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某教授抛出“推进共同富裕”的条件实际是阻挠它的实现

一

某教授的《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制度保障》一文读来，只觉得其中充满着许多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否定。首先他的文章题目与内容是对立的。题目是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而内容整篇读来，恰恰是论述100年内不想也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首先他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总体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才能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超过美国之前，是不能考虑“共同富裕”的。

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他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人们所憧憬向往的理想社会，其中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因为剥削就其无偿占有他人财富的本质而言，既有违人类共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也不是合理的经济行为。……所以，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前提。”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然而，消灭剥削并非要禁止通过剩余劳动的物化积累和学习知识、研发创新的人力资本提升而合理的逐利行为，消除两极分化也不是追求绝对平等，这种否认任何差别、追求同步富裕的绝对平均主义必然泯灭人们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创造更多财富的积极性，从而最终导致普遍贫穷。正是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要消灭贫穷。由此才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迎来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打破了铁饭碗大锅饭，确立了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和制度。当然，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这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既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又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就只能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做出抉择：是更追求效率，容忍较大程度的不平等，以期将来在财富更加丰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还是更注重平等，以较大的效率损失求得共同富裕。”

某教授的这一长段话就是要告诉我们完全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就是“导致普遍贫困”的社会主义。要想“”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就”只有“容忍较大程度的不平等”，甚至两极分化。“就只能在效率和平等之间做出抉择”。

的确，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建设的确不能一蹴而就，一天之内就富起来。但是对于人民意气风发，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潮，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力的解放，能用“普遍贫穷”来加以污蔑吗?在资本的剥削下，人民富得快?(这是天方夜谭)还是在所有劳动成果归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富得快?这个道理不难懂吧?如果在资本剥削下劳动人民能够共同富裕，那就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了。40年改革的历史已经充分地揭露了这套谬论的荒唐、可笑。劳动者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住不起房，为生活而到处奔忙，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安居乐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民对毛主席深深的怀念说明了一切。

某教授还认为：“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作为一个过程或者行为，共同富裕意味共同致富和共同发展，全体人民都有追求发展、勤劳致富的共同权利和机会，通过共同努力和共同奋斗的过程，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

他这段话更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在任何存在剥削的阶级社会，能够爬到上层的都只能是少数人，多数人养活少数人，一部分人富裕，是一切阶级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而消灭剥削让劳动者富起来，是只有人民当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有剥削，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这是阶级社会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许家印这样的资本家，他们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千百万劳动者贫困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富人越多，劳动者只能越穷，只能与共同富裕的设想越来越远，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某教授还认为：“共同富裕必须与我国发展阶段协同推进，推进共同富裕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中共十三大(1987):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他把发展生产与共同富裕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在把社会可分配的财富蛋糕不断做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其实时至今日，“上百年”也已经不是好的托词了。在“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过程中，第一年和第一百年的差别，总应该在不断地量变之中吧!否则不是就永远也到不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了吗?这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啊!

从三大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至今已有70年了，距离一百年也过了70%了。照例共同富裕也应该前进了70%了吧?怎么两极分化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呢?就是用一百年的理论也解释不通啊!按照某教授的设想，即使到了一百年，恐怕也仍然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为，没有量变，哪来质变?

某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消灭了阶级剥削，实行了按劳分配。从根本上调动了劳动者主人翁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使生产达到更快、更高发展的目的。

而某教授在赞扬和肯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却极力主张要素分配或“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分配。他说：“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才能使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财富。按照邓小平理论，共同富裕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前提的。既然共同富裕要以消灭剥削为前提，那就需要首先做到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只有在报酬与贡献相一致的初次分配基础上，才能通过再分配的调节，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但是，事实上不论怎么分配。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世界上所有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一块土地，如果没有人去开垦，永远也不会产出粮食;地主有再多的土地，也只是荒地。如果没有工人的劳动，工具、机器、原材料、货币，都不会成为生产的要素，他们只能是一堆无用的东西。所以除了按劳分配是公平的以外，按要素分配在理论上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也不须在理论上去为它辩护。

在私有制下要素可以作价，按理不应该参加分配，参加分配是党的政策，并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就过时了，不对了。而华为的按贡献分配，是一种很细致的分配制度。那是确确实实的贡献，不是许家印那样的所谓“贡献”。那运用起来是很讲究的，不是白送的，实际上带有按劳分配变通的性质。

如果社会主义去除了、削弱了公有制，当然也就没有了按劳分配，那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什么区别呢?它的优越性也就不存在了。你前面的论点，就被你后面的理论否了。

这就是某教授文章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自我否定”。论据否定自己的论点，理论否定自己的主题思想。

这说明了你的理论思维是互相矛盾的、混乱的、不能自圆其说的。

二

其实党对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这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都是错误的。……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的高度再次强调，‘必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明确要求‘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求是》2024.02《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第13页)

从以上党的政策，我们理解民营经济只有与党的政策相向而行，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因素，才是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如华为这样的民企，就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方向。

某教授的民营经济政策设想，无疑与以上党的政策有着一定的距离。不是致力于把民营经济引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是要求人民和党，千方百计迁就资本逐利的欲望、美化他们逐利的贪婪，担忧他们逐利的积极性不被尊重，这与我们国家对民营企业的要求是并不一致的。

特别是在当前两极分化严重存在的现实面前，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某教授的这套：“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处理好效率和平等的关系。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分配原则，在三次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平等的关系。……为此，要建立和健全生产要素市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平等保护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权益，消除所有制歧视、行政性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导致的报酬与贡献的偏离。所谓兼顾平等，就是在财富的再分配中，通过税收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调节，把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按照某教授“初次分配讲效率”的理论，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设想实际是脱离现实的。在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的效率，就是资本能从工人的劳动中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以调动资本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分配思想贯彻的结果，必然是尽可能地降低工人工资在收入中的比例，而尽量扩大资本的利润收入。其结果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而使中国社会经济的供需失衡、生产过剩，劳动者越来越穷。解决的办法还是必须提高工薪阶层工资性收入的比例，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在中国出现。

试想如果初次分配，资本家已经拿走了利润的大头。仅依靠国家的税收，怎么有能力进行这样严重的两极分化下的二次分配的调节呢?三次分配靠资本发善心，就更不可靠了。根本的还在于这种分配，劳动者不可能从资本的压榨下得到彻底的真正的解放。

实际上资本拿了大头，不一定会用来投资国家需要的产业，扩大再生产。他可能用于奢侈的生活，而且还可以把资金转移出国。并不一定能自觉用于发展国家经济，做大蛋糕。这样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潘石屹、马云、柳传志、......不都是这样的吗。

不要拘泥于民主社会主义为缓和资本主义阶级矛盾，而采取的缓和阶级矛盾的分配理论。

目前，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急需人类统一规划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人类已经完全有能力，统筹规划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技术上解决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规划的计划经济已经不成问题。

在这样先进的科学技术面前，不相信人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而盲目迷信资本主义通过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优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已经成了十分可笑的不可知论的奴仆。

为自私贪婪的阶级利益迷住了眼睛的资本帝国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作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无产阶级，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条件，以计划经济的头脑，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正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前辈的理论成就和宝贵的历史斗争经验。站在前人的肩上，促进世界历史向着人类幸福的路上迅跑的历史责任，已经落到了我们的肩上。勇敢地挑起这付担子，为人类世界作出更大的历史贡献，是有着五千年优秀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民，应有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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