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晚期资本主义人人有病？

译者按：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的泛滥，已经成为当代全球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当代分析和治疗精神疾病的主流模式，是将精神痛苦所产生的原因归咎于个人，从个体的生理或心理角度来分析精神疾病所产生的原因。这种模式“让遭受精神痛苦的人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或者会被贴上失败的标签”，而精神疾病泛滥问题的结构性的社会因素就被遮蔽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在其著作《Politics Of The Mind：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中，对精神疾病所赖以产生的结构性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鲜明地指出，当今我们在世界上见到的众多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要归咎于我们生存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并提出了解决精神疾病问题的根本性出路：“我们要想真正解决心理健康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以满足人类需求而非积累利润为核心的社会。”本文是《Socialist Review》杂志就马克思主义与精神疾病问题对伊恩·弗格森进行的专访。

翻译：赵丁琪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病。人们对它的谈论越来越多，而且经常从“缺勤”的角度进行讨论。您认为为什么心理健康问题最近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精神痛苦的程度全面大幅上升，这影响到的最明显的人群可能是“缺勤”者，他们受到工作能力评估的压力，还有那些领取福利金的人，他们受到“不惜一切代价要去工作”这种话语的压力。

因此，不仅在英国，在希腊等国家，我们也看到抑郁症和焦虑症以及自杀率大幅上升。其他群体也受到影响。例如，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焦虑和抑郁人数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可能与社交媒体上的竞争有关。但在职者——贫穷的低薪工人——的焦虑和抑郁程度也在增加。这其中有些与债务有关，有些与工作不稳定有关。

因此，它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在书中认为，将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是生活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的压力，无论是工作强度、债务还是福利制裁。

你为什么想现在写这本书?

写这本书的核心原因是要挑战一种医学模式，这种模式认为，无论是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还是其他什么疾病，都与人们的生活、社会的发展无关。这种特定的模式将精神痛苦个体化了。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挑战这种模式，并指出，就目前的精神痛苦程度而言，精神痛苦的增加与资本主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压力有很大关系。

另外两个因素也很重要。一个因素是，最近，尤其是在伦敦的“马克思主义节”上和《社会主义评论》的期刊上，出现了关于以不同方式理解精神健康和精神痛苦的辩论。有关于弗洛伊德的争论，有关于神经科学的争论，等等。我试图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使心理健康问题凸显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像“残疾人反对削减(公共支出)”(DPAC)这样的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当前危机的一个积极影响是，它动员了大量的人——这些人通常都经历过精神痛苦或其亲属也有精神痛苦——来挑战产生危机的一些因素。

为什么您所描述的医学模式是主流模式?

150 多年来，它一直是主流模式。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它将精神痛苦归咎于个人，因此显然是一种非常方便的解释。它表明，错误在于我们的大脑或我们的道德弱点。毫不奇怪，它造成了耻辱感。它让遭受精神痛苦的人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或者会被贴上失败的标签。

其次，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们认为，有病就有治，吃点药什么的就能好。制药业是全球第二大最赚钱的行业，这并不奇怪，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疗法并不真正有效。

那么，在资本主义之前，在这种医疗模式之前，人们是如何谈论精神痛苦的呢?

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是用宗教来解释精神痛苦。因此，精神痛苦被视为神的惩罚或恶魔的附身。但除此之外，与宗教模式并行的还有唯物主义的解释，即把精神痛苦归咎于身体。

例如，有一种体液解释，认为体内液体失去平衡。这种模式一直影响到 19 世纪。我在书中提到的电影《乔治王的疯狂》就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

不过，我在书中也强调了一点，那就是，特别是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或法国大革命等大规模社会变革时期，我们会看到更进步的解释出现，这些解释将压力水平定位在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上。

您如何概括马克思主义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方法有三个要素。首先是唯物主义解释。我们生活的社会不是以满足人的需求(生理需求或情感需求)为基础，而是以积累利润为驱动力。

因此，这意味着人们的需求，无论是情感需求、性需求还是其他需求，都被压抑、扭曲或异化了。这才是理解心理健康的真正起点。

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的解释，既要解释为什么特定时期关于心理健康的特定观念占主导地位，也要从生活经历的角度解释人们自己的生活。

有人评论说，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你好吗?”，而是 “你发生了什么事?” 换句话说，是人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尤其是早年的生活(虽然不完全是)，塑造了他们对世界的体验。

第三点是辩证法。这包括两个方面。就个体而言，幻听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听到幻听的人会对幻听做出反应，或是害怕，或是试图控制幻听，或是其他。很多时候，他们的反应方式本身就是症状。

因此，第一点是，人们会积极寻求了解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并试图处理它们，但同时，这也是本书的关键论点之一，即我们的集体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阶级斗争的程度决定的。

在人们没有集体反抗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将自己感受到的一些痛苦和压力内化。有大量证据表明，当人们集体抵制和反抗制度时，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有益的影响。

书中有一句话：“从纠察线到忧虑线”。

是的，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在很多方面，这句话都概括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为了改善心理健康，我们能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集体反击。这与我在书中提到的疏离感问题有关，因为很多精神痛苦都与无力感有关。当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能动性、自己的力量时，就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我想，这就是与人们去看医生时获得的治疗方法的根本不同之处。因此，即使不给他们用药，他们也可能会被送去接受治疗，而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最有可能采用的是认知行为疗法(CBT)，这种疗法是帮助你改变对事物的反应，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个人的。

当然，如果治疗有帮助，那也没问题，但从本质上讲，CBT 是要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变世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是，它可以吸收本质上进步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目的。因此，举例来说，目前心理健康领域的康复概念就很有影响力。其积极的一面是，它表明人们不必终生不健康。消极的一面是，它把“康复”的责任推给了个人。

在你的书中，你回顾了主流模式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也审视了它们是如何推动事物发展的。弗洛伊德显然是精神分析学界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您在书中谈到了他的方法的创新和优势，同时也谈到了对他的批判。

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是一个革命者，但他的思想中有一个非常激进的元素，那就是认为社会不仅压抑和扭曲了人们的性欲，还压抑和扭曲了人们的其他基本需求，从而产生了他所说的神经症。

精神分析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传统，它同样将精神痛苦个体化，但我在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有一股潮流，认为弗洛伊德思想的内核是激进的。

当时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接触过弗洛伊德，不是吗?

是的，尤其是在革命时期，比如二十年代初的俄国。在研究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最吸引人的一点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俄国，精神分析几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苏联政府出版社出版了弗洛伊德的书。他得到了托洛茨基、拉狄克、维果茨基等人的批判性支持。

在同一时期的德国，许多从事精神分析的人，包括大量女性精神分析师，也被弗洛伊德的思想深深吸引，并认为这些思想具有激进的潜力。随着精神分析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传入美国，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它几乎成为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与激进相去甚远。

你提到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这也是一个大规模动荡和政治斗争的时期。与这一时期相关的人物之一是R.D.莱恩(R D Laing)。他最近变得更受欢迎了。今年有一部关于他的电影，由大卫·坦南特(David Tennant)主演。莱恩的贡献是什么?

我认为莱恩是一个非常有趣、矛盾的人物。他最初的贡献是挑战当时一些较为野蛮的精神科疗法，例如脑叶切除术(切开人的大脑)、非常广泛使用的电痉挛疗法等等。

在我看来，莱恩是被压迫者的护民官，因为他认为我们需要倾听那些被贴上精神分裂症等病症标签的人的声音。他们的行为和感受并不是简单的化学反应，而实际上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有关。

莱恩随后受到了批评，因为他似乎把导致精神分裂症的责任归咎于家庭和父母。我认为这有点不公平，但他在这一点上是模棱两可的。

他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新左派活动，并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伦敦组织了一次重要会议。遗憾的是，此后到了70年代，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大不如前，而且他本人也越来越酗酒。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莱恩的核心思想——精神痛苦是有意义的，而我们发现这种意义的方法就是倾听人们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莱恩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现在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人们的生活经历(包括受虐待的经历)与精神痛苦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你的书的结尾，你谈到了最近几年开始出现的新运动，特别是涉及心理健康服务使用者的运动，以及像你一样参与激进社会工作的人，包括从业者和学者。这些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受过去运动的影响?又有多少是新方法?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这些新运动的基础是，越来越多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不再住在医院里——他们很可能“在社区”接受不同程度的支持。

人们现在都在社区生活，这是比在精神病院更容易组织活动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心理健康问题如此普遍的事实，以及对污名化的挑战，都意味着如今组织起来更容易了。

毋庸置疑，紧缩政策的一个影响就是了心理健康运动，因此心理健康服务使用者在DPAC等组织内部非常活跃。

这些运动的一些特点是全新的，但我认为，他们追溯自身历史的做法也很有趣。现在被称为 “疯癫研究”的一个积极的方面是，人们正在回顾早期斗争的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但也在那之前，他们正在寻找像莱恩这样的人的思想，看看他们今天可以使用什么。

我认为，可能存在更多争论的地方是，身份政治的形式是否是推进运动的最佳方式。在我看来，如今精神痛苦的广泛存在意味着耻辱感的减少，因此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运动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上下开展了大量的反对关闭社区精神健康服务的运动，服务使用者、工会成员和不同的活动家在这些运动中紧密合作。

在“社会工作行动网络”和“心理学家反对紧缩”等组织中，我们看到服务使用者、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和其他人紧密合作，共同挑战紧缩政策。

最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为什么指出了一种更彻底的处理精神痛苦的方法?

我想我在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精神痛苦的根源不在于这个特定的政策或那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在于这个社会——资本主义——剥夺了我们对生活的任何控制权，剥夺了我们最基本的创造力和塑造事物的需求。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无论是工作强度的增加、学龄儿童面临的竞争加剧，还是老年人在日益原子化的社会中的孤独感;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都回到了同一个问题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积累为驱动力的社会中，而不是以人们的社会和情感需求为驱动力的社会中。

因此，我们要想真正解决心理健康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以满足人类需求而非积累利润为核心的社会。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