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群众心贴心的“王青天”

1947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村展开。一天，冀晋军区副政委兼区党委第一副书记王昭正在处理公务，父亲从几十里外的平山县老家赶了过来。

王昭见父亲神情沮丧，心中便明白了八九分。原来，王昭出身于地主家庭，当时土改运动深入开展，父亲在家中待不住，便找上门来。果然，同事们刚出门，老人就气冲冲地说：“不得了，不得了，村里要翻天了!穷人们成立了贫农团，要分我的地、分我的房，你这个革命干部，还算不算数?”

老人越说越激动，仿佛总算找到了发泄的地方。等老人说完，火气渐消，王昭才缓缓说道：“爹，您不用着急，这是党的政策，整个社会都在变革，咱们村怎么能不变呢?”

话音刚落，老人瞪起眼睛说：“政策，政策，为什么偏偏分我的田、分我的房?”

王昭依旧心平气和地解释：“地主剥削农民几千年了，现在要土地还家、物归原主，地主、富农要向农民还债，有罪行的要接受人民的审判，这是社会发展的大势，谁也阻挡不了!”

“那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你十几年前就是平山县的县委书记，现在又分管地方工作，这事还不是你一句话?”

王昭平静而坚定地说：“爹，您这就想错了。我是共产党员，可跟国民党的官不一样，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老人见求情无望，叹了口气：“那，那咱们家，你看该怎么办?”

“这好办。您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财物、土地、房屋都交出来，交给贫农团。”王昭态度十分坚定。

老人无可奈何，又担心回去后被贫农团斗争，便想在机关住几天再走。王昭当即说道：“不行，不行!您绝不能住在我这里，我这里不能当‘防空洞’。”

说完，王昭给家乡贫农团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不要对他家给予任何照顾，该分就分、该批斗就批斗，一定要严格按照党的政策执行。信写好后，他留父亲吃了一顿饭，便派人连夜把父亲送回了家。

半个多月后，王昭得知家中土地、房屋都已按政策分给群众，他高兴地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贯彻得彻底、认真，贫苦农民才能真正翻身。”

新中国成立后，王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一次，他得知父亲病重，从北京经石家庄回平山老家探望。石家庄的老战友准备派小汽车送他，王昭婉言谢绝：“我是因私事回家，还是乘坐公共汽车吧。”

他在青杨村车站下车，步行回天井村，途中遇到东柏坡村老农阎九林。阎九林见王昭身居高位，依然衣着朴素，和普通群众一样步行回家，立刻热情上前打招呼，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哎呀，小王，你当了大官，还和当年的小王一模一样啊!”

1937年，王昭任平山县委书记时年仅20岁，群众亲切地称他“小王”，这个称呼一直沿用下来。王昭也紧紧握着阎九林的手，亲切地说：“我要是不像当年的‘小王’，眼睛长到头顶上，摆起官架子，您就要戳我的脊梁骨了。”

此后，阎九林常跟人说：“高干不高，国家干部要是都这样就好了。”直到临终前，他还念叨着这件事。

后来，王昭担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1961年春，为解决青海群众的吃饭问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商发展生产大计。他白天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召开调查会，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糖尿病复发。

一天晚上，警卫员端来一碗煮熟的蚕豆荚，想让他补补身体。王昭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群众常年都是这样过日子，我们才来几天?要记住：我们感到冷，才会想到群众衣衫单薄;我们感到饿，才会体会群众忍饥挨饿。不体察群众疾苦，就不能为他们解决困难。”

他和蔼地拍着警卫员的肩膀说：“蚕豆荚，咱们别吃，送给房东家的孩子，责任由我来承担。”

1964年秋，王昭在湟中县了解到，平安公社上庄贫农刘维金生活困难、备受歧视，便特意住进刘维金又黑、又矮、又潮湿的土屋，睡在狭小的土炕上，和刘维金一家同吃酸青稞馍、喝清可见底的稀粥，两人促膝长谈，成了知心朋友。

在总寨公社，他住进最困难的唐永顺家。屋子十分狭窄，王昭就睡在他家的牲口棚里。唐家老人趁王昭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屋里，王昭笑着说：“你们一家三代住得就很拥挤，我在哪里睡都行。”说完又把行李搬回了牲口棚。

王昭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扎根群众、心系群众，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与怀念。青海广大农牧民称赞他是和老百姓心贴心的“王青天”。

(来源：摘自《前辈风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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