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白并肩潜伏的红色特工徐公毅

近年来，《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李白烈士，越来越为大众所了解。我追寻李白烈士足迹43年了，不久前，在研究李白烈士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担任外勤组电台台长的事迹时，从相关史料中发现了李白烈士的一位关键战友——徐公毅。他也曾受组织安排，打入该所担任中校研究员。

老年徐公毅

我对徐公毅产生了浓厚兴趣，希望通过梳理他的经历，丰富对李白烈士的研究。经过多方寻访，我联系上了徐公毅的长子殷匠、三子徐明及外甥女冯元隽。通过数次交流，大致厘清了徐公毅的革命历程，了解到与李白烈士在“国研所”和复兴岛“渔管处”共事3年多、曾被以“反革命罪”判处的徐公毅，其实是一位早年投身革命、一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好同志。

宜兴秋收暴动中的骨干

徐公毅(1906—1992)，江苏宜兴人。1927年，经中共党员徐明诚、罗星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失败。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新阶段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会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并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武装斗争，在全国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根据地。

1927年9月9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议，毛泽东领导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10月，彭湃返抵广东，11月，领导海陆丰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共江苏省委计划于1927年11月1日在宜兴发动秋收暴动，由万益、史砚芬等5人组成领导暴动的行动委员会。11月1日中午，万益发出起义信号，千余臂缠红布的起义军手持刀枪、锄耙、木棍，向县城进发。起义军攻下县署和公安局，冲进监狱，释放在押群众68名，缴获手枪10余支，随后控制了县城。

按计划，徐明诚和李旸谷令徐公毅率领东乡圩农民进城守东城门。起义前一天，徐公毅一夜没睡，挨家挨户做动员，号召青壮年拿起镰刀、锄头做武器。村民们听说是要推翻长期欺压人民的贪官污吏，群情激愤，有人深夜就赶到了徐公毅所在的圩公所。第二天早晨，徐公毅率200来人按时把住东城门，严禁通行。跟随徐公毅一起行动的还有徐明诚的妻子潘丽华。

农民军占领县城后，暴动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宜兴第一个红色政权——宜兴县工农委员会诞生。

宜兴农民暴动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为震惊，派兵前来镇压。由于敌强我弱，孤城难守，暴动行动委员会决定主动撤退。紧接着，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令宜兴县(今宜兴市)县长周亚南呈报暴动经过，周亚南发出31名在逃“共匪”名单及住址，万益排在首位，徐公毅排在第7位。万益、段炎华等转移到浙江长兴隐蔽，后因坏人告密，万益等人被反动武装逮捕，11月22日，于宜兴体育场英勇就义。徐公毅在亲戚家的夹墙中躲了近3个月，徐明诚要安排他到安徽郎溪建平公学当教师。

怎样撤出宜兴?母亲用黄纸浸水，拌锅底灰涂抹在徐公毅脸上，让他装作肝炎病人混出宜兴，乘船转移到安徽。母亲80岁临终前，都没再见到这个儿子。1933年年初，徐公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宜兴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江南农民暴动的第一枪，其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与李白并肩战斗的日子

在浙江淳安县博物馆的一个展区，一名30多岁的男子全神贯注地坐在发报机前，左手调试电台，右手执笔记录。该场景复原了李白烈士在淳安与红色电波的故事。

徐公毅曾与李白一起在“国研所”和复兴岛“渔管处”工作了三年半，还根据徐明诚的指示筹措活动经费、调动洪门人员保护革命同志。而1958年徐公毅被判“反革命罪”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在匪国际问题研究所充当特务收集中共情报”。这一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我与李白烈士遗孀裘慧英是“忘年交”，她讲过李白曾在1943年11月被潘汉年同志派往“国研所”工作，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又回到上海“渔管处”，但工作详情没有说。

2025年5月，浙江省淳安县机要局原局长邵中，带着他的课题组研究报告《李静安在杭州淳安“密战”鲜为人知的故事续写〈永不消逝的电波〉》，来到上海李白烈士故居，与我进行了交流。之后，我又在《同舟共进》杂志读到史学家贺越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红色特工”》一文。结合徐公毅后人提供的资料，我大致弄清了“国研所”的性质。

抗战时期，蒋介石鉴于中日冲突无法避免，而现有的党务军事系统情报机构对日力量薄弱，于1936年11月指定时任驻日大使馆参事的王芃生等人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任命其为中将主任。新成立的“国研所”由蒋介石“侍从室”直接领导，不承担办案、缉捕、侦讯等任务，专事对日战略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虽长期以来鲜为人知，但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国民政府“智囊”的角色。

据王亚文回忆录记载，王芃生就任“国研所”主任后，一面从事对日情报的研究，一面呼吁“抗战必胜”是不可抗的规律，他的理论是“抗战即革命”“抗战是国民革命的重要阶段，先有民族独立，才能建设一个繁荣昌盛，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王芃生提倡“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他本人虽然是国民党员，但在国共合作期间，他用人不考虑党派，明知徐明诚是中共党员，但因其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积极分子，还是坚定地委任他为淳安“国研所”(以后是沪杭区)主任;明知王亚文是重庆“周公馆”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派来的中共党员，还是委任他为中校编辑员(抗战胜利前夕，提拔为少将指导研究员)。不仅如此，其他职员中也有不少“红色特工”。

在徐明诚领导“国研所”沪杭区期间，潘汉年派李白(化名李静安)到浙江淳安“国研所”外勤组任电台台长。徐明诚也把徐公毅调入该所任中校研究员，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妻子潘丽华和好友吴静芬调入“国研所”。

干机要情报的人，越是成功，越是无名。“国研所”自成立以来，经常向国民政府及要员提供日方军政情报，并把范围扩大到欧美，许多预测都相当准确。如《研究报告》“预测日本将偷袭美国海军”，之后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又如1945年曾预言日本将在秋季投降。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对“国研所”提供的抗日情报都比较满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研所”总部为了不把淳安的原外勤组人员划归中统或军统管理，遂命令徐明诚在淳安主持的“国研所”外勤办事处迁往上海，李静安、裘慧英、徐公毅、潘丽华、吴静芬等，分别从浙江淳安和江西铅山返回上海。李白夫妇入住徐明诚夫妇家三楼(黄渡路107弄6号，一年半后迁入斜对面的15号。现为“李白烈士故居”)。徐公毅也根据徐明诚的安排，从虹口四川北路的“公益坊”，搬到斜对面的海宁路382弄三德里居住。

“渔管处”设在杨浦区的复兴岛，原“国研所”上海办事处也归并在这里。它的实际性质是管理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因此最高领导者是美国人，对外称“秘书”。徐公毅因精通英语，担任秘书助理兼翻译，李白继续担任电台台长。据徐公毅长子殷匠回忆，8岁左右，父亲带他去过“渔管处”，还见到过李白。黄渡路在今鲁迅公园附近，当时，徐明诚、潘丽华、吴静芬、李白及徐公毅先要坐1路有轨电车到外滩，再由“渔管处”的吉普车送至复兴岛上班。因“渔管处”的大多数人员都是中共党员，所以，遵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命令，其管理的大部分军用物资没有被蒋介石运往台湾，而是在上海解放后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

上海解放后，徐公毅被组织安排到德润中学高中部任教务长兼历史教师。

保护革命同志坚贞不渝

在徐公毅的人生经历中，徐明诚、李旸谷始终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李旸谷还是徐公毅与妻子殷毓英的介绍人。1935年，李旸谷得知江苏武进毒品泛滥，恶霸横行，急需找个“压得住”的人做警察局工作，于是指派徐公毅打入警察局担任常州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所长。徐公毅高度重视对贪官污吏的处理，严厉打击毒品走私，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包青天”。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保护了多名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徐公毅与妻子殷毓英

苏刚达(1909—1986)，原名任玑，江苏省宜兴县人。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0年1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被江苏省委派回宜兴县亳阳村，参加领导当地的农民暴动。同年9月，被省委选送到上海，参加由党中央秘密举办的首批无线电集训班。1930年12月被俘，1936年10月交保释放。徐公毅对任玑这个名字有所熟悉，知道他是中共党员。1936年10月底，李旸谷找到徐公毅，交代他为任玑安排工作。徐公毅当即找到武进县教育局局长孙有光，把任玑安排进武进漕桥小学任教导主任。一年后，任玑参加了八路军，改名苏刚达。1955年3月，苏刚达任总参情报部广州局政治委员。1960年，组建总参二部广州局，为第一任政委。“文革”期间，受到冲击。北京专案组及广州的红卫兵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提审徐公毅，让他揭发苏刚达是中统特务。虽经历了42次审讯，但徐公毅始终坚贞不渝，坚称“苏刚达是一位忠诚的中共党员、革命同志”。1978年，苏刚达得到平反。1984年元旦，苏刚达曾给徐公毅长子回信，证实特殊年代徐公毅曾对其进行过保护。

苏刚达将军给徐公毅儿子的信

曹辛之，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流派“九叶派”核心诗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向书籍装帧领域，代表作《苏加诺总统藏画集》，曾获1959年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装帧设计金质奖。1993年5月，荣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

曹辛之也是宜兴人。1980年6月6日，曹辛之收到徐公毅的来信后，非常高兴，当即回信。在信中他回忆道：“抗战胜利后，我办了一个‘星群出版社’。由于二房东吴某是个流氓，见我软弱可欺，曾经常来纠缠捣乱，弄得我非常苦恼。幸而得到你的帮助，为我想方设法利用你的社会关系，把里弄里的土恶霸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我的生活得以安定，工作能正常开展。这事虽隔30余年，具体情节难以记清，但你给予我的帮助和关注，我是不能忘怀的。当时你之所以肯出面为我排除困难，固然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恐有政治原因。你清楚我的思想情况——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你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对我这个‘危险’的年轻人敢于接近，并为我出力，不仅是个人友情，也是你对我从事民主事业的支持。这是你当时政治态度的另一个表现。”从曹辛之的回信可以看出，曹本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其实徐公毅早就是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徐公毅深知曹辛之是民主促进会的领导成员，所以他一直对自己是中共党员的身份守口如瓶。

曾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的许闻天，抗战胜利后，在担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任秘书兼“江苏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期间，对国家前途感到迷茫，政治立场摇摆。1947年上半年，徐公毅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回顾了多年前在溧阳城头“太白楼”与他促膝谈话的内容，从理论到实践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那就是民族独立、人民自由，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翁，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许闻天收到徐公毅的信后，有所顿悟。几天后，他给徐公毅写了一封7页纸的回信，显然是已把徐公毅认定为共产党的干部，并向徐公毅作了深刻的检讨。此后，他参加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的活动，走上反对蒋家王朝、拥护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感慨：“徐公毅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做对革命有益的事。”

徐公毅保护过的革命同志、策反的国民党官员很多，他曾跟儿女们讲过有名有姓的就有17位之多，记不起名字的可能还有。1955年，徐公毅被打成“反革命”，其中一条罪名是“叛变革命、出卖革命群众”，这是无稽之谈。据徐公毅妻子回忆，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烈士夫妻被捕，第二天一早，潘丽华急匆匆地赶到徐公毅家，告知徐公毅夫妇要注意安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徐公毅是李白的战友。1975年，徐公毅获特赦。1985年，徐公毅被“撤销原判”从监狱获释，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还误认为他是“反革命”。虽经受很多冤屈，但他毫无怨言，坚定相信党，始终认为干革命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英雄无言，壮志犹在!

徐公毅夫妇与子女合影。前排右二为长子殷匠，左一为次子徐欣，后排右二为三 子徐明，左三为女儿殷泥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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