜利、怎样胜利这些问题，只能沿袭“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种“空洞无物”的一般公式。
其次，中国共产党详细全面地揭示“什么是长期、如何持久”的因果关联，指出认识战争的长期性，既要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力量差距、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是决定抗战所有问题的根据，也要认识到抗日战争已是一场关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诸多因素的总体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看到结果。判断抗战何时结束要遵循客观、准确、全面的原则，以条件为衡，而不是以时间为准，非有条件不谈时限，而这些条件只有在持久战略中才能具备。
为使“持久战”成为社会共识，形成广泛认同的主流舆论，《解放》周刊、延安解放社、《新华日报》等舆论机构和报刊，都广泛传播“持久战”理论。晋察冀根据地曾把《论持久战》伪装成《文史通义》，经过城工部发行到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大同、太原、张家口、沈阳、大连等地。
经此传播，社会舆论对“持久战”的认识更为深刻。有时论说，中国共产党对持久战“讨论的范围不能说不广，研究的技术不能说不精，含蓄的意识不能说不高”，“值得使人赞扬”。还有时论说，中国共产党“根据现实的周密剖析而出之以政治家的风度”，把什么是长期抗战“这个问题解剖得清清楚楚，并且很不客气地预言了日本的失败”，解决了疑惑提供了出路，认同者必将在“全世界上一天天地增多起来”。甚至日本侵略者也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主张不仅激励战争中消沉的力量，而且必将中国舆论“引导向共产党的方向”。
(原题《“长期抗战”与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引导》，摘自《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4期)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暨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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