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这是我对当今经济领域里意识形态斗争焦点问题的一点回答

自  序

刘国光

我年事已高，淡出学术舞台多年，这里收集的是若干年前所写的文字，当时或曾有过影响，现在看来仍有意义。主要集中在“计划”和“市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上，二者有内在的联系，讲的都是经济转型中的理论是非。“双重模式转换”是我关于经济转型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环绕上述问题针锋相对的论争，反映的则是当今中国社会不同利益阶层势力的诉求，已经到了何等紧张的程度。它关系到我国改革的前途命运，是当今经济领域里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

总的来讲，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是必由之路，但是，我始终坚持计划与市场结合，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协调发展，改革的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能是资本主义的。不强调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么，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改革造成两极分化，那改革就失败了。当然，我们一定能够避免这种前途命运。

反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两极分化的声音，虽然有雄厚的财富和权力的实力背景，但毕竟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而主张“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为导向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声音，则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希望。我国经济改革的前景，不取决于争论双方一时的胜负，最终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这是我和许多经济学界朋友们的共同信念。研究经济学要有立场、观点、方法的说法，好像又不大时兴了，但我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关注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是不能丢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观点和方法也是要坚持的，但具体的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可以选择，为我所用，为创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理的分析，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部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国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情况需要关注。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仅靠官方权威来支持其主导地位，而要与时俱进，兼容并蓄，不断创新。

实践在发展，思想也在发展，这里所收集的文字还算不得成熟，只能作为参考，同时就教于大家。我愿就这些问题，与学界同人交流探讨。

本次文字整理，桁林博士协助完成，谨此致谢。

附录一：

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学部委员

刘国光学部委员1923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为特邀顾问,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是党的十二、十三、十四大报告起草组成员,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首届“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获得者。

刘国光先生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1951年选派到苏联留学,是新中国第一批留苏研究生,并于1955年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独立出来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迎来学术“井喷时期”。他在孙冶方直接领导下结合“大跃进”经验教训，提出经济增长方面最著名的董刘模型（参阅《刘国光经济改革论集》编后记说明），是中国版哈罗德——多马模型，而且是离散时序动态模型，更具有理论前沿性，改革开放以后才被国外学者关注到。改革开放之后迎来第二个学术“井喷时期”。1979年率先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结合这一破解体制改革根本性问题的重大命题，受到中央关注，称之为“标兵文章”，号召“在更多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最大决心，作最大努力转到这条轨迹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高这种理论研究风气”。1982年明确提出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在计划经济时代如同一声惊雷，这个观点为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宏观管理模式作了先行探索。1984年，刘国光课题组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总体设想》，开始独创性地阐述“双重模式转换”目标，逐步形成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政策体系。刘先生一直秉持市场与计划“结合论”，坚持“两点论”反对两个极端，既反对迷信计划也反对迷信市场，不迷信计划又不忽视计划，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更要加强政府社会经济职能的作用。他在1985年提出的双重模式转换论成为十年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先导。他在宏观经济领域提倡旨在为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的“宽松环境”“买方市场”，旗帜鲜明地反对通货膨胀有益论观点，由他最先领导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二十年间已经成为人们观察国内经济趋势的风向标。

刘国光晚年掷地有声地指明了两种改革观点争锋的实质，批判新自由主义改革发展观，强调指出：“是坚持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还是假借‘拥护改革开放的旗帜，把中国引导搞资本主义’的改革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方向，还是采取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改革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还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或名曰‘市场化改革’的改革方向？”

同时，刘国光在《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若干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1期）、《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什么样的的理论——访杰出经济学家刘国光学部委员》（《政治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了关键性的重大贡献！

附录二：

简评《刘国光经济改革论集》

桁  林

《刘国光经济改革论集》是刘国光教授若千年来所写的文章汇集，这些文章当时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现在看来仍有重大价值，主要内容集中在“计划”和“市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上，讲的都是双重模式转换、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是非，反映了当今中国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矛盾斗争的焦点。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和活力离不开先进思想的引领作用，刘先生用自己的学术人生践行了这一点，也证明了这一点。编辑整理这本新《论集》旨在探寻“思想怎么领先时代、思想怎么能够引领时代”的踪迹，所选三十篇代表性文章，比较集中、全面、综合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轨迹。相信还原历史之旅、探访真相激情同样裨益读者、感染读者。

论集分为五个部分，分别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关于双重模式转换间题、关于改革方向的论争、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地位以及若干历史的回顾与小结，外加一篇学术小传。这本论集非常具有探索性的是，刘先生和大家一道重温了《资本论》有关商品和商品生产普遍具有的两重属性，即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以及资本积累所特有的两面（性），即价值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指出私营企业具有上述商品生产两重性、资本积累两面性特征，因而在鼓励、支持包括私营企业在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加以规范、引导和把握，才能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添砖加瓦。与此论题相关联并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则是如何正确处理资本存量、流量和增量之间相互关系（其中反对私有化就是刘先生最鲜明的态度），以及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等深层次问题，在双重模式转换的整个过程中对于解决这些问题都应有充分准备，不能想得过于简单，要提前布局，早作打算，做足预案。对于这些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发展稳定的重大理论问题，刘先生已经作了先行探索，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力揭示了这样的真理，一如既往地有着先见之明。论集分量之重所虑在此耳，有助于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对重大现实问题辨识与判断能力。

《刘国光经济改革论集》于2022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封面特意设计了100颗星星，宛若河汉，动如玉带，以表对百岁老人的美好祝愿！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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