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荣典制度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终于要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级荣誉制度了。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法草案8月24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十六次会议审 议。草案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为国家最高荣誉，由国家主席向获得者授予。并将设立国家功勋簿，记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录及其功绩。

　　很多人会好奇，这套荣誉制度究竟有什么新颖之处?难道之前我们就不发勋章和荣誉称号了吗?“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这些又是什么呢?

　　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这些大家熟悉的中央层面的荣誉称号，都不能算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国家级荣誉。

　　我国中央层面的荣典可谓“政出多门”。“劳动模范”是国务院授的，“五一劳动奖章”是全国总工会这个“群众性组织”授予的，“三八红旗手”是妇联这个“群众性组织”授予的，“新长征突击手”是团中央授予的，而共青团也是个“群众性组织”!

　　有时候，会有好几个部门和组织来一起授予一个荣誉称号，比如“全国道德模范”，是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六个部门联合授予的。

　　很多人觉得这种“政出多门”的荣典制度比较杂乱，于是提出要学习欧美国家，搞一个统一的国家荣誉制度，其中最高级的荣誉，应当由国家主席来授予。这次法案如果通过，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了。

　　不过，荣誉的份量会否因为颁发形式的变化而变得更重一些呢?对此我是表示怀疑的。原因很简单，荣誉的份量不是一个可以单方决定的东西，它的重量在于是否能凝聚和承载全社会的政治伦理共识。

　　中国二十世纪最讲荣誉的时代，无疑是建国后前三十年。我们甚至可以将那时候的中国称为一个“荣耀政体”(Timocracy)。这是一个物质匮 乏的时代，“抓革命，促生产”，大家勒紧裤腰带，埋头苦干，毛主席反对搞物质刺激那一套，认为应当主要靠精神鼓励。因此，大家没有多少物质资源可争夺，要 显得与众不同，那就只能去争夺荣誉。

　　当所有人都在为集体和国家而努力劳动的时候，政治伦理观念是非常清晰的：

　　“劳动光荣”、“不劳动者不得食”、“按劳分配”、“妇女能顶半边天”、“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社会主义观念相互耦合在一起，并在物质世界上打下自己的烙印，于是物质世界和观念世界形成相互支持和相互强化的关系。

　　大生产运动

　　那时候得一个“全国劳动模范”那可真是不得了，在北京风光，回来之后更风光，许多单位会请获得者去做巡回报告，号召大家向劳模学习，报纸到处报 道;物质生活待遇也都会比原来大大改善。没有结婚的劳模更会成为许多异性的偶像，如果征婚的话，那肯定是一呼百应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劳模称号意味着历史 贡献和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资本的，提干的时候优先考虑。比如李瑞环同志，当初是修人民大会堂“木工青年突击队”的队长，1960年成为 全国劳模，最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说谁是大明星，他们才是真正的大明星，不仅有名气，而且有远大的政治前途，比汪峰、章子怡、成龙、周杰伦、周星 驰……不知高哪里去了。

　　但是改开之后，经济基础变了，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已经不是为国家劳动，而是为老板打工了；民众也越来越依靠市场来获得各种资源。于是前三十年留下的一套荣典体系，就变得非常尴尬了。拿 劳模来说吧，现在表彰国企劳模，和前三十年多少还有点连续性，但如果表彰一个民企的工人，这到底是几个意思呢?为老板做贡献，也许从税收上，最后会贡献于 国家，但毕竟隔了一层，再加上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育残余，大家总觉得哪儿不对。一些地方甚至直接给民企老板发“劳模”称号，这就更让人觉得不对 劲了。其次，就是获得劳模称号，似乎改变生活状态也不大，也许有关部门会奖一笔钱，但巡回演讲，到处上报，粉丝尖叫，政治进步，这些都不容易有了。

　　更重要的是，主流媒体中的伦理观念和“劳模”所基于的伦理观念已经大相径庭了。主流媒体宣传的是“成功人士”。那谁是“成功人士”呢？马云、王健林这样的人才是代表。90年代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其中有多少英范劳模啊，许多人还是因为思想先进，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自己带头下岗，结果是啥，大家都看得到。

　　王健林

　　血淋淋的事实教育大家，要有钱。有了钱之后，你可以做慈善家，撒钱赢得荣誉——像标哥一样，可以给自己弄一 屋子的锦旗、奖章和牌匾。有了钱之后，你可以做“新乡贤”，成为地方官员施政依靠的力量。地方官员最现实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招商第一，不能招商的 劳模不是好劳模，直接让老板当劳模，那是最实惠的。

　　因此，中国荣典制度的危机，并不在于形式上是否“政出多门”，而在于伦理世界的败坏。“发展主义”的导向，是让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服从经济领域的逻辑，而经济领域又服从资本的逻辑，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礼崩乐坏”。从前三十年沿袭下来的礼乐，许多已经变成了空洞的仪式，发奖的人心不在焉，观众漠不关心。领奖的人中有些人是很认真的，也有很感人的事迹，然并卵。

　　现在要建立一套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荣典制度了，我真心希望这不仅仅是形式的改变，而是从根子上重建全民对国家荣誉的认同。而这就需要重建政治伦理的努力：在各个领域克服名实之间巨大的鸿沟，让现实社会的运作逻辑能和官方嘴上说的伦理观念真正能对应起来。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