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到“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1931年，上海“大同幼稚园”师生在“法国公园”的合影

　　这是一群1931年的小朋友，他们中大多数人，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其名。

　　只知道其中：

　　中排最左边，这个个子最高的小男孩儿，叫杨永福，当时还不满九周岁。

　　中排右侧第一个孩子杨永寿，旁边是他的弟弟杨永泰。

　　三杨是亲兄弟中，永福为老大，永寿是老二，永泰是老三。

　　他们还有自己的真名，分别是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这张合影是三兄弟唯一一张合影，也是毛岸龙人生中第一张和最后一张照片。

　　三兄弟的父亲叫毛泽东，母亲叫杨开慧，他们的小伙伴和他们一样，都是革命者和烈士的后代，多数人都没能活下来、长大成人。大同幼稚园撤销后，估计就是流落街头，自生自灭，或者被送人，被卖掉，由于“一二·八”和后来的抗战，就再也没有下落了……

如今的上海复兴公园（原“法国公园”）一角

　　这些革命孤儿合影的地方，如今叫“复兴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

　　当时的法国公园，门票年票一元，单次一角，12岁以下儿童免票，外侨和华人都能进园参观，但此前是不许中国人进来的，当然“除西人之佣仆外”，即“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

　　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里，曾经提到过1922年夏天，他看到法国公园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规定。

　　前几年公知们热烈洗地，说洋大人是最爱中国人的，怎么可能搞这种歧视？

　　正好曹聚仁先生有个回忆，给方志敏烈士作了证明：

　　“辣斐德路的西头，便是‘法国公园’。他几次邀我到公园去玩，我都不曾去。一则，我是一直穿了布长衫，犯不着去‘丢脸’。二则，我们那时“反帝”的狂热，使我不愿低头。直到公园开放了，我才进入那里。1931年以后，我就住在法国公园附近，就变成那里的常客了。”

1939年，一对母子在上海“法国公园”的合影

　　顺便说，杨昌济先生，也就是照片中三位小朋友的外公，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岳父、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正好也有相关证言。1913年，他在《湖南教育杂志》第16期上，发表文章《教育上当注意之点》，内中提到：

　　“上海西洋人公园门首榜云：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

　　那么有没有方法混进去呢？

　　当然了，你换身西服，穿得“洋气”些，冒充日本人。

　　到了1929年，一位叫“画舫”的文化人，出了个能够让中国人“体面”建议，他说：

　　“富丽堂皇的法国公园，在从前，我们中国的同胞和狗是不许入内的。纵是要走进去，也一定要穿西装；因为穿上了西装，可以冒日本人的牌。”

　　现在的孩子，估计再也“享受”不到，中国地面上的公园，为啥中国人不让进，却只让洋大人进的“福利”了。

　　那么问题来了，洋大人到底挂没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呢？

1972年，李小龙电影《精武门》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门牌

　　方志敏、曹聚仁、杨昌济，乃至孙中山、周作人、蔡和森、郭沫若、苏步青、陈岱孙、周而复等人是不是撒谎了，在凭空污蔑洋大人的“清白”呢？

　　始见于1884年（光绪十年），由上海工部局颁布，列《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第二十四项《公家花园》名下的《园规》，虽经1913和1917年两次修订，但却关于允许不允许中国人，允许不允许狗进入，都有严格的规定，即不许入内。

　　1884年初版有：

　　“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

　　1913年修订版有：

　　“这些公园仅供外国人使用；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

　　1917年修订版有：

　　“这些公园供外国人使用；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

1917年修订版上海外滩公园门前《游园须知》，请注意归并不许进入的同类项

　　换言之，“事实”上，洋大人还是“尊重”中国人的。

　　只是虽然把“中国人”和“狗”同样列为不许进入在华外国人公园的同列项，但在措辞上，还是注意分开写的，所以某些辞藻家是很可以由此推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污蔑洋大人清白的“谣言”。

　　当然，分开写，不等于事实上不存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更不能否认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特别是在“冒险家乐园”的旧上海，普通中国人民——

　　即国内外反动派之外的，那些上海人民和来沪的劳动人民，在洋大人及其豢养的各路买办和乏走狗眼里，实际上是不如洋大人的狗“体面”的。

　　曾在日资内外棉七厂工作过，“五卅”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徐祥春、杨阿巧等几位老工人同志，在解放后回忆过：

　　当时的日资企业对待中国工人最为残酷，动辄无故开除工人，殴打工人、克扣工资是家常便饭。哪怕你是童工，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一般年纪在八、九岁到十一、二岁），干活跟成人工人一样，收入却要比后者少得多，还要经常被作为管理方的日本人和日本人豢养的“那摩温（工头，中国人）”找茬毒打。

解放前，纺织业中普遍存在的童工现象

　　“五卅”运动的导火索，就是1925年5月，内外棉八厂，有个十二岁的童工值夜班，因为太困了打瞌睡，被厂里的日东（日籍管理人员）发现，当即被毒打一顿，打得小女孩遍体鳞伤。

　　成年工人看不下去了，以罢工相威胁，要求今后不得殴打工人，并适当提高工资。对这样的合理要求，日本人怎么回答的呢？

　　杨阿巧同志说：

　　“厂里的日本鬼子现出了侵略兽性，他们有的站在甬道附近的铁扶梯上，有的站在楼上窗口，用手枪向徒手工人射击，还有的持刀向工人群众砍杀，当场有很多工人被打伤，顾正红同志是站在斗争最前列，受伤也最重，头部被刀砍伤，腹部又中枪弹。”

　　两天后，身中四弹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同志，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时年20岁的共产党员顾正红烈士

　　顾正红的壮烈牺牲，成为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的导火线，反帝爱国运动像烈火一样燃遍整个上海，席卷全中国。

　　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万余人，在南京路上游行示威，并边演讲、边发传单。

　　下午3时，学生、工人、市民和商人越聚越多。老闸捕房的英籍督查爱活生下令，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开枪。

　　当场就打死学生四人，伤六人，途中又死二人，路人受伤者十七人，已死三名。

　　其中有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伊、南洋大学附中华侨学生陈虞钦、新世界商店职工邬金华、电话公司接线员唐良生……

　　第二天，英国人又打死三名中国人，打伤十三人。

“五卅”运动现场，背着手的就是刽子手爱和生

　　“五卅”运动后，日本人为了“防患未然”，在内外棉几个厂里，都养了几条大狼狗，干啥用呢？

　　徐祥春同志回忆说：

　　“那时工人虽已有组织，但却不是公开的，只能秘密进行活动，日本鬼子养着几条洋狗，专用来破坏工人活动，在厂里只要三五个工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有洋狗来咬人。”

　　只要看到工人扎堆儿说话，日本老板和中国工头就放狗咬人。你敢反抗，敢踢洋大人的洋狗两脚，那可是大罪过！

上海人民欢庆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上海回到了中国人民手里，再不许洋人欺负中国人，连洋狗都不许欺负中国狗！

　　三野九兵团二十军六十师一七八团三营，进驻现在的淮海路常熟路口常熟分局旁边待命休息，同时维持治安。有天傍晚，营教导员蔡大勋同志遇到了一个特殊治安事件。

　　一个外国女人，牵着一条洋狗，狗头上流着血，要我们的门岗哨兵，赶紧处理这个治安案件，并且要求中国方面对她予以赔偿。

　　旁边聚集了不少群众，七嘴八舌，指着洋女人说：

　　“过去洋人欺侮我们中国人，洋狗也来欺侮我们中国狗，现在我们解放了，扬眉吐气了，鸡毛飞上天啦，解放军做得对，谁叫你驱使你的洋狗咬我们中国狗。现在不仅洋人不能欺侮中国人，连洋狗也不能欺侮中国狗。”

　　门岗的哨兵同志又补充说：

　　“她驱使洋狗咬中国狗，我捅了一刺刀，洋狗流血了。”

上海人民欢迎解放军

　　蔡教导员这才明白，原来是洋人的洋狗欺负中国狗，群众看不下去，批评洋女人，解放了，有解放军给中国人民撑腰了，他们不敢欺负中国人民了，就拿中国狗撒气！

　　不过，翻身的群众，连这个也不允许，现在是什么时候，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了，所以不许洋人胡闹。

　　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人民子弟兵，真的为人民撑腰出气。

　　蔡教导员向洋女人指出：

　　“你驱使洋狗咬中国狗是错误的，违法的，今后要遵守我们军管会的政策法令。”

　　最后，那洋女人低头牵着流着血的洋狗，灰溜溜走了。

　　获得解放的上海人民，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滋味。

　　在这座往昔半殖民地色彩浓重的城市里，一贯以“主子”自居的洋大人，第一次向当家作主人的中国人民低下了头。

1964年，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

　　洋狗不许欺负中国人，洋老板更不许欺负中国工人。顾正红他们曾经为了争取不被殴打的权利，被日本老板打死打伤。上海解放了，人民政府再不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美晚报》总编高尔德（Randall Chase Gould）拖欠工人工资，还殴伤四名工人。这要搁旧社会，打了也就打了，可现在是新社会，所以上海市公安局传唤了高尔德，后者不得不先后做出口头和书面道歉。

　　上海解放初期，关于颐指气使、蛮横霸道的洋大人是相当不习惯的，因为他们必须习惯于遵守中国的法律，而不再是凌驾于中国法律之上。

　　不仅是外国企业老板要遵守中国法律，不许欺负中国人，就连在华的外交身份人员也得遵规守纪，这就让美国人相当不习惯了。

1964年，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

　　1949年7月6日下午4时，原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署副领事威廉·欧立夫，在东长治路与溧阳路路口，驾车冲撞庆祝上海解放的游行队伍，并打伤执勤民警，砸毁公物，最后也不得不道歉赔偿（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演出了这段），并保证：

　　“我不再重复这种错误和行为，我今后将在中国做一个守法的外侨，我承认帝国主义的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

　　对于这种变化，南京蒋介石政权垮台以后，仍然滞留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作为老资格的“中国通”，敏锐感觉到了这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他说：

　　“只要是涉及到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事务，在上海就会变得格外棘手。在过去，英语在外国租界一统天下，而如今当局却强迫使用汉语，这让租界里的外国人极为恐慌。而中国人之所以采取如此极端的举动，完全是因为过去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所表现出的傲慢的种族优越感。”

1964年，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照

　　洋大人不习惯这种变化，极个别“中国人”也不习惯（更不喜欢）这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将成为常态，上海的《解放日报》在美国人欧立夫发出正式书面道歉信的当天，发表社论，说：

　　“欧立夫在违犯交通规章之后，竟还以帝国主义者蛮横的态度对待我公安局员警，他还想以美国副领事过去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子’的态度，来对待我公安局员警。可是欧立夫是完全错了，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人了，人民政府决不容忍和允许外侨对我人民蛮横和侮辱！在人民政府的治下，帝国主义者的任何违法干纪的挑衅行为，均将受到应有的处罚！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必须从中国滚出去！一切外侨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

　　站起来，就请不要再跪下！

　　因为你们的今天，是万千烈士牺牲换来的，是1931年“法国公园”里那群小朋友，是内外棉日本纱厂里的童工们所盼望着，却多数人没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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