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康：我所知道的王任重

作者：范康来源：旧报刊剪辑 2023-02-03 1415

直接接受毛泽东熏陶

《毛泽东传 (1949—1976)》叙述毛主席1961年9月23日、24日,在武汉会见来华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的情况时, 写道：“在第二次会见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其实后面还有内容。记得在毛主席这次会见后不几天,我在中宣部17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听传达,会上宣读的是谈话记录稿。毛主席说罢“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稍停了一下,指了指陪同在侧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 说：“也说不定是他。”我当时心头微微一震。我是从湖北武汉调来的, 对毛主席谈到王任重自然多了一分留心。不过细细一想,这只是话赶话,顺便说说而已。然而从中也多多少少看出王任重在毛主席心目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早年在湖北工作过的人都知道,王任重是在武汉同毛主席直接接触而逐渐关系密切起来的。毛主席很喜欢武汉这个城市,尤其是武昌东湖梅岭那片临水幽静之地。全国解放以后他去过很多次,大都住在那儿。王任重作为武汉市、湖北省党的主要负责人,因缘际会,能够更多地接近毛主席。王任重思想敏锐,工作勤奋,为人耿直,心胸坦荡,对上不谄,对下不横,直率敢言,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能和盘托出个人的不足和失误。更重要的是,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在具体实践中还有所发挥。所有这一切使他赢得了毛主席的赏识。

王任重同毛主席直接接触始于1953年2月。那是毛主席第一次到武汉视察,停留了四天。王任重参与接送、陪同、汇报、商讨,多次同毛主席在一起。经过多年党的政治生活锻炼,王任重严格遵守纪律,从不轻易谈论中央领导人的言行。事隔多年之后,我曾经向他问起最早同毛主席接触的情况, 他仍然语焉不详,只说了两点：一是主席听汇报,不喜欢你照本子念,而是他向你提问题,让你回答。二是主席听了一个街长汇报,说那个同志能天天同群众在一起,太好了。1983年12月21日,为纪念毛主席诞辰90周年,王任重根据自己的日记,整理成一篇题为《毛主席第一次视察武汉》的文章,公开发表,才算是全面袒露了事情的经过。他写道：“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今晚十一时三刻,毛主席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我和中南局李先念、李雪峰等同志去迎接他。这是我第一次和毛主席握手谈话,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早晨八时,主席的秘书打来电话,让我带一个街长去向主席汇报街道工作。我立即找到大智街的街长陈光中同志,带他去见主席。我告诉陈光中同志不要紧张,主席问什么就如实地讲什么。主席问了街道居民生活的情况, 街道的组织和工作情况。主席听了街长的汇报后,满面笑容地说：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跟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最后,他总结一句：“这几天我的精神很紧张,但又很愉快。主席的谈话和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受到一次宝贵的教育。”同伟人初次为时不短的共同活动,对王任重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大大激发了他的优秀潜质,逐渐形成有很大吸引力的政治品格和精神风貌,一直保留至终。

1988年 3 月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开幕会,左起：钱学森、李先念、王任重、方毅

优良的思想作风

这从王任重晚年在中南海怀仁堂讲党课一事也可以看出来。1991年7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举办系列党课讲座。听课人是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部、局两级领导干部。任重同志担任第三讲,题目是《关于领导作风问题》,时间在5日上午。一些老同志听到消息也赶来了 ,同在职的中青年干部一起, 从头至尾兴致勃勃地听着。王任重按照他一贯的作风,拿着一两张纸写的提纲,看也不看,直视听众,娓娓而谈。他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一共分四个问题：第一,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二,党委书记要学会当“班长”;第三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四,读书、谈心、想问题。深刻的道理通过许多具体事例, 像春风化雨一样渗透到人们的心田里。那些不太熟悉王任重经历的四五十岁的听众,饶有兴趣地听着他的讲话,深深折服于他的阅历、智慧、知识、坦诚和口才。至于对王任重有许多了解的老同志, 更是品味到了他话语中的深沉内蕴。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罕见地刊登了一篇特写,专门报道这次的党课。记者写道：“近两小时的党课,大家自始至终情绪饱满。最后,王任重同志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中走下讲台。记者耳边不断听到这样的话：‘受教育,讲得好! 讲得好! ’‘这样的党课应当多讲多听! ’”这堂党课的魅力在于,王任重不是空洞说教,也不是高高在上教训人,而是把自己放在同听众同等的地位,现身说法,解剖自己,重在感染和启发。无疑这是他在用合格的党员领导干部标准, 审视自己丰富的经历,启迪后来人。

王任重在讲党课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北京听到一种说法, 我到外地也听到了。我们党不是有三大作风吗?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有人给改成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没有这样的不良现象呢? 确实是有的。我看这是一种腐败现象,必须下决心去加以克服。”三大作风在有的人那里变了样,甚至变了质,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有些人口头上还讲一讲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连提都很少提。他们热衷于吹嘘自己的政绩,不愿意认真检查缺点错误,更是听不得一点儿不同意见。领导干部在组织生活会上,坦诚地、深刻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不容易了, 公开揭露自己的缺失更是难得。王任重令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从来不替自己评功摆好,不吹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谈到个人总爱说不足、缺点和错误。他是少有的敢于公开作自我批评的高级领导人中的一位。就我接触的情况来说,他几十年来一贯如此。

我们知道,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热风日炽的时候,特别是1958年,王任重主持工作的湖北是十分活跃的。提出搞“试验田”,风行全国。小麦亩产放卫星, 同一两个尖子省争雄。“共产风”起来了 , 湖北省委为实践“工作、学习、写作三结合”而成立的写作组(笔名龚同文)发表一篇文章,宣扬马雅可夫斯基诗中讲的,个人拥有的除了一把牙刷,别无他物。当时连我们这些热情洋溢的青年共产党员都大吃一惊。大炼钢铁,机关里建小高炉,把好好的铁栅栏都拆了。这一切,同王任重闻风而动、一度热衷高指标的指导思想是大有关系的。但是,他只要认识到自己错了, 改起来也是雷厉风行。首先是敢于承认错误,不怕公开露丑。王任重在1959年庐山会议小组会上发言, 检讨湖北的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心情十分沉重。他承认“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冲昏头脑”, 还表示：“不要怕错误说多了,影响积极性。讲靖楚,出点冷空气,说右倾,我也不怕。”宋平同志同他一个小组,当时听了,40余年后还有深刻印象。1960年夏天,王任重给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领导干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班作辅导报告, 讲了好几次。每次谈到前一两年,总是说头脑发热,违背经济规律,走了麦城。我们听得多了,他话一开头,人们便知道下文。不过次次都能感受到他的直率真诚。两年以后,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讲话中又说：“像1958年的浮夸风,湖北省在全国是带头的省之一。我和《人民日报》的同志说,1958年我们天天登报,出了风头;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浮夸风我们在全国带了头。”

在毛主席面前,王任重也不隐讳工作中的问题,连因此遭遇的尴尬不快,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我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听他讲过同一个故事。那是在1959年6月22日,王任重奉毛主席之命,陪他回韶山的列车上。两人从深夜11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2时半。王任重说他最近到麻城、新洲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去年大丰收,为什么群众反倒挨了饿呢? 说明我们工作上出了问题。又说在麻城和县委书记一起在棉花地里锄草。县委书记给群众介绍,这是我们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和我们一起劳动,说完他就带头鼓掌,可是群众的掌声稀稀拉拉,并不热烈。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吃不饱饭,对我们有意见、不满意。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

这里还可以列举一件事说明王任重的为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如何严格。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 武汉市有一次突然发现只有够一天的存粮,两三天以后才能有粮食运来。一两百万城市人口张嘴要吃饭呀,如何是好? 市领导急得火烧眉毛,想不出办法。正好这时四川支援上海的运粮船只路过武汉,他们便扣了下来,以缓一时之急,打算过几天就补上。中央有关部门闻讯,进行追究。王任重对此事一无所知,武汉市事前并未向他请示报告。问题出来后,他主动站出来承担领导责任,向中央作了检讨。我过去听王任重作报告,就此事谈到自己犯了错误,一直以为是他拍的板。最近向熟悉内情的人了解,才得知原委。在读《资治通鉴》的笔记中,王任重多次写到,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同下级的关系,“必须推心置腹”,“要爱护下级的威信”,等等。在扣粮事件中为好心办错事的下级揽过,也说明他的可贵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任重调到中央工作,任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官高位尊,赤子之心如故。大会小会上只要提到“大跃进”那些事,我们总会听到他作自我批评之声。别的方面如有认识不当或处理不妥之处,王任重照样不留情面剖析自己,进行检讨。1981年的一天,他向出席全国文联扩大会议和其他有关会议的同志们作报告,谈到了当时审判“四人帮”的热门话题。他说,在中央讨论如何处理时,我主张对江青这样的元凶应该最严厉处置。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意见,才认识到这种看法偏激、短视。你看,他在1000多位党内党外的同志面前,不是吹自己的“高明”,而是讲自己的差错。我在场听到周围的反映,不少人表示,这位领导人敢于暴露思想,揭己之短,肝胆照人,是可以信赖的。

相知的赞誉

王任重的优异之处突出鲜明,人们稍一接触便会有明显的感受,那些同他长期共事过的人理解就更深刻了。

他的老上级李先念同志在1992年4月16日著文称赞他“大公无私 ,光明磊落 ,敢于直抒己见,善于团结干部,关心群众疾苦,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工作中出了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敢于自我批评,决不贪功诿过,粉饰太平。”“他从来不拉山头,不搞宗派,一贯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对干部一视同仁,无亲无疏。所以,许多同志都愿意与他共事。”“他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喜欢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界人士广交朋友,促膝谈心。”“他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遇事同大家商量,集中集体的智慧。愈是有不同意见,他愈是虚心倾听,启发大家畅所欲言,敢于争论,以便实行正确的决策。有时人家也会对他有偏激、过头的批评或指责,但他从不计较,更不会‘秋后算账’,给别人‘小鞋’穿。”最后,李先念同志总结一句：“任重同志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不谄上而慢下,不见利而忘义,‘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徼名’。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正直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受过王任重领导的原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同志,1994年4月7目在“王任重同志关怀长江治理开发座谈会”上指出：“任重同志的最大特点是考虑大局。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考虑问题,部署工作,都是从我们国家的全局出发。在他任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副主席期间, 虽然他在中央是分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却总是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从来不过分强调自己主管单位的要求。”“任重同志善于抓关键。在任重同志领导下工作都会体会到,他的领导一般显得很轻松,但决不是一般化,更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为他主要抓大事,抓关键,具体的工作放手让下面同志做。”“任重同志很善于当好班长,成为党委一班人的团结核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党组成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在会上讨论,也可以个别向他直接提出,他可以改变自己原来的想法,做到从善如流,并且积极支持党组成员的工作。”“任重同志有很强的原则性。他作风民主,能倾听各种意见,同时他又是坚持原则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态度鲜明,能做到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陶铸夫人、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赞扬王任重,说：“虽然他深得毛泽东赏识,但他却不特别在意这一点。不了解任重的人可能会觉得他有些清高,那实在是由于他拒绝庸俗之故。任重与人交往如清风幽兰,再好的朋友也是君子之交,从不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那一套。”任重同志“深思熟虑,多谋善断,平和沉稳;更富于理性却又不失感情色彩。他深沉却又纯真,从不记人之过,只有观点上的分歧而绝无私人的怨恨。他从善如流,心口一致,是少数几个敢在毛泽东面前讲真话的人之一。”“他不是那种整天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不仅工作干得出色,而且兴趣广泛,张弛相济,凡事举重若轻。”

这些都是深知王任重为人的平心之论,堪称权威评价。

创造性的工作

正是因为王任重具有这样多方面的优点,他在主管的地区、部门总是能够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紧紧抓住大事不放,组织力量攻克关键,通过创造性的领导工作,取得优异的成就。

王任重在湖北当了那么多年省委一把手,没有批过一张谈钱要物的条子,而是把精力集中到谋划如何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实事求是地说,他主事时期的湖北农业,发展是快的,对国家贡献是大的,名次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即使在1958年那样大折腾,遭到严重损失之后,两年多便恢复过来了。1962年6月,为了找到一条调动农民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路子,王任重(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跟陶铸(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报送中央,毛主席在批语中连用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形容词,给予肯定和赞扬,并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可惜在北戴河会议以后,这些好主张就被弃之不顾了。1966年,王任重到湖北孝感蹲点,研究农业机械化问题。他在广泛总结农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中国的国情,许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平原地区的农村,农民对机械化的要求往往首先是排灌机械化, 通过机电排灌带动农村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一创见突破了苏联农业机械化的固有模式,得到中央的高度评价,并通报全国各地。不久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推广湖北的经验,带动了华北平原农村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在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王任重为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肃清思想文化战线“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又根据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努力纠正思想和宣传文化战线领导上的涣散软弱状态。他还同文艺界各方面的人士接触, 包括个别征求意见, 然后在1980年5月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提出, 关于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是否就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两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宣布中央确定这是文艺工作总的口号。同年11月末,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在一个会议上讲话,就全面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提出重要意见,纠正了一些错误看法。王任重敏锐地认识到这个讲话的巨大作用,迅速促成其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产生广泛影响,进一步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

1992 年 1 月 1 日 ,王任重 (左 )与范康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合影

从1988年春天起, 王任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岗位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协助李先念主席主持工作。他以一贯的坦诚,同党外朋友肝胆相照。无论是开会或者个别交谈,他都是直抒胸臆,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时让人畅所欲言。他面带微笑,耐心倾听,最后两三句轻言细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把问题解决了。1990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生态学家侯学煜考察了安徽巢湖的污染问题回来,提出要向王任重汇报。当我报告此事时,王任重说,环保是个新问题、大问题,我一定要听。我陪侯老到王任重家里。侯老在地毯上摊开巢湖全图讲起来,王任重也兴趣盎然地蹲下来边看边听。谈到兴奋处,侯老说开了：“我这些情况是挨家挨户到农民家里听来的。他们看我是个普通老头,什么话都愿意说。”讲到这里,他伸出手指头对着王任重说：“你们当大官的是听不到这些真话的。”王连连发笑。事后侯老对我说：“任重同志能听得进意见。”王任重非常重视党和政府听取各界人士和党外朋友的意见。他听到我反映一些委员的意见后,立即亲自写信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建议,改变在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一字不提列席的全国政协委员的情况,应该特别加上“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的字样,以便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参与意识,更好地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国务院接受了他的意见,从1991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起就这样改了,迄今已形成惯例。这看来好像是一件小事,实际上是我国政治民主程序上的一大进步。

又读又想又写

王任重在湖北曾经对干部提出两项响亮的要求,一个是：读书、谈心、想问题；一个是：工作、学习、写作三结合。自己一直身体力行。

他酷爱读书,书房里图书满壁。古籍如《资治通鉴》,今书如《大国的兴衰》,经常研读。他不是为读书而读书,而是带着社会主义建设和个人工作中的问题去读; 也不是囫囵吞枣,而是细想精研,并把心得写下来。他在1961年、1962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 后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于1990年公开出版)中说：“我一直在提倡这种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 ,我以为这是一种好方法。读,好比吃饭;想,好比消化。不读书,等于不吃饭;只读不想,等于吃小米,拉小米。人的身体缺乏营养自会害浮肿病、干瘦病,人的精神缺乏营养同样会害干瘦病的。”他明确建议干部“一天至少读书一小时”,读了要多想,“三思而后行”。还要交友及谈心。按照王任重亲身的实践,“又读又想”的学习方法还可以展开为“又读又想又写”的方法。1980年6月,他在中宣部党员轮训班开学典礼上讲话,说：“学习是为了工作,写作也是为了工作。搞宣传工作,一是靠嘴,一是靠笔。过去我在湖北省委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写作组叫‘龚同文’, 写了一些头脑发热的错的东西,也写了一些有用的东西。错了就改正,不要怕。毛泽东同志提倡第一书记不仅要审查社论,而且要自己动手写社论。过去有些重要的文章,一些重要的社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是不讲、不写,那怎样做宣传工作? 不仅要让别人写,自己也要写,不会写就练。写东西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我们写东西,要力求符合实际,力求避免片面性,力求多一点辩证法。要写短文章,千把字,一篇文章讲一个问题。要旗帜鲜明,要生动,要泼辣。”王任重的许多重要文稿信件,都是自己动笔,不要别人代劳。他到外地考察,广泛接触干部群众,听到不少意见建议,对执行大政方针和重要政策有所感触,回到北京必定独自关门,给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有所建言。如果把他的这类信件收集起来,足以编成一本书。1987年5月,他去湖北小住。我因有工作向他汇报,从北京赶去。一见面,他就拿出一叠有三十几页的纸本交给我,让我看一看带回去。我翻开一看,只见每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工整的铅笔字。原来是他有感于时事,用几天工夫写作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大文章,后来发表在同年第9期《红旗》杂志上。

1958年6月 , 当时的《新观察》编辑部写信给王任重, 希望他提供几篇日记给刊物发表。王任重寄去1955年11月的《几页日记》,加了一个颇长的前言。文如其人,王任重用平实生动而又不乏幽默感的语言,讲述他写日记的经历以及对日记的作用和处置的观点。他说,当学生的时候就养成这个习惯。抗战时期,经常行军,“跑敌情”,为了保密起见,把已经写的日记烧掉了,没有再写。“从1948年1月25日起到现在,已经十年多了,写了几大本。重新翻一翻,对自己说来是很好的。从上面可以发现自己思想上的某些错误,生活上作风上的某些缺点,还可以发现自己是如何向自己的错误进行斗争的。我记下了若干次党的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还在日记本上写了一些杂感,包括读小说、看电影的杂感……这一切都是为我自己写的,顺便写来,不大讲究文法修辞,也不讲究什么逻辑性。”又说,“日记是自己生活的实录, 对于自己的修养是有好处的。虽然说,‘事无不可对人言’, 但是日记对于别人是不公开的,甚至对于自己的爱人也不愿意公开。不管这种心理对不对,但这是事实。”接着说,《新观察》编辑部提出要发表日记的使人作难的要求,“既然不愿意让别人看,哪还能发表呢?但既然答应了,为了不失信,只好找几篇能够见人的日记,让《新观察》去选择吧。”“我是这样看的, 如果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日记,未必是好的日记;但是写得好的日记,未必一定是好的文章,而且对于读者来说未必一定有好的影响。”最后表示：“日记选择几篇发表,这是一种例外,我的日记还要继续写,但是不准备发表。”年过古稀,王任重依然坚持写日记不辍。只是由于工作繁忙加上精力受限,往往隔几日简略记一记,像个提纲。1990年冬天,我随同他访问巴基斯坦。在卡拉奇的某夜闲谈中,他慨乎言之,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挤出时间,把那些富含重要内容的日记,特别是同毛主席多次长谈、聊天的记载,通过回忆,详细整理出来,供作历史资料。可惜天不假年,王任重在1992年3月紧张筹备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之际,突发心脏病,逮然辞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不然的话,广大读者可以在类似《毛泽东传》这样的权威著作中,看到更多援引《王任重日记》的中国政坛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