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实现第二个结合，须有扬弃的观点

关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王伟光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的中心任务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担任了三届会长，始终致力于努力推进这项中心任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哲学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中国革命、改革、建设和新时代伟大实践的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很重要。没有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无法被群众所接受和掌握。毛泽东同志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大众掌握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就可以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全体同仁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包括“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思想，指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唯一路径和成功法宝，只有按照“两个结合”，包括“第二个结合”的要求，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实践论》《矛盾论》就是用中国话语表述中国道理，用中国道理解决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中提炼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

今天，我重点谈一谈“第二个结合”问题，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下，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真正含义和现实问题。

第一，深刻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关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认识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为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遵循。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自觉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文化的灵魂，哲学是思想的精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中国哲学工作者就要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培育和形成的基本哲学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等，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哲学启迪，也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哲学借鉴。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滋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系统地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哲学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强调其在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例如，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提出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重大判断;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方法相结合，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系统思维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伦理道德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相结合，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文化底蕴;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优秀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相结合，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理念……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深厚的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根本经验的科学概括，是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正确认识、分析、总结、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承继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理论指南。

第二，实现“第二个结合”，必须坚持“魂、根、基”的有机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指明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秘所在。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必须坚持“魂、根、基”的有机结合。实现“第二个结合”的“魂”，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第二个结合”的“基”，就是中国具体实际;实现“第二个结合”的“根”，就是中华优秀传统哲学。这三者的高度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兴党、强党之“魂”。“魂”就是指导思想、思想武器、哲学基础，就是旗帜。中国共产党就是靠马克思主义之“魂”取得百年成功，失去了这个“魂”，中国共产党就会丧失生命。然而要把“魂”真正成功地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就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之基，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扎根于中华文明大地，守住中华优秀传统哲学之根。只有把“魂、基、根”这三者真正地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我们才能不断成功，不断胜利。

关于“第二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作出全面深刻的阐述。我们必须全面理解，不能片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实现“第二个结合”，要反对和避免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忽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失去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根脉，无法在中国扎根，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成立，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所运用。另一种错误倾向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企图取消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倾向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上，不分良莠，不区别精华与糟粕，甚至把糟粕当精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对等关系。马克思主义是魂，是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结合和被结合的关系。实现“第二个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为主导、为主动，而不是被动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替代、所替换，从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现“第二个结合”，不是全盘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是批判式接受。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首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鉴别，分清良莠，区别好坏，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其中的精华，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把其中的优秀基因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大众化的变化与创新，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话语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分析、鉴别、加工、改造、创新、发展，进行批判式继承，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转化成中国人民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才能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发挥指导思想的作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创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这样。

第三，坚持批判式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正确认识和总结中华优秀传统哲学。

如何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哲学，如何实现“第二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存在一个如何看待中华传统哲学的态度问题。正确的态度，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式继承的科学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应该首先解决如何看待中华传统哲学及其历史人物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问题。

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历史人物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什么?毛泽东同志的五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一段话：“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第二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第三段话：“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第四段话：“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第五段话：毛泽东同志在讲这段话时，不是讲文化，而是在《实践论》中讲指挥作战。他说：“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我军指挥员在指挥时必须对战场情况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要在全面掌握战场情况的基础上，对战场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判断。

毛泽东同志的这五段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是一致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就应该遵循他们的主张，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历史人物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那么，对待中华优秀传统哲学及其历史人物与哲学思想也是如此，要在全面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掉糟粕、留下精华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采取批判式继承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主要包括：

一是坚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割断历史。因为中国现在的历史是从过去中国发展而来的，中国现在的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从已往的文化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尊重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绝不能割断历史文化。

二是坚持批判式继承历史传统，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们尊重历史，就要给予历史一定的地位，对于历史文化及其地位的评价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既不能颂古非今，又不能厚今薄古。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如此，我们既不能肯定一切传统文化，又不能否定一切传统文化;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反对历史复古主义。毛泽东同志主张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批判式的继承。其一，必须将古代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东西剥离出来，把中国古代优秀的，多少带有人民性、革命性、民主性、进步性的东西继承下来。其二，要从所有的糟粕和一团乱麻的资料中分出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其糟粕，进行批判式整理、分析、总结、吸收。批判式继承，在黑格尔哲学中被称为“扬弃”。扬弃就是有继承、有抛弃。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采取的是否定一切的错误态度和方法。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态度是全盘否定，就像一个母亲给孩子洗澡，连孩子带脏水全部倒掉了。黑格尔哲学的糟粕是唯心主义，精华是其辩证法。费尔巴哈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指出，批判式继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发扬什么，抛弃什么，绝不能像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那样，把辩证法连同唯心主义一起抛弃。

三是坚持总结中国特殊性，彰显中国特色。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既认清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中国特殊性，又认清中国历史、中国哲学所体现的世界普遍性，在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总结提出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中国特色。毛泽东同志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他强调，要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因为事物的普遍性存在于事物的特殊性之中，没有事物的特殊性，也就没有事物的普遍性。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任何普遍性都是寓于特殊性之中的，这是一个哲学真理。比如“人”，谁见到了“人”?我们见到的人都是具体的人。“人”是抽象概念，它是从一切具体的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我们总结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必须总结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一定要总结出中国自己的东西，总结出我们自己的特点，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自主性、独特性，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要善于在总结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中概括出中国特色。我们一定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的哲学名著《矛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观点的中国继承和中国创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转化成中国特色的矛盾观点、一分为二观点，树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典范。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哲学解读”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报告，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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