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拥军：美国“斩杀线”与中国之治

作者：马拥军来源：历史的剧中人 2026-03-05

美国“斩杀线”与中国之治

——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制度优势

马拥军

摘要：美国“斩杀线”背后是爱丽丝阈值，即中产线，低于这一阈值就会从所谓“中产阶级”地位向贫困线跌落。在美国，中产线是一个比贫困线更加重要的概念，可用于衡量其福利国家的水平。“斩杀线”这一游戏用语表明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已经濒临崩溃。企图用欧洲价值观挽救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完全是空想，因为“斩杀线”现象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结果，而欧洲国家正在走向金融化。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从小康走向大同的追求共同富裕的道路。由于存在大量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公共财富和非物质财富，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斩杀线”。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而且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社会“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求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允许颠倒财富与人的关系。中国之治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马拥军：美国“斩杀线”与中国之治

“斩杀线”本是网络游戏中的用语，与游戏角色“血条”厚度联系在一起，它是指敌方的“血量”降到己方通过特定技能可以一击必杀的临界点或阈值。高于这一阈值则有可能通过增加“血条”厚度实现最终翻盘，“血条”厚度越高翻盘的可能性越大。有网友把这一术语用来分析美国“中产阶级”，认为在美国的贫困线之上，还有一条与维持住房联系在一起的“斩杀线”，低于这条线的“中产阶级”不再有回到其上实现翻盘的可能性。学术议题往往来自生活，尽管“斩杀线”这一用语不是学术概念，但它确实反映了特定的经济现象，值得关注。其实，美国有一个现成的反映这一现象的概念，称为“爱丽丝阈值”，即ALICE threshold(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爱丽丝阈值的指标有三项，即房产、收入和职业。这三项都与“中产阶级”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通常指那些有可靠的职业(Employed)、稳定的收入(Income)、固定住所(Asset)的人。因此，爱丽丝阈值本质上是中产线，“斩杀线”意味着一旦失去“中产”地位，就无法再逆转，无法回到中产线以上。曾经有学者试图用“中产阶级”概念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资产阶级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它单纯以“收入”作为区分“有产”与“无产”的标准，因此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代替“中产阶级”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2020年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精准脱贫，其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基本住房有保障、医疗保险有保障、义务教育有保障。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的贫困线与美国的贫困线存在本质差异。尽管按美元计价，中国的贫困线低于美国，但由于美国的财富主要通过金钱衡量，而中国存在大量不能用金钱衡量的公共财富和非物质财富，而且中国的政策是“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并为此建立了托底机制，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斩杀线”。“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1]18，对比美国“斩杀线”现象分析中国之治，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美国“斩杀线”与福利国家、金融资本主义

“斩杀线”是西方福利国家陷入危机，走向金融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迄今为止美国是金融资本主义发展最为典型的国家，因此“斩杀线”首先出现在美国。

西方福利国家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建构，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产物。当《共产党宣言》发表之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英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最为悲惨。当时劳动人民仅仅被视为资本自我增殖的工具，自然谈不到福利国家政策。早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英国无产阶级就已经认识到政治权利的重要性。他们把贫困归咎于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和贵族手中，人民群众缺乏民主权利，因此制定了“人民宪章”，发动了宪章运动，试图获取政治权利，通过政治运动实现社会改良。宪章运动被无情镇压，表明向资产阶级要求民主完全是缘木求鱼。法国无产阶级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夺得了普选权，但到1850年又被废除了。《共产党宣言》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国际联合，在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领导下夺取政权，争得民主，然后尽快提高生产力的总量，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共产党宣言》发表后，无产阶级的斗争卓有成效，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资产阶级为了瓦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无产阶级实行了收买策略。一开始被收买的只是工人领袖，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资产阶级利用“日不落帝国”的有利地位，拿出一部分超额剩余价值收买了本国的整个无产阶级，以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英国不仅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而且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2]165。随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仿效，以无产阶级放弃阶级团结、分散瓦解为原子式个人和无产阶级政党放弃先锋队性质、变为改良主义政党作为条件，相继给予无产阶级部分所谓民主权利。由于这种民主是以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无产阶级民主。指望资产阶级的福利政策能让无产阶级过上好日子，仍然是空想。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转折点。1929年的经济危机给西方国家以极大震撼，让资产阶级看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却是一派欣欣向荣，这迫使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曾被美国国会议员指称实行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结尾的革命措施。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罗斯福新政的实践与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是契合的。凯恩斯创立了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批驳了“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教条，提出了通过国家干预提高群众福利水平以实现“需求拉动”的主张，为资产阶级福利国家政策提供了经济学论证。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不同，凯恩斯经济学被称作“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①。二战后英国工党执政，以此为起点，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超越了美国。与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相对，北欧建立了“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南欧建立了“宗教福利国家”。所有资产阶级福利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利用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分割一部分超额剩余价值去收买本国劳动人民，为资本主义社会培育所谓的“中产阶级”，以建立两头小中间大的所谓“橄榄型结构”，为实现社会治理、求得社会稳定奠定阶级基础。三种类型福利国家的区别主要在于由人口多少和不同文化社会背景所决定的福利政策水平的高低：北欧国家(如瑞典)人口最少，社会党长期执政，其福利政策较为彻底，号称“从摇篮到坟墓都包下来”;南欧国家(如意大利和德国)人口比北欧国家多，受天主教、基督教影响，其福利政策居中，吃住问题都能解决;美国人口多，对工人阶级的赎买成本过高，加上其极端个人主义文化，福利政策最不彻底，基本上是管吃不管住。无论哪种福利国家，都实现了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良，把19世纪的部分社会主义政策诉求纳入自身，变成了程度不等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用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说法，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在20世纪灭亡，是由于它们执行了《共产党宣言》的遗嘱，采纳了社会主义政策[3]183-184。但他忘记了，这些所谓的“福利国家”采纳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所批判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即封建的或宗教的社会主义)和“保守的社会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尽管罗斯福新政遭到美国资产阶级的疯狂攻击，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斯福挽救了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痛恨福利政策，并不单纯是由于其社会主义色彩，而是由于这种再分配政策导致事实上的资本收益率或利润率下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商品价值，除了从生产资料转移过来的价值之外，还包括工人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而新价值分割为两部分，即补偿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工资部分和剩余价值部分。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要提高剩余价值量，就必须压低工资;要提高工资，就必须降低剩余价值量。在资本家眼里，生产资料和劳动都只是增殖其预付资本的手段，都是其“成本”，而剩余价值则被视为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即“利润”。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成本，以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利润率。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家必须把全部商品卖出去，才能在补偿预付资本之后，获得利润。由于全部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因此资本家要想卖出去，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足够的生产资料需求和生活资料需求。在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条件下，这不成问题，只要两大部类的产品在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方面能保持一定比例，无论生产多少商品，总能卖出去。作为萨伊教条的所谓“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就是短缺经济条件的表现。一旦产品供过于求，萨伊教条就变成了“萨伊谬误”。仅就生活资料而论，工人只有获得足够的工资，其需要才能全部转化为需求;相反，如果工人工资被压低，其一部分需要就无法转化为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在市场上就表现为商品的相对过剩。一旦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化为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相对过剩危机就作为“萨伊谬误”的结果表现出来。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由产品供给相对于工人有购买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的过剩导致的商业危机。就理论层面而言，要解决相对过剩危机非常容易：只要提高工人的收入就可以了。工人收入提高了，他们的需要就能够转化为需求，市场的边界扩大了，原来过剩的产品就能卖出去了。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需求拉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为满足需要而生产，而是为满足需求、获取利润而生产。需要不等于需求，需求是用货币满足的需要。低工资必然导致需要无法转化为需求，在市场上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既然工资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必须被压低的因素(以便提高利润率)，而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表现为必须被提高的因素(以便创造有效需求)，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就表现为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的自相矛盾。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的本质，就是通过扩大有效需求来解决这种矛盾，克服相对过剩危机。就此而言，把资本主义国家建成福利国家，恰恰是把资本主义从相对过剩危机中解救出来。然而，危机克服了，利润率也降低了，这是资产阶级视罗斯福和凯恩斯为寇仇的根本原因。

与福利国家政策相伴随，新教的禁欲伦理走向了终结，形成了所谓“消费社会”的传统。福利政策解决的主要是生活资料过剩的问题。要解决生产资料过剩的问题，就必须扩大生产规模，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攫取利润，而不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过剩问题。于是出现了第二类相对过剩：这种过剩不是相对于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来说过剩了，而是相对于资本家获取利润的需要来说过剩了。资本家组织生产是为了获取利润。如果资本家投入资本，购买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出的产品虽然能够卖出去，收回全部预付资本，却没有利润，资本家一般是不会组织生产的。这就是资本的界限。至于由此导致的上游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对过剩，在资本家看来与他无关。要解决生产资料过剩问题，就必须由国家出面扩大生产规模，去生产那些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但不能带来利润的产品。因此，即便单纯为了使能带来利润的上游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卖出去，也必须组织国有企业，取代那些不再有利润，但产品能够卖出去、满足市场需求的私人企业，以便解决这部分工人的就业问题，并拉动上游的第一部类企业的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国有化”运动。至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可以通过税收等财政政策，也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来解决。

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国有化运动，都既是资产阶级社会维持自身存在的需要，也是外部压力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而不是资本的自我增殖，这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二战后同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同苏联的冷战和竞争，迫使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忍受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改良，实行国有化运动，建设福利国家。但到20世纪70年代，原来的相对过剩问题解决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停滞通胀并存的“滞胀”危机。20世纪8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推动下，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走向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福利国家政策开始逆转，哈耶克式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式的新自由主义。苏东剧变以后，外部竞争压力骤减，“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福利国家政策的瓦解不断提速，其直接结果就是“中产阶级”的衰落。

由于美国的福利政策本来就是管吃不管住，因此最早出现标志“中产阶级”衰落的“斩杀线”。美国中产线即爱丽丝阈值之下，还有一条衡量福利国家政策的贫困线。贫困线的标准就是根据食品价格确定的。美国官方贫困线标准是1963年确定的，此后每年都略作调整。2025年的标准为：单人年收入低于15 600美元，四口之家低于31 700美元(这一标准适用于美国本土48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低于这一标准就属于贫困家庭、贫困人口，可以享受国家补贴。按照所谓两头尖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理论，应该让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处于“中产阶级”地位，贫困人口的数量与“中产阶级”相比，应当维持在一个较小的数值上。但是，苏东剧变以后，资产阶级放飞自我，开始嫌弃本国“劳动力成本过高”，通过向落后国家、劳动力低成本国家转移产能，迫使本国从业者降低收入预期，以提高利润率。其直接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本国工人运动走向低潮，从业者单纯通过工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房产开支，从而由爱丽丝阈值向贫困线滑落;二是听信了本国资产阶级关于外国工人“夺走他们饭碗”的鬼话，导致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走向破裂。由此，一方面是福利水平下降、工作机会减少，另一方面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为了维持原来的消费水平，人们不得不预支未来。这与美国的华人家庭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中国有储蓄的传统，美国的华人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省吃俭用，压缩消费开支。其他没有储蓄习惯的群体极易陷入借贷陷阱。金融资产阶级不会放弃商机，而是按照风险和收益的比例，面向各个不同阶层设计不同的金融产品。对金融资产阶级来说，借贷者不过是他们赚钱的工具，他们考虑的只是能否收回贷款，至于借贷者的未来如果因被抵押而失去保障，这跟他们毫无关系。正如医疗行业资本家盼望越来越多的人生病、殡葬行业资本家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死亡一样，金融资本家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变穷，靠借贷为生。在美国，有房才能算得上“中产阶级”，因此针对中产阶级设计的金融产品通常以房产作为抵押。美国与中国不一样，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而且农民有宅基地，可以自己盖房;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买不起房就没房，要么靠租房谋生，要么流落街头。美国不是把房产作为生活资料，而是作为资产(Asset)，把房租作为默认收入，哪怕是自住房，也要计算“虚拟房租”，并纳入美国的GDP。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房主实际上不能免费住自己的房子，因为房主负担着一系列的税费。当然，有房子的人和没房子的人相比，承担着更多的义务，也就享有更多的权利，失去了房子也就失去了这些权利。随着福利降低、工作机会减少，美国人越来越难维持自己的房主身份。正如在流浪街头的人中，常常有男人卖血、女人卖淫一样，中产阶级下层为了维持自己的房主地位，常常不得不同时打几份工。这些人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只要房子保不住，“中产阶级”就会下降为“无产阶级”。一场大病或暂时失去工作，都可能因还贷的中止而失去作为贷款抵押的住房。在这一意义上，网友们把官方的爱丽丝阈值称为“斩杀线”，不过是把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出来。表面上看，爱丽丝阈值是中性的，因为它只是“科学数据”;而“斩杀线”似乎带上了意识形态偏见，只是一种情绪表达。但在背后，两者是一回事，后者反而更加鲜明地揭露了资本治理的失败。

二、中国之治与社会主义道路

按人均GDP衡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国没有类似爱丽丝阈值那样的中产线，但有贫困线和防返贫监测线。2024年中国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 000元，按照这一标准，所有人口已经全部脱贫。单从数据看，与美国的贫困线相比，中国的贫困线标准相对较低，于是，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连美国都有“斩杀线”，中国怎么可能没有?但实际上，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美国与中国根本不具有可比性，用金钱衡量的数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第一，美国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只有掌握在私人手里的财富才算是“财富”，公共财富来自税收，而税收代表着私人财富的减少，因此被视为负担，是不受欢迎的。自“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以来，像义务教育、国家医疗保障等以税收为基础的公共财富问题成为美国两党政争的主题，但总的方向是减税，要求依靠私人力量解决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险问题。这正是“斩杀线”的制度根源。与美国相反，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建立了公有制，创造了大量公共财富，例如在农业方面修建了大量水库等基础设施，在工业方面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都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比例结构。简言之，中国靠共产党领导社会建设，使社会有足够的财富支撑普通人的生活;美国靠私人，但穷人没钱了。

第二，美国是一个金钱万能的社会，一切都需要花钱购买，一切财富都用钱衡量，但掌握货币和资本的永远是金字塔尖的极少数人，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金字塔尖的是那“1%”，其余则是“99%”。这是利润至上主义的社会，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与此相应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信仰“看不见的手”。美国不相信劳动人民而相信市场。所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看不见的手”就是美国人的世间天堂，金钱就是美国人的世俗上帝。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犹太人之所以相信上帝，犹太教之所以是一神教，是由于他们世俗的神是金钱，能够通约一切;犹太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园，他们的财富不是自己的土地，而只能是金钱;他们依靠自己不能获得幸福和自由，只能依靠上帝。新教不过是犹太化的基督教。美国是新教国家，他们的世俗上帝就是货币和资本。新教信奉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像狼。新教徒不敢相信别人、不敢相信社会，只能依靠货币和资本这种社会权力。美国不可能禁枪，因为在一个人对人像狼的社会里，只有枪才能给美国人安全感。中国则相反，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搬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的决心，也会感动中国的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4]1102。原子式个人无法构成人民，只能形成一盘散沙，只有联合、团结、凝聚起来的个人才能形成人民的有机整体。人民史观蕴含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己开辟出来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就能够获得幸福，不需要依靠虚无缥缈的上帝。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治理体系，很多财富是不能用货币和资本衡量，也不能花钱买的。住房是最明显的例子。鉴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比美国落后很多，如果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制，也像美国人那样买不起房就没有房子住，广大农村会有几亿人无家可归。但由于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中国虽然生产力相对落后，但自有住房拥有率却居于世界前列。有地、有房，加上中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行了精准脱贫政策，贫困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会得到救济，绝对贫困现象已经杜绝。美国下层人民的生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什么财富都用钱衡量，什么东西都得花钱，没钱就没法生活。连“虚拟房租”都被计入GDP，所以美国的数据当然好看。中国有大量财富是不能用钱衡量的，诸如偏远山区的“五通”，不仅不赚钱，反而需要财政补贴，但人民群众的真实获得感很强，这是很宝贵的财富，是中国人民的公共财富。

再如中国的国有企业，它并不是单纯以利润为导向，其增值保值的前提是解决工人就业问题，拉动上游企业的生产。有人拿民营企业的“56789”②攻击中国的国有企业，说什么这表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民营企业效率高;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把国有企业民营化，中国的发展速度会更快。这些人缺乏基本的宏观经济学常识，不知道正是由于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托底，避免了相对过剩危机，才有民营企业的“56789”。恰恰是国有企业解决了就业问题和上游企业的生产资料需求问题，才使民营企业能够保证利润和效率，实现“56789”。一旦国有企业也以利润率作为唯一的效率标准，没有利润的企业就解雇工人、停止生产，从而导致大量失业和生活资料相对过剩，导致上游提供生产资料的企业失去市场从而生产资料过剩，最终必然引发相对过剩危机。可见，那些妄图用“56789”攻击国有企业的人根本不懂得宏观经济学关于“合成谬误”的原理，误以为对单个企业来说是正确的，对于整个经济有机体必定也是正确的。这些人把民营企业的工人收入当作劳动力成本，显然只是《资本论》第一卷所阐发的跷跷板效应，没有看到《资本论》第二卷所阐发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这是比庸俗经济学更加庸俗的资产阶级利润至上主义思维方式，没有去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效果，更不要说超出经济范围的社会治理了。

正是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者形成对比，邓小平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5]195-196人均GDP四千美元的中国，由于其目标不是为赚钱而赚钱，而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要比人均GDP四万美元的美国生活条件优越得多。

中国有一个独特的指标，叫作“防返贫监测线”，与美国相比可以称为“反爱丽丝线”或“反斩杀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中国已经不再有贫困人口，下一步的目标是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因此防返贫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在确保“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的基础上，防止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的“三保障”(基本医疗、义务教育、住房安全有保障)条件遭到破坏。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往前走，走向共同富裕。各地的防返贫监测线有所不同，但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均年收入的定量指标。全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这个指标有高有低，多数地区规定为7 800元至9 000元。这是“三保障”的指标，因此远高于人均年收入3 000元的贫困线。二是预防返贫的定性指标，主要监测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大项开支所造成的影响，为的是预防在“三保障”方面存在的某项返贫风险，如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

在中国，人比钱重要。人是目的，钱是手段。中国始终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而不是以“为赚钱而赚钱”为目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以后，则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它通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表现出来。中国也存在阶级矛盾，但自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它就从原来的主要矛盾转化为次要矛盾。既然如此，试图通过制造“中产阶级”实现社会治理，就是一种模糊视线的提法。在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本来意义的“中产阶级”，只存在“中等收入群体”。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使用“中产阶级”概念分析中国状况，只会导致思想混乱。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中产阶级”是一个伪概念，因为这一概念中的“产”不是指生产资料，而是指收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为“收入”，资本的收入、地租的收入和劳动的收入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的收入是利润，土地的收入是地租，劳动的收入是工资，其他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对这三种收入的分割。表面上看，三种收入来自三种生产要素，是“要素分配”的结果。但实际上，第一，商品的价值生产和使用价值生产是两回事，剩余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又是两回事。资本、土地、劳动都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要素，但资本和土地不是商品价值的生产要素，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是劳动。第二，资本主义分配的对象并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都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的价值。利润和地租作为剩余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润、地租等收入，都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分割。第三，资本家和地主并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才是。如果真要实行要素分配，利润应该归资本而不应该归资本家，地租应该归土地而不应该归地主，工资应该归劳动而不应该归工人。这显然是荒谬的，资本家、地主和工人是根据使用价值生产要素即资本、土地、劳动力的所有权而不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这是“所有权分配”而不是“要素分配”。然而，其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故意混淆要素分配和所有权分配，自然也就忽视了价值分配与使用价值消费之间的关系，从而把生产关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排除出去。其二，庸俗经济学家故意混淆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生产。虽然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劳动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因此分配权也在资本家手里。由此决定了，以货币形式实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分配是资本家、地主和工人三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单纯是由使用价值生产要素的结构决定的。

上述事实表明，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有没有收入，而在于有没有生产资料、有没有资本，换言之，所谓要素分配，要害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集中表现为产业资本，产业资本之外的其他资本、劳动者之外的其他人用以购买生活资料的收入都来自产业资本的利润(本质上是剩余价值)和产业工人的工资。因此，重要的是收入的来源而不是收入本身。有资本、有生产资料的人单凭利润、地租就可以过活，不需要劳动;而没有资本、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只有找到工作、挣到工资，才能养活自己。能否找到工作，并不取决于劳动者是否勤劳、勇敢、智慧，而取决于能否为资本家带来利润。资本家只有在工人能为他带来利润时才雇佣工人，否则就任凭工人饿死。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不是“人”，而是可变资本，“钱”是一切，而“人”什么都不是。

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有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概念中的“产”特指生产资料而不是泛指“收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特指“资本”。用恩格斯的话说，“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6]31。“共产主义”一词中的“产”也具有同样的含义，它专指生产资料或资本，而不是泛指一切财产。既然如此，共产主义就不是泛指“共有一切财产”，不是指共有生活资料或个人消费品，而是特指共有生产资料或资本。“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6]47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存在中产阶级的，例如自耕农、个体工商业者等，其地位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这些人的特点是有生产资料，但仅够自己使用，不足以用来剥削别人的劳动，不足以依靠剥削为生，因此在这些人那里不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分离，而只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的结合。这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7]872。但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只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存在稳定的中产阶级。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鼓吹自由竞争，人对人像狼、国家对国家像狼，由此形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经济秩序。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其中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另一极是资本的积累。通过竞争，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下降到无产者队伍里来，只有极少数人上升为资产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7]873从此以后，零星存在的个体户再也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阶级。虽然“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被资产阶级学者重新制造出来，但其能指和所指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依靠自己劳动谋生的无产者阶级，无非是其收入比无产者的下层高一些，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已。使用“中产阶级”概念，必然模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因为无产和有产不再以资本或资产作为界限，而以收入作为划分标准。资本主义国家采用“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为的是鱼目混珠，把阶级矛盾软化为阶层矛盾，由此形成的社会治理架构实际上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上层建筑。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前30年虽然私人财富特别是私人的物质财富不多，但公共财富、非物质财富的发展速度在当时处于世界前列。以人均寿命和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为例，中国前30年的进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那种认为“前30年是共同贫穷，后30年是共同富裕”的观点，实际上仅仅把私人财富、能用钱衡量的财富看作财富，而公共财富、不能用钱衡量的财富则不被当作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现在，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美国，居民健康水平和人均受教育程度更是居于美国之上。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部分落后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改变那些落后的生产关系，使各种财富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另一个转折点，它适应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致力于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更高的生产关系[8]。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区别何在呢?

按照经典著作的逻辑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进行历史的分析，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对此作过较为充分的阐发。这里仅依据中国之治的特点，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来含义进行论述。就字面看，“社会主义”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社会，或society，本义是人与人的联合、团结，因而是以人为本的。资本，或capital，本义是能赚钱的钱、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而是以金钱或货币为本的。社会主义主张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而资本主义主张以资本为中心和利润至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主张以人为本还是主张以资为本。毛泽东明确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9]1512这与马克思的看法一脉相承，而与资产阶级的看法针锋相对。马克思早年就曾指出，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富有”和“贫困”不能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标准，即有钱还是没钱、钱多还是钱少来衡量，因为“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10]194-195。与此相反，在资本家看来，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钱，而且是能赚钱的钱;人和自然只有在能用钱衡量时才有价值，其中自然界不过是不变资本，而人不过是资本家即资本的人格化和工人即可变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只有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上，钱才是重要的，但无论有多么重要，相对于人来说，钱永远是第二位的。“人”才是“人的最高本质”[10]11。

中国和西方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道路。第一，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市场经济本就是经商牟利的经济，从古罗马开始形成的罗马法更是被恩格斯称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11]307。中国古代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其中的本业指农业，末业指商业。中国古代奉行的是重生产、轻投机的治理体系。第二，中国古代的“经济”与西方的Economy不同。西方的Economy是家政(eco意为“家”，nom意为“规则”)，因此其经济学乃是“家政学”“私学”，强调的是私人和家庭;中国古代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经世济国之学，乃是“国家学”“公学”，强调的是“国”和“民”，其中民又分为“四民”，顺序依次是士、农、工、商，跟以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是一致的。在中国古代，“国”和“民”高于“私”和“钱”。为此，斯密曾经把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同荷兰的市场经济作对比，称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为合乎天道的市场经济，而把荷兰的市场经济称为背离天道的市场经济。马克思指出，荷兰“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7]861，按照这种观点，合乎天道的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背离天道的市场经济是以资为本的市场经济。因此，不能说凡市场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自古以来就存在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如此，阿里吉在《亚当· 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反驳大卫· 哈维误把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当作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强调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存在结合的可能性，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12-13]。

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与人联合、团结的市场经济，分工、交换是为了提高经世济民的效率，不是为了用钱赚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目的，赚钱是手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利润至上主义的经济，市场是原子式个人的角斗场，赚钱是目的，人本身被看作资本自我增殖的手段。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与新教伦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作为犹太化的基督教，新教徒主张用钱赚钱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对近代殖民者来说，使用枪炮赚钱和通过传教赚钱，只不过是完成同一事业的不同手段而已。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既是“实体”，也是“主体”。资本就是一切，自然界和人只不过是资本关系的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它们是“客体”，必须绝对依从于资本这个“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是主体，资本是客体，人们赚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不是“为赚钱而赚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非公资本，虽然本身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却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虽然采取的是资本的经营方式，但其公共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服从人民利益而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它必须处于党的绝对领导和国家的绝对支配之下。

三、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

美国之所以存在“斩杀线”现象，是由于其治理体系围绕资本主义即利润至上主义的制度设计展开，而这种制度已经进入其最后阶段即金融资本主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人统治一切，而作为“人”的人则完全成为手段。中国之所以存在“反斩杀线”，是由于中国的治理体系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即人民至上的制度设计展开，而这种制度正在走向共同富裕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和资本都受到制约，人民群众本身被视为最可宝贵的财富。介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是欧盟的治理体系，它自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一种以资本主义制度为蓝本的折中主义制度设计。欧洲是近代金融业的发源地，随着荷兰和英国相继成为资本主义物质扩张的霸权国家，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相继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相比之下，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是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中心、世界霸权从英国转向美国联系在一起的。但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欧洲实行的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而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实行了分业经营，只是在20世纪末才重新走向混业经营。美国重新实行混业经营的直接后果是金融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把实体经济金融化，在实体经济之上和之外建构了一个虚拟经济③体系。福利制度瓦解以后，民众的生活保障只能依靠不稳定的金融和虚拟经济体系，只能依靠资本，而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这是造成美国“斩杀线”的直接罪魁。因此，单从金融治理体系来看，欧洲如不改弦更张，随着它的实体经济的萎缩和为解决利润率下降问题导致的金融体系扩张，必将在美国之后，同样出现“斩杀线”现象。

列宁在1916年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把“金融资本”作为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生长的产物。其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一文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4]704列宁去世以后，西方建立了福利国家，建立了“娱乐至死”的文化产业，似乎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有些人据此认为，列宁的看法过时了，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和寄生性都在加强，但它不仅“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反而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基础，因为正是从落后国家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使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有能力拿出余力收买本国的无产阶级。但是，只要懂一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列宁的观点和其后的现实进行细致的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些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固然，金融资本出现了新的样态，特别是随着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出现了脱离工业资本的金融资本，为虚拟经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是新的现象，超出了列宁的分析范围，但这些现象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说法仍然成立，只要把马克思关于虚拟资本的分析推进到建立在金融化基础上的整个虚拟经济，我们就能够看到：帝国主义也分为若干阶段，列宁看到的是垄断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迈进的阶段，这一阶段之前银行资本还相对于产业资本而独立;从罗斯福新政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是帝国主义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之后走向衰落;21世纪美国的资本主义金融化是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垂死阶段，它将毁灭自己的中等收入群体，重新把他们抛入无产者的队伍中来，把这一群体重新变成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列宁时代的金融资本与以货币经营业为基础的传统金融业联系在一起，当今时代的金融资本与以信用融通为基础的当代金融业联系在一起。前者依附于产业资本，后者却把产业资本化为金融资本，这一过程被业界称为当代资本的“金融化”。在马克思的时代，信用融通与传统的货币融通已经存在本质的区别。货币融通表现为商品货币的流通，而信用融通则表现为信用货币的流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着重研究了商品货币，他指出，作为交换的媒介，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实体无非是相互对立的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所转化成的社会劳动，因此生产某种商品的私人劳动不构成这种商品的价值，只有这种私人劳动通过与其他商品交换所转化成的社会劳动，才构成这种商品的价值。如果与某商品交换的仅仅是另外的某一种商品，后者即成为前者的个别等价物;如果与某商品交换的是多种商品，后者中的任何一种就成为前者的特殊等价物;如果多种商品交换某一种特定的商品，后者则成为前者的一般等价物;在历史上，一般等价物曾经由不同的商品充当，如果它固定在某种商品上，不再变化，就成为货币。经由货币表现的商品价值是交换价值经过一系列历史形式长期发展凝练出来的，交换价值则是商品价值的化身。由于金银的天然属性适合充当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因此货币天然是金银。为了流通的方便，货币商品可以用国家发行的纸币来代表。通过货币和它的代表表现的商品价值即商品价格。商品价值不能通过自身直接表现出来，而只能通过交换由其他商品表现出来;决定交换的因素除了商品的内在价值，还有诸多外部因素。因此，商品价格以商品价值为核心，但影响商品价格的除了商品价值，还有供求关系等其他因素。商品内在的价值实体，即由生产它的私人劳动转化来的社会劳动，使商品天然具有价格，而未经劳动改造的自然产品不包含商品价值实体，当然也不具有“天然的”价格。不具有价值的自然产品同货币进行交换，从而获得价格，这称为“商品化”，即作为非商品的自然产品通过进入交换过程获得了商品的外观。商品化的自然产品可以称为“虚拟商品”，它不是劳动产品，没有内在的价值;人们愿意为它支付价格，是由于它能满足购买它的人的某种需要，而不是由于它包含了劳动。虚拟商品就其本质来说并不是商品，它只是被当作商品对待，因此它的价格也只能是虚拟的价值。与此相反，金银等货币商品本身凝聚了它的生产者的劳动，因此具有内在价值。它是典型商品、标准商品、理想商品。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是以它的价值尺度的职能为基础的。商品进入流通，又退出流通;相反，货币商品除非作为贮藏手段退出流通，否则会保留在流通过程中，形成货币流通。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总结说：“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7]152作为货币的金银不仅具有贮藏功能，而且能够成为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

与货币融通相反，传统金融业中的信用融通不是商品价值即体现在商品上的一般社会劳动的融通，而是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即债务人向债权人所作出的支付保证的融通。信用融通与信用的货币化联系在一起。信用融通中流通的“资金”不是金银等商品货币而是信用货币，只是由于混业经营，人们误把信用货币的流通与商品货币(金银)及其代表(纸币)的流通混淆起来了。信用货币是从商品货币(金银)的支付手段中派生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明了信用货币的起源，然后在第三卷中专门研究了信用货币。他指出，信用货币不是以商品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商业信用或银行信用的流通为基础，因此它不是货币商品或具有内在价值的金属货币即金银的流通，而是支付手段的流通。信用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商业信用中派生的商业货币，主要以商业票据的形式存在;一种是从银行信用中派生的银行货币，主要以银行券的形式存在。赊购和赊销是商业信用的起点。购买者向销售者保证在约定的时间完成支付，为此开具的票据一旦进入流通，就成为商业货币。在商业活动中，延迟支付当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与现货的买卖相比，赊购赊销相当于销售者向购买者提供了贷款，而到期的支付相当于还款，因此在需要支付的本金之外双方还约定需要支付的利息。可见，商业信用与自然经济和与经济无关的社会生活中的信用虽然都以人与人的信任关系为基础，但两者存在根本区别：后一种意义上的信用是人与人的直接信任关系，前一种意义上的信用则是人与人之间以货币为中介的信任关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早年在“穆勒笔记”中把前一种意义上的信用称为“交往异化”。与赊销的一方把多余的货币存入银行、赊购的一方再通过银行贷款进行的现货买卖相比，赊购赊销的双方都节省了成本。双方不需要银行这个中介就能直接实现借贷和买卖两种行为的合一，省去了银行作为中介所赚取的存款和贷款的利差。同样，只要赊购一方的信用有保证(通常有实物抵押等)，赊销的一方在需要资金时，也可以直接把赊购方开出的商业票据(本质上是保证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欠条)投入流通，作为货币(当然是扣除了一定利息)使用，去购买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如果把这种商业信用称为特殊信用的话，那么银行提供的就是一般信用。与商业货币相比，以银行券等形式提供的银行信用，可以称为银行货币。传统银行经营的是货币商品及其纸币代表，而近代以来的银行则以银行券等形式兼营信用关系。在这一意义上，作为银行信用体现的、以银行券等形式发放的银行货币，同作为商业信用体现的、以票据形式出现的商业货币一样，都是私人货币，而不是国家货币。无论是英镑，还是美元，都是这种私人货币，只不过它们的发行者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都得到了国家认可和授权，被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而已。这种认可和授权都是在国家与私人银行斗争失败后，被迫放弃作为国家权力的货币发行权的结果。由于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在流通中执行着同样的流通职能，混业经营使人们容易忘记国家发行的纸币和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区别，最终导致把商品货币经营业和信用货币经营业混淆起来。于是，在通常人们的心目中，“金融业”不仅被指称商品货币及其代表即金银和国家发行的纸币的经营活动，而且被指称信用货币的经营活动。

列宁在研究金融资本时，曾批评希法亭的名著《金融资本》是从流通出发而不是从生产出发理解货币。在希法亭看来，货币的产生是为了解决流通中的时空分离问题，发挥的是一种中介职能。希法亭背离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这种背离的现实原因在于混淆信用货币的经营活动与商品货币的经营活动。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都有流通职能，但从商品货币发展来的货币流通本质上是商品价值的流通，从信用货币发展来的资本主义金融活动则是信用的流通。两种货币都是流通的中介，但其根源完全不同，不能混淆。关于货币数量论的争论，同样来自由于混淆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而造成的误解。流通中所需要的商品货币数量和信用货币数量是两码事。马克思首先指出，信用货币是从货币商品的支付职能中派生出来的，后来又专门研究了信用货币的产生过程、种类和内容，这为研究以信用货币为基础而不是以商品货币为基础的金融资本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不仅研究了信用货币，指出它同生息资本的关系，而且提出了虚拟资本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虚拟资本既可能以商品货币为基础，也可能以信用货币为基础。马克思本人虽然把商品货币和信用货币的关系讲清楚了，但他对虚拟资本的研究，由于以当时的混业经营为原型，没有把这两种意义的虚拟资本分开。信用货币，就其具有生息资本的属性而言，如同生息资本本身一样，其利息来自对利润的分割，因此是否能够兑现，要以价值生产为前提和基础。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概念的意义上，可以把信用货币称为“虚拟货币”，意即：信用货币并不是商品货币，但在流通中，它与商品货币的功能是相同的，都能实现商品的流转。虚拟货币是并非商品货币的信用关系货币化的结果，它把人与人的信任关系变成了生息资本。

虚拟商品、虚拟货币、虚拟资本的总和，就是虚拟经济，它们均以虚拟价值为基础。虚拟商品表明，不包含劳动的自然物也可以被视为商品，因而能够交换一定量的货币商品。虚拟商品没有内在价值，它的价格表现的是虚拟价值。商品化本质上是不劳动者凭借自然物所有权通过虚拟价值分割劳动者的产品，因此它必须以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商品经济，当然也就谈不到商品化。虚拟货币表明，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不是商品货币，但可以像商品货币那样流通，因而可以被视为商品货币，由此形成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带利息的，它除了商品货币的支付职能外，还叠加了生息资本获得利息的职能;而生息资本本身能否获得利息，本来就以产业资本能否创造出相应的利润份额为前提。因此，虚拟货币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成之前谈不到货币化。信用货币能节省生产货币商品的劳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扩大了生产力发展的边界。虚拟资本表明，它本身不创造收入，只是凭借资本的所有权凭证分割其他人的收入作为自己的收益，其中，股票分红是直接分割产业资本的利润，而股票买卖同国债买卖一样，职能在于为所有权收益提供流动性，其收益同样是既有价值额的分割;企业债券同股票相似，而用于政府消费的国债则纯粹是国民收入的扣除，要以国民收入作为保证。总之，实体经济构成了虚拟经济的限度，虚拟经济只能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如果把实体经济比作“皮”，把虚拟经济比作“毛”，那么，羊毛出在羊身上，虚拟经济只能通过服务实体经济而获取自己的收益。

在列宁以前，人们的想法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发挥作用，列宁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以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生长，也就是“皮”和“毛”的相互转化为基础，以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扩张为手段，试图通过后人所说的“空间生产”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在此之后，通过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帝国主义走向了成熟，进入了“新帝国主义”时代。它不仅拿出部分超额利润收买本国无产阶级，而且试图在附庸国扶植买办势力，以完成当代资本的“空间修复”。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与黄金挂钩，实现了“皮”和“毛”的一体化。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福利国家的瓦解和苏东剧变造成的外部压力骤消，跨国垄断资本开始再次转型，走向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化”。金融化的本质，是把整个实体经济，甚至全部物质生活都拿来炒。炒房炒出了次贷危机，炒中产炒出了“斩杀线”，现在正在炒的是高科技企业，已经在股市累积了巨大风险。金融化使“皮”不断转化为“毛”，导致“皮”的不断虚化。但是，只要“毛”能在附庸国不断形成新的“皮”，就能反哺自身。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就“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7]205。现在，出卖自己“皮”的不仅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还有帝国主义的附庸国。问题在于：附庸国的“皮”也能无度地转化为帝国主义的“毛”吗?

回答是否定的。这不仅是因为“皮”的弱化将使越来越多的“毛”无所依附，而且是因为被误判为附庸国的中国崛起了。中国不仅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且其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本质的不同，中国不会允许金融资本无度地透过自己的“皮”吮吸营养。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由于西方国家几乎都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误判中国很快就将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为此，它们做了大量“工作”，试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对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它们勾结中国内外的一切反动势力予以诋毁，说什么资本主义道路本身就是通往理想天堂的桥梁，放着通天大路不走，偏要摸石头，就不怕被淹死。最为典型的是它们制定的所谓“市场经济国家”标准，处处都按照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设计。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原因就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帝国主义眼中的“市场经济”就是为赚钱而赚钱的经济，搞经济不为赚钱，就不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眼里，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的市场经济只能叫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生产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资为本还是人民至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货币和资本，当然也不排斥虚拟经济，只是不允许货币和资本凌驾于人民之上，不允许虚拟经济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资本和虚拟经济，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人民币不是私人货币，它不掌握在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这样的私人机构手中，而是掌握在国家手中。它不以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等私人信用的流通为基础，而是以中国的国家信用为基础。其次，中国的资本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但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不同，社会主义生产是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的价值生产，不是单纯的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只是价值生产和使用价值生产的手段，不能颠倒它们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15]567再次，为了拓展生产力发展的边界，中国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但中国的虚拟经济与西方金融化之后的虚拟经济不同，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能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必须把社会主义的金融业同当代西方国家的金融化区别开来，反对把实体经济金融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业本质上是传统金融业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进一步发展，它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以人民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为基础形成的实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外在表现。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是使用价值、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总和，资本主义财富的社会形式最初主要表现为实体资本，进入21世纪却主要表现为虚拟资本。在任何时代，使用价值都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例外。但自从出现商品经济以来，财富就不再单纯以使用价值形式存在，而是以价值的形式表现出来。衡量一个人穷和富，不是像自然经济时代那样看他有多少粮食、衣服、房屋，而看他有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生产比自然经济多了一个环节：交换。价值生产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两个不可分离的环节。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不是为自己使用而生产的。如果卖不出去、换不成货币，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成为无效劳动，因为它没有转化成社会劳动。并非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只有能够转化成社会劳动的私人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货币代表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因此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财富衡量标准是价值量而不再是使用价值量。只有转化成社会劳动的私人劳动才创造价值，单纯的私人劳动只创造使用价值，不创造价值。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资本价值观主导一切。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因此人们衡量穷和富的标准不再是价值量，而是资本量。把金银储存在家里，它并不能增殖，因而不是资本;只有把它变成能自我增殖的价值，它才能转化成资本。如果说价值生产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它们的总和构成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而商品生产过程加商品流通过程的总和构成商品经济，那么，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包括了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两个环节，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就表现为资本生产过程和资本流通过程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用工资购买生活资料，并通过消费生活资料再生产出劳动力，这一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劳动力再生产是商品再生产，而不是资本再生产，但它只有构成资本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才能持续不断地延续下去。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是荒谬的，是因为劳动力只是商品，而不是资本。个别劳动力之所以具有较高的个别价值，是因为生产这样的劳动力需要消耗更多的生活资料(包括教育等)，由此带来的工资仍然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为自身生产的剩余价值。

社会主义财富观与资本主义财富观的根本区别植根于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社会形式和资本主义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区别。资本主义财富观以资本量作为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财富观以人民群众需要的满足作为衡量标准，因而除了私人财富、物质财富外，还有公共财富和非物质财富，其中物质财富多寡的衡量标准主要是通过价值量表现出来的使用价值量，而不单纯是价值量，更不是资本量。与此相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标准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剩余价值的生产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标准则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和各种非物质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是有其内在界限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要求压低作为“劳动力成本”的工资以提高剩余价值率，资本的流通过程却要求提高工资以促进第二部类生活产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二者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的限度。这一限度通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表现出来。无论是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趋势，还是后来的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都无法阻止利润率的下降。这是因为，正如生息资本的利息不可能超过产业资本的利润一样，一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总量不可能超过它的价值总量，而社会的价值总量在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却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减少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即正在进入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来说，其金融化导致的脱实向虚正在使虚拟财富向实体财富的兑现日益困难。主要原因在于，通过金融化形成的虚拟财富的兑现本质上是一种对实体财富的收割机制，但虚拟经济的无度扩张导致其体量不断膨胀，已经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体量④。只要虚拟财富被限制在虚拟经济的蓄水池里，虚拟财富对实体财富的倍数关系就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一旦形成挤兑，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必将爆发一场毁灭性的危机。

目前美国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0%左右，其余接近80%的人口从事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意味着只有约20%左右的人从事价值和使用价值生产，80%的人不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而只参与分割由20%的人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如果不存在金融体系，完全可以撇开价值生产，按照每个人在社会总劳动中的占比分割总使用价值量中的相应份额。但在实际上，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扭曲了一切，由于资本特别是金融化的资本支配了整个治理体系，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不是按照每个人的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份额，而是按照手中的金融化资本权力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进行分配。在美国虚拟经济对全世界实体经济控制削弱，不愿意对本国劳动人民实行赎买的情况下，《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发的财富在一极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积累的现象必然走到极端。此后的崩溃就成为可预见的了。为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种种方案，试图拯救资本主义。目前这些方案未见成效，而且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被金融化深度绑定。现在美国的高新科技企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使用价值产品和价值产品以便从这些产品的出售中获取利润，而是成为金融市场炒作的标的，通过把这些科技企业的股票及其金融衍生品作为金融产品进行炒作，从中获取巨额的虚拟财富。

社会主义金融市场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金融市场之处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利润至上主义，资本主义金融业把货币和资本当成具有自身生命的、自我增殖的独立主体，它不满足于把金融收入当作实体经济“皮”上的“毛”，而是要把自己变成吸管，以便穿透劳动者这层皮，去吮吸实体经济的血肉。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人民至上主义，社会主义金融业始终把货币和资本当成实体经济的血脉，一方面是“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另一方面是“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两者共生共荣，缺少强健的实体经济支撑，金融繁荣只能是‘虚胖’”[16]6。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本质的认识，借鉴吸收各国金融发展经验，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16]12。“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16]11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在全球大国中是独树一帜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创新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要义是“八个坚持”，即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16]12。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行稳致远，致力于服务新发展理念，服务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包括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内的一系列中国治理所形成和彰显的中国之治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注释：

①不少学者对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分，经常把“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错误地翻译成“新自由主义”。参见：马拥军.新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机与活力[J].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19(17)：36-53。《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以《新自由主义并非相对老自由主义》为标题摘编了这一观点。

②“56789”是一个概括性说法，用来描述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个说法最初由全国工商联等机构在总结民营经济成就时提出，后随时间推移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一般是指，民营企业所创造的税收贡献占比超过50%，GDP贡献超过60%，技术创新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岗位超过总就业岗位的80%，以及民营企业数量占企业主体数量超过90%。

③笔者所指的“虚拟经济”有其特定含义，参见：马拥军.虚拟财富及其存在论解读[J].哲学研究，2014(2)：11-17。

④由于对“虚拟经济”的界定有分歧，虽然人们公认虚拟经济总量大大超过实体经济，但难以形成公认的统计数据。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各大金融研究机构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全球金融资产总额已突破48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以全球GDP总和计价的实体经济约为105万亿美元，前者是后者的4倍多。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GALBRAITH J K. The essential galbraith[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1.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拥军，安连新.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党的两个“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关系新论[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3-17.

[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