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前的情报战

1946年6月，蒋介石阴谋重演皖南事变，秘密调集30万大军，妄图一举歼灭我中原6万将士，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原的绝密情报经由中共情报组织的传送链，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原军区司令部。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敌人预定于1946年6月30日发动总攻之前，指挥中原军区部队于6月26日夜出其不意地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包围圈。不能不说，中国共产党的情报战线功不可没。

中原突围纪念碑

1946年，湖北宣化店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驻扎着中共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机关部队6万余人。生活在方圆50公里范围里的6万人，被30多万国民党军队围困。这种态势，像极了1941年的皖南事变。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下令驻扎皖南的新四军调往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开拔，1月6日在茂林地域遭遇国民党大军“围歼”。这次在宣化店的部队，正是当年新四军的第五师李先念所部。蒋介石又一次下令共产党部队北调，却又一次四面围困堵住去路。显然，曾经在1927年和1941年两次突袭共产党的蒋介石，妄图重演皖南事变。

鄂北小镇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1946年初，湖北小镇宣化店格外热闹。偏远的小地方居然来了不少外国人，军调执行部三人小组、联合国救济署、美国记者们都聚集在这里。

签署停战协定之后，吸取“四一二”事变和皖南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仍处于备战状态，防备国民党发动突然袭击，准备打好自卫战争。若要打好自卫战争，必须变被动防御为积极防御，转变的契机就是情报预警。

1946年4月、5月，中央情报部连续发出加强战时军事情报工作的指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召开情报工作会议，提出情报工作要与党的政治任务相结合，把防御进攻改为全面进攻。从中央到地方的情报部门都明确：当前首要任务是军事情报。

军事情报的特点，要求迅速而准确，时效性强，指向性强。当前要点是——敌人发动全面内战会从哪里开刀？

4月初西安情报系统报告：胡宗南部正在积极备战，准备5月5日发兵“围歼”中原我军。这个情报提供了战略方向：敌人将从中原开刀。

身处敌军攻击焦点，中原军区一直高度关注当面敌情。情报员刘绵与蒋介石武汉行辕副主任孙蔚如有亲戚关系，借机打入，任职总收发，从内部机密文件获得国民党军进攻中原军区的作战计划。

重庆南方局情报系统发现白崇禧赶赴徐州、开封、新乡地域，会同刘峙、顾祝同策划作战。要知道，白崇禧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刽子手，顾祝同是皖南事变的直接执行人。

5月1日，拿到准确情报的周恩来理直气壮地揭露国民党，要求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同时致电美方代表马歇尔，要求派出军调处三人小组现地视察。5月4日，周恩来在南京面见马歇尔上将，把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摆在马歇尔面前。第二天，周恩来和马歇尔到武汉，要求允许我中原部队6万人撤出。5月8日，周恩来同三人小组乘汽车抵达宣化店。

当晚，周恩来就同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和中原军区司令李先念商定突围计划。

一手准备自卫，一手争取和平。中共方面要求撤出部队完全符合停战协议，美国代表从中调停，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5月10日，三人小组周恩来、徐永昌、白鲁德签署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

然而各方获取的情报揭示：蒋介石的计划是以停战掩护备战，随时可能对中原军区开刀。

战前准备，先搞“合法斗争”。既然你声称和平停战，那中原军区就以和平的名义，要求部队复员，要求伤员送医，要求家属回家，要求安置难民，要求移防就食……利用各种机会，机关干部用假证件转移，女干部作为伤员家属转移……国民党则不讲道理，不许复员，不许转移。特务配合军警拦路检查，强令部队就地等待整军。

情报来源可靠，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6月10日，他在内部讲话宣称放弃政治解决。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交《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法案》顺利获得通过。蒋介石认为这是拿到了美国发放的内战通行证，6月17日要求共产党退出各地城镇地域。此前的停战期间，蒋介石利用美国提供的飞机和军舰完成了部队调动，位于对共前线的部队已达193个旅约160万人，占据绝对优势。

中共中央反复思考，毛泽东陷入罕有的艰难抉择。6月19日，毛泽东致电一线军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从6月1日到25日，中央三次致电中原军区通报敌情，指示中原军区准备应对突然袭击，坚决突围。6月23日回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紧要关头，最忌优柔寡断。共产党充分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从中央到前线都决心坚定。

突围行动开始的日子，定在6月26日。

1946年6月26日，一架美式B-24轰炸机突然降落延安。原来是国民党空军刘善本上尉得知蒋介石即将发起内战，毅然驾驶飞机起义。身为上将的蒋介石，此时正在策划中原开打，哪里料到今后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军人追随刘善本。

中原突围要图

宣化店上演夜戏

这个夜晚，宣化店分外喜庆，中共方面邀请军调部三方代表看戏。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和共产党干部并座观看演出。国民党代表没有见到李先念出席，立即提交一份备忘录“据了解共军正在集结突围”。共产党否认，哈斯克上校就提出面见李先念。可是，这时李先念正在率领部队突围。

第二天上午，哈斯克上校来到中原军区司令部，看望声称患病没能看戏的李先念。只见李司令病歪歪地靠在床上，司令部内外一切如常，部队照常出操跑步。原来，接到宣化店的电报，已经走出宣化店15公里的李先念立即骑马返回，再演一出群英会。

亲眼证实共军司令官在家，哈斯克上校放心离去。李先念立即出门，策马狂奔。

第三天，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出面邀请三方代表，唱豫剧，打麻将，上山打猎，宾主一日尽欢。第四天，张体学设晚宴，代表李先念将军宴请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和国民党代表。酒酣饭饱之后，张体学起立宣布：鉴于国民党军屡次破坏停战协议，准备对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我中原部队已被迫撤离宣化店。送走美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张体学率领留守部队立即出发。

兵不厌诈。中原突围，演出一场好戏。

虽然隐蔽出动，但突围前路有大军阻隔，仍然危险重重，必须出敌不意。最适宜突围的东向只派皮定均一个旅当诱饵假充主力。李先念和王震则率领主力，走最不适宜突围的西部方向。

巧妙的突围计划，扰乱了国民党军的“围歼”部署。国民党集中主力猛追皮定均旅，皮旅在疾行中突然停步，绕过追击的敌军，跟在敌军后面走出包围圈。这个准备全旅牺牲的部队，居然成为突围牺牲最少的部队。1955年评定军衔，毛泽东批示六个字：“皮有功，少晋中。”预备评定少将的皮定均被破格评为中将。

王震率部强渡丹江，陷入重围。这支在抗日战争进入尾声时孤军南下的部队，比别人多长征一次。李先念率部挺进陕南，弹未尽而粮已绝。

中原突围时的李先念(左)与王震

延安的中共中央十分关注中原突围部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周子健谈判，要求国民党军放行。行军中李先念部派三人代表出面谈判，三个代表却被国民党方面活埋。牺牲的三人是旅长张文津、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还有一个年轻干部毛楚雄，是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覃烈士的儿子。

国民党调动部队追击李先念，中原空虚。延安又使出围魏救赵之计，指令刘邓率领晋冀鲁豫军区发起陇海战役，策应李先念和王震转移。共产党的好处就是团结协作，不像国民党那样互相掣肘。李先念的中原部队被国民党军重重围困，没钱买粮食。攻占邯郸城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手里恰好有钱，刚刚缴获了大批法币。直飞北平的美军飞机，装上共产党邯郸代表的45个大箱子。接到箱子的叶剑英又派专人押运，再乘美国飞机从北平送到武汉。这45箱法币放在解放区是废纸，到了国统区就换成物资，保障了中原部队突围所需。1946年6月初，“国军”参谋总长陈诚在中原师以上军官会议上，发布了蒋介石的内战方略：围困中原，重点进攻江苏安徽，积极向东北运兵，3个月到6个月“消灭”共产党。与会的国民党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是秘密共产党员，立即密报刘邓。中央军委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电令嘉奖。

6月28日，中原突围刚刚两天，晋冀鲁豫军区在邯郸火车站召开誓师大会，邓小平号召部队：“打好自卫反击这一仗！”刘邓用兵中原，也有情报保障。八路军前总情报处建立的开封地下工委，预先打入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拿到从开封到商丘的所有军事部署，从兵力到工事应有尽有。陇海战役12天横扫铁路300里，攻克5个县城，歼敌16000余人。国民党军顾此失彼，李先念和王震的压力随之减轻了。

李先念率领中原部队突围，冲破五道防线来到陕南。眼看接近陕甘宁边区，中间还有胡宗南大军阻拦。这时候，中共西北局来接应了。

延安派兵接应

1946年的中共，全党上下左右团结一心，遭受敌人突然袭击的惨剧不会重现。

毛泽东叫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当面询问从陕南到陕北的路途怎么走，从哪里能过渭河，还要习仲勋派人接应。7月26日，毛泽东致信习仲勋，询问“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8月10日，毛泽东一天给习仲勋写了两封信。前信建议习仲勋派游击队策应李先念和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后信告知敌军调动的新情报，询问习仲勋在国民党这支部队有没有同志及同情者。

习仲勋按照中央决策，迅速作出部署。派陕西工委书记汪锋赴豫鄂陕边区主持工作，派刘庚到陕南游击队指挥部，致电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和警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郭炳坤。又抽调西北局干部和关中警一旅部队组成西府游击队，牵制敌军。

毛泽东连续九次致信习仲勋。习仲勋及时部署，调动部队，调动干部，搜集情报，运送物资。

回边区就是回老家！中原突围部队军心振奋，一场血战突破西兰公路的包围，8月29日在镇原与警三旅会师。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代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到庆阳迎接，陇东地委召开欢迎大会。

一生经历西路军和中原突围两次困局的李先念，有人说他是最倒霉的将军。可是，最凶险的作战却能打出最顽强的将军，毛泽东赞誉李先念“将军不下马”。吃亏的经历，使李先念异常重视情报工作，常说“情况不明不打”。五师的情报员潜入武昌、汉口等敌营，保证了大悟山战斗的胜利。抗战胜利后，这些情报员又相机转入“国军”潜伏。

中原突围取得胜利。多年之后，李先念回顾这段凶险历程说道：“突围时我只看情报。”紧张的突围作战中，中央不断发来敌情通报，作战忙碌的李先念再忙也要看情报。由于情报准确，才保障李先念能够从敌军重围中突出。

解放战争初期湖北的情报斗争，是中共情报工作不断前进的例证。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创立初心是保卫自身安全。建党后，党中央机关长期潜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中，随时可能遭受突袭。为了保障党的安全，中央特科有行动人员武装保卫机关。武功再强，在白区也是弱势，很难抵挡警察抓捕。中央特科又在巡捕房和国民党特务中建立了内线，一旦发现抓捕行动立即报警。这种情报工作属于警报性情报。警报多次挽救了被抓捕的同志，但是只有警报还不够，警报发出的时间往往很短促，有时来不及转移。为了提前掌握敌情，中央特科又摸索出侦察方式，派人打入敌特。这样就能预先掌握敌人的动向，预先转移敌人刚刚发现的地下组织。

从保卫起步，又搞警报，再发展侦察，中共情报工作不断前进，有效地保卫了党的安全。到了抗战时期，情报意识更加自觉，不仅能够防御敌人突袭，还要主动进攻。1941年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明确任务是搜集军政战略情报。当年就侦获远东慕尼黑阴谋、德国突袭苏联、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三大国际战略情报。抗战胜利时的中共情报工作，已经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有能力遂行党的战略任务。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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