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在中央特科的秘密生涯

导读

1928年到1931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的名字“王庸”，从来没有出现在陈赓自己的文字中，更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作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和他的同志们保守了秘密。

情报科长陈赓上任

1926年9月，陈赓秘密离开黄埔军校，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报到。陈独秀派遣他和顾顺章一起前往苏联“契卡”受训。1927年秋，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成立中央特务科，直接归党中央领导。

初创的中央特科并没有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二科)，它只有两部分：红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总务科，为党中央办理杂务，比如采买、布置会场、安置同志。

由顾顺章领导的“打狗队”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名气，它的前身是五卅时期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由一批熟练的枪手组成，为上海全党的高级干部提供警卫，并负责各类会议的安全;紧盯反共的国民党特务;但最主要目标是实施惩罚，处置那些叛变投敌的共产党员。”在顾顺章领导下，红队的行动能力很强。散发传单之类的活动，几乎可以半公开化。

1928年春，25岁的陈赓带着腿伤，奉周恩来之命进入特科，任情报科科长，也是顾顺章的副手。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办了为期29天的训练班，隔年又为红队专开训练班，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学习化装术，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等等。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

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谁也说不清楚。在顾顺章后来被捕时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

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陈赓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情报工作者，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也是在陈赓主持工作以后，中共发展了几个重要的情报关系。

比如杨登瀛。1928年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成立调查科(“中统”前身)，要在上海筹建调查机构，以反共为首要目的，杨登瀛得到蒋介石手谕，成为“中央驻沪特派员”，独立于军警和侦查机关，直属于陈立夫。他同时又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时任国民政府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张道藩有私交。陈养山发现，杨登瀛对共产党很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于是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拉拢杨登瀛。表明身份后，陈赓切断陈养山和杨的关系，自己单线和杨登瀛联系。在陈赓主持特科情报工作的时间里，杨登瀛是陈赓最重要的联络人之一。

营救与锄奸

中央特科并不担负营救所有党员的任务。一般同志被捕由郭沫若、沈雁冰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营救，只有中央负责同志由特科负责。一般做法是买通国民党警宪机关，掩护被捕同志的身份，也会聘请律师。然而，中央军委书记彭湃的被捕，却没有具备任何营救的因素。

叛徒白鑫曾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政权工作，后调入上海中央军委，做彭湃的秘书，他家常被作为军委会场。1929年8月24日下午4点，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派遣警察驾驶红皮钢甲车来到白鑫家，一个一个按照姓名和照片拘捕了正在开会的5名中共党员，但对白鑫夫妇置之不问。

那天，周恩来因故未能出席会议。陈赓得知消息，立刻让杨登瀛调查，当天晚上查明，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和范争波取得了联系，准备将中共军委一网打尽。

25日，周恩来部署特科人员住在侦缉队附近。26日，陈赓指示杨登瀛参加对彭湃的审讯，并暗示彭湃，特科将全力营救他们。

28日凌晨，陈赓得到消息，彭湃等将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特科迅速买来各种器具。当装有驳壳枪的小皮箱运到同孚路集合处时，大家发现所有枪支上都涂着一层保养用的黄油。特科人员用了约一个小时将黄油清洗干净，20人的救援小队这才来到囚车的必经之路枫林桥，分别扮作导演等剧组人员。陈赓当时在附近的法国公园里接应，等了半天没有听到枪声，才知道囚车早已经过去了。8月30日，彭湃等4位同志英勇就义。

白鑫被国民党迅速保护起来，陈赓要杨登瀛严密监视。得知白鑫身患疟疾，陈赓通知柯达文做好准备，果然，白鑫带着保镖找到了“达生诊所”，请多年的老相识柯达文为他看病。白鑫并不知道，他的广东老乡柯达文，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是陈赓手下的特科人员，而“达生诊所”是党中央的会议场所。尽管白鑫更换了住所，直接住进了范争波在霞飞路和合坊的范公馆，但并没有怀疑柯达文。

陈赓将紧靠范公馆后面的房屋租下，派监视哨居高临下俯瞰。大约一个月时间，范家女佣的洗衣妇朋友，弄堂口修自行车的小贩全部换成了中央特科的耳目。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轮船号，甚至范争波送去码头的细节，全部被周恩来、陈赓掌握。

11月11日，杨登瀛陪同张道藩前往范公馆，确定了白鑫晚上11点离开上海的计划。下午，陈赓亲自带领十来名红队队员陆续埋伏在弄堂里。到晚上10点多，范争波开着车，并带了另一辆车来接白鑫，停在弄堂口，佣人们开始往车上搬行李。

晚上11点左右，白鑫走出范公馆，旁边还有范争波兄弟和保镖共7人，走向汽车。离汽车还有几米远，特科人员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大喝：“不许动!”白鑫被掩护着向北逃走，保镖们和特科队员展开枪战，一名保镖被打死，白鑫一边逃跑，一边掏出手枪准备还击，但还没开枪，就被特科人员逼到了角落里，子弹射穿头部，当场毙命。

顾顺章叛变引发的灾难

特科领导人顾顺章的叛变，曾经被亲手抓捕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说成是“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

比陈赓大8岁的顾顺章，出身于上海贫民窟，他在上海工人运动中多次领导罢工和工人武装，缔造了红队的雏形。后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向忠发共同领导特科工作。他自己能徒手无声杀人，作战勇敢。但顾顺章的外表和习性有点像花花公子，周恩来感到不安。1931年4月，周恩来派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去武汉。

顾顺章曾用“化广奇”的名字多次在武汉游乐场表演，朋友很多。4月8日张国焘得到安全交接后，顾顺章却不顾周恩来反对，留在了汉口，在德明饭店公开表演魔术，还到处张贴“化广奇”的海报。4月24日，一个叛徒认出了顾顺章，国民党武汉侦缉处的蔡孟坚逮捕并审讯了顾。而就在这天晚上，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办公室接连收到6封来自武汉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都写着“徐恩曾亲译”。

当晚是星期六，办公室只有机要秘书钱壮飞一人。他手里掌握了徐的密码本，迅速译出所有电报后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被捕，并已自首，迅速押解至南京，3天之内中共中央将全部肃清。第二封说将用兵舰运送，第三封则改由飞机运送，因为黎明认为兵舰太慢，而且绝不能让徐左右的人知道这个消息……

钱壮飞记下电文，又封好电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翻出“京沪路行车时刻表”，让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快到上海，将此事转告李克农，再报陈赓。

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在上海接到情报，立刻告诉陈赓，陈赓上报周恩来。一天之内，一切顾顺章可能侦查的人员全部转移，上海中央特科人员全部调换。4月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随即供出周恩来、瞿秋白等所有领导人的地址和办公网络。

尽管一网打尽共产党的计划未能得逞，和盘托出的顾顺章还是让中共受到了损失。当时被杀的领导人包括恽代英、向忠发、邓演达、蔡和森等。周恩来前往广州，上海党中央基本撤离，陈赓隐藏在天津。中央特科由陈云、潘汉年和康生接管，以后几年的工作，以处理顾顺章叛变的遗留问题为主。

北洋末期的“海陆军大元帅”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已近一年，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主力，席卷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北方的各大小军阀在北伐军的打击下，抱团取暖，趋于大联合。

6月16日，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人通电拥戴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另组军政府，以替代徒有虚名的北京市政府内阁，领导对抗北伐军的战事。18日，张作霖在北京居仁堂就海陆军大元帅职。在新体制下，政府总理及各部总长均归大元帅节制，大元帅实际上代行了大总统的职权。

张作霖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将孙传芳、张宗昌等各军阀所属的五省联军、直鲁联军等名义全部取消，一律改为“安国军”，所有军队统编为七个方面军团，分别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任总司令。

张作霖的军政府建立后，“安国军”的形势曾一度有所起色，在苏北方面击退了南京政府蒋介石的北伐军，在河南方面对冯玉祥的北伐军作战也曾暂时取得一些进展。但好景不长，到了1928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部联合，举行第二期北伐，各路“安国军”或被消灭，或节节败退，军政府摇摇欲坠。

6月4日，张作霖在返回东北的途中被炸死。其后，张学良退兵关外，改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在年底易帜，投向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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