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把科学信仰融入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使命

21年前，顺应国家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设立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一级学科。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直存在着以“我们都搞马克思主义”为由不认可马克思主义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的倾向。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5·17”重要讲话，指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11、12、13页。]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成一个健全学科的质疑。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把科学理论的作用推进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站在今天回望，我们深感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担负着把科学信仰融入学科知识体系的重大使命。这不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成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成败。

一、知识和信仰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意识形态争夺的理论制高点

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是区分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传统国家是先有基本制度再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后者是随着基本制度的建立而被确立的辩护意识，是制度的需要和选择的结果，相对滞后。而现代意识形态的特点则在于观念变革在先，制度变革在后，意识形态成为立国之本。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是信仰方式的转变。传统意识形态的信仰对象是神(以及“神人”)，而现代意识形态则回归人自身，立足于人的理性而不是此前的迷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旨，就是通过“认识你自己”促进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就是要用人权代替神权、用科学理性代替信仰主义和愚昧迷信，首次展示了人的历史主动性。因此，黑格尔(G. W. F. Hegel)认为从启蒙运动开始我们真正来到了一个“观念创造现实”的时代。[“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因此，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见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524页。]

理性代替迷信的关键在于构建理性世界观，证明人类理性能够正确把握世界，解决知识和信仰的关系问题。西方启蒙运动对理性世界观的论证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顶点，其代表是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对理性的辩证思考使康德超越了此前的“天赋人权”说，形成了对理性的新认知：理性作为人的高级认识能力，它的职能和领域并不限于认知，而是三分天下，一为感性世界、一为意志世界、一为情感世界，它们分别是科学知识的对象、道德信仰的对象以及审美情感的对象。因此，理性不只是一种认知能力，也是一种意志能力和情感能力。它以先天的真、善、美等内在方式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参见[苏联]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3页。]康德提出了证明人类理性力量最为关键的真善美关系问题，但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陷入了知识和信仰的二元论。他以“先天综合判断”的先验主义解读作为普遍观念的真善美，暴露出科学论证的缺场和悬置;而以信仰挤压知识，不仅贬低了真理，更使其作为“绝对命令”的道德自由意志成为永远可望不可及的彼岸。

黑格尔看到了真善美统一于人类理性的关键在“真”，必须解决以“真”统帅“善美”的难题。他以包含绝对真理的绝对精神为立足点，把宗教、道德等都纳入其囊中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他试图以辩证逻辑诉诸历史，确立绝对精神的绝对真理地位，为此做了两个设定。一是设定站在历史的终点、即历史发展的最高点上再现历史，因此其逻辑是对已经实现的历史的真实再现。“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页。]站在这个终点上，历史逻辑的真理性就显现出来了，否则，历史显现的是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性，就难以用逻辑再现历史。这个终点是绝对精神能够回归自身的条件，也是哲学能够把握世界整体的条件。二是把矛盾引进概念，把矛盾转化引进逻辑，使逻辑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历史的表现方式。它是包含着不同性质事物的统一体，也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因而成为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源泉，黑格尔将之称作“差别的内在发生”。黑格尔确立了真理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提出了把握历史规律、构建理性信仰的必要性，但他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历史终点论及其逻辑论证，是虚构的真理体系。构建科学世界观，实现知识信仰的统一，是资产阶级古典哲学未能完成的任务。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掌握了政权的统治阶级出于保护既得利益的需要，逐渐丧失了探索真理的勇气。“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玄想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这些玄想家不仅不承认构建科学世界观是他们无力完成的历史使命，而且把知识和信仰的二元论作为人类理性的固定模式，构成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种深层认知定式。因此，它一方面限制了人类理性，将认识活动禁锢于感官经验所能直接验证的范围，拒斥理论思维对本质的深刻把握;将科学知识严格限定于经验的实证范畴， 使其日益脱离以客观规律为内核的社会历史实践，颠覆了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历史的整体性认知及其预见和预警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放纵了人类理性，将本质上是神秘主义乃至僧侣主义的非理性信仰披上一层人类理性的外衣，使理性非理性化，迎合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物化人祈盼“奇迹”的心理;同时将对金钱无比贪婪的世俗追逐披上信仰的外衣，使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成为道德命令。

因此，能否破解知识和信仰统一的难题，成为争夺当代意识形态制高点的关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根本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则是敌对意识形态的主要围攻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特殊使命就是要把这一科学世界观融入知识体系，透彻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主要特点是对现象和本质、现实和未来、知识和信仰的整体性把握，确立了知信行统一的科学信仰。这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保障。

二、知识和信仰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精髓

打破科学信仰和知识体系的界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突破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不厌其烦地声称，马克思主义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严格决定论基础上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可证伪”的科学预见，而只是一种历史预言。它将其伪造的、排除科学信仰的所谓“科学标准”普适化，依托的就是唯心史观设定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为知识设置了两道鸿沟：一是知识不能到达“自在之物”，即无法解决世界的终极存在问题;二是知识不能包容信仰，即信仰永远是科学知识的“彼岸”，不能有“科学信仰”。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打破知识和信仰的二元论，把包括“物自体”在内的整个世界纳入科学的视野，才有真正的科学知识体系。

把信仰融入知识体系，必须论证人的认知能力可以把握世界整体，解决本体可知、未来可知和普遍观念可知这三大难题。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和坚持运用科学世界观的过程中不断破解了三大思想之谜，即“自在之物”之谜、绝对真理之谜和社会历史的“客观普遍性”之谜。破解“自在之物”之谜，就是坚持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统一，既废止了孤立静止的形而上本体论提问，又否定不承认“自在之物”的唯心论哲学，由此确立了从动态的过程性上把握物质本体的原则，而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转化为揭示“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因此，对待“自在之物”的态度，决定了三种哲学立场：承认“自在之物”、但认为其“不可知”的康德二元论，不承认“自在之物”、将其归结为旧形而上传统的唯心论(包括“实践本体论”)，始终坚持从“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的辩证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还从彻底的唯物论出发，通过揭示客观真理破解绝对真理之谜。绝对真理不仅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而且是“客观真理的品格”。毫无疑问，尽管我们可以认识世界的整体，然而人类的每一个真理性认识都具有相对性，都只是对世界整体及其演变的某个阶段的部分认识。因此，对世界整体性认识的绝对真理是人类真理性认识的总和，是我们只能不断接近而永远不可穷尽的无限过程，证明了认识的无限性和开放性。然而，另一方面，“客观真理本身就是绝对真理”，意味着每一真理性认识都包含某些永远不可能被推翻的绝对内容。这表明“绝对真理”并不是脱离现实历史过程的“彼岸”，它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真理性认识中。因此，“从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奠定了未来可知的基础;“瞬间孕育永恒”的客观事实，是时代精神超越时代局限而具有永恒价值的科学依据。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这就消除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鸿沟，从认识论上解决了科学真理成为信仰根据的可能性问题。

破解被康德称为“绝对命令”的普遍观念，就是把普遍观念还原为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归结为以革命领导阶级为代表的社会普遍利益;更重要的是揭示现代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以历史规律再现普遍观念。由于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以及以现代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现实人类普遍利益，故而信仰不再是纯粹的道德(价值)诉求或宗教情感，而是进入了可以进行客观考量的科学视野，成为激发现实革命运动的强大精神力量。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等一系列历史客观规律的揭示，奠定了科学信仰的历史基础;共产主义这一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实现个人生命不朽的历史丰碑和现实路径，使科学信仰进入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心中，转化为创造历史的自觉行动。

把科学信仰融入知识体系，就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创新精髓进行学理化体系化论证和表述，这是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现实路径。理想信念只有成为知识体系，才能使对其的学习、讲授、讨论、考核、传播制度化。对作为知识体系的理想信念，要讲清楚理想信念为什么可以成为科学，科学为什么不能止步于经验的实证科学，信仰为什么不能被宗教垄断。同时，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把信仰纳入科学的视野，如何消除经验和超验的鸿沟，确立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从而科学解决关于世界的终极存在、生命的终极价值等的世界观之问的。

同时，要从广阔视野讲清楚科学信仰是特殊的知识：它是与工人阶级立场相一致的真理，因而是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最高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力量的集中体现，是达到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根本保证。因此，理想信念从大处讲是立党立国之本，奠立了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精髓;从小处讲是个人立身之本，是知信行相统一的人格保证。

三、构建一元化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特色

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唯一以世界的整体及其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对象的知识体系，要实现信仰和知识的一体化。其责任重大，无可替代。

第一，通过贯彻历史的原则构建一元化知识体系。要从社会历史作为一种遵循客观规律的辩证运动形式出发，将范畴体系本身理解为一个处于历史性生成与演进之中的知识系统。包括“人性” 在内的一切认知范畴，都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并发展的，不存在超脱于历史进程之外的、抽象的人与人性;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充分阐明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的自主活动形式改变的内在一致性，阐明人性、阶级性、人民性的相互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第二，通过规律的揭示构建一元化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建构当然要从事实出发，但最终的标准在于把事实上升为规律。既不能停止在孤立事实的叙述前，也不能止步于众多事实的罗列上。哲学社会科学要研究局部的、经验的事物，即“细小叙事”“局部工程”，更要研究事物的总体，首先是历史大势和世界整体，亦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研究甚至不承认客观规律，哲学社会科学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要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贯彻到学科的学术范畴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坚决克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科核心话语脱钩的现象。要使范畴体系具有面向实践和未来的开放性;要区分范畴因不同现实依托而形成的不同层级，更要把握范畴因现实的历史性而具有的灵活性，以及从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转化的可能性，不能将范畴固化、僵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范畴体系，不能固守“现存”，仅把解释当下事实当作学问，而是必须面向未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性。

第三，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构建一元化知识体系。改变孤立、静止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状况，需要回归“何为学问、何为知识”这一根本性追问。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真学问，不仅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而且其最高形态正是从这一实践母体中提炼出的规律性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科学预见性的理论判断。这种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辩证运动，构成了学术创新的根本路径，也使学术研究得以超越经验描述的表层，达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自觉，真正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第四，通过培育自觉的人民立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超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中以抽象个人为认识主体的理论预设，确立“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的认识立场。我们倡导学术研究需要个性化探索，但这绝不意味着应当将研究者个体视为认识的终极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主体定位，决定了研究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创新知识，而且要完成世界观的深刻转变，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相融合，使研究成果真正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及其历史创造活动。

第五，通过推进学术开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自我封闭、自说自话，要善于吸收外国优秀学术成果。既要坚定不移吸收各国一切优秀学术成果，又要确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善于把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成果吸收进来，必须坚持阶级分析：区分古典成果和当代流派，即认同资产阶级有一个从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向腐朽没落的阶级转变的过程，相应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倾向也有一个从在理论上毫无顾忌到害怕、回避真理的过程;必须“解构”西方学术体系，才能吸收其精华，思想交锋既是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学术建构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守核心话语，在创建自主话语方式基本语汇、基本结构基础上吸收外来学术成果，防止因引进外来术语而消解自身的核心语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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