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学文发言 | 五四：不断重温的启示

五四：不断重温的启示

董学文

一

一个现象耐人寻味：那就是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群那里，纪念五四运动的调头和动机是很不一样的，并且是发生变化的。这说明，五四运动本身的思想成分和精神向度是多元的；人们对五四的解读和需求也是分歧的。了解这个分歧，考察认识起伏与视角冲突的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进一步看清我国文化方向选择走过的真实路径。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同时又指出，“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那么用这个思想来阐释五四运动其后在形式上发生的某些变化，就应当于“被曲解了的形式”中去发现它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定本质。对五四精神遗产的继承，倘若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抛却本质，那是以点遮面，以意为之；倘若强调绝对的因袭性和一致性，则是一厢情愿，有悖于辩证法。

在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上，首先需要的是真实地还原历史，其次需要的是辨析它的几种发展可能，认清其中哪种发展是真正符合历史潮流的。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五四运动的老战士、“火烧赵家楼”的参加者、著名文论家杨晦先生，在50年前一个纪念五四的座谈会上就曾这样说：“‘五四’时期，反对旧礼教，反对贞操观念，反对家庭中的父权的专制统治，反对旧的传统文学，具体情况很复杂，但基本上是从革命要求出发的。要革命，就要打倒旧的东西的束缚，建立起新的东西来。不过，其中正确的与不正确的观点、方法都有。”这是亲历者的感受，应该说是可信的、准确的。特别是“其中正确的与不正确的观点、方法都有”这句话，表明了五四运动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复杂性，同时也表明它注定给以后的论争及朝不同文化方向的牵引与拉动提供了条件。

譬如，当时的“激进派”，是从变革的需要出发来看待各种不同观点和方法的。但是，他们“对于究竟什么才是‘新’，要建立什么样的‘新’，却并不明确。例如小说创作，当时大力学习和介绍外国的小说。中国发展到那时的新小说，已有一个传统，但作为‘章回体’全被否定了。所以，所谓的‘新’，就是指外国的形式。自然，学习外国小说是对的，但不加分析，就不妥当了。新诗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类型。而当时的“改良派”，有的则是变个方法来推崇旧的事物，并非真心反对旧的封建糟粕，这又是一种文化类型。那时，北洋政府是很注意利用旧戏、旧文化来维持反动统治的。旧戏、旧文化中确有腐朽、低级、落后的东西，也有好的为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五四时，有些论者对此不作必要的分析，一概抨击否定，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这也是一种类型。再如反对旧体诗，因为五四前一段时期，作旧诗往往跟官僚政客及一些无聊文人的腐烂生活分不开，这些人以吹捧坤角的肉麻诗点缀没落文坛，因之反对旧体诗也有其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形。可是，中国古体诗词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有中国文化极可宝贵的东西，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可惜，在其后的诗歌发展中，这个传统没有合理地很好地继承下来，直到如今，学习古体诗词形成热潮，写古体诗词的人比写新诗的人多得多，就不能不说是一个辛辣的讽刺。

在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泽东说的有些话是值得重温的。他说：“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运动胜利了没有呢？没有。虽然“它是革命的”、“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但是也失败了”。他号召青年要总结并懂得“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那么这个教训是什么呢？用他的话说，“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没有得到落实。加之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其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五四以后，情况大为改观，各个文化领域都急速发展，所向披靡，走向一条上坡路。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或者简言之，就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此时，中国的新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反传统”，是一般的“民主”、“科学”、“爱国”，而且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此看来，我们今天是继承和推动这五四之后的主流的文化方向，还是维护、眷恋和招魂五四当时或之后已经失去灵魂、变成躯壳的文化成分，显然应当成为不言自明的、无须争辩的问题。因为对于后者来讲，按照当时思想界先进人士的看法，它已成文化潮流中一股黑暗的逆流，是没有前途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看看瞿秋白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的意见。他评论道，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历史的实况。众所周知，五四前后，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或先或后地在中国流行过，尝试过，但都成了历史上来去匆匆的过客，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并引领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桎梏，逐步走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明之路。这用历史、文化或自由主义传统的“断裂”说，恐怕是无法解释的。

时至今日，有些研究者认为，倾向社会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恰是五四运动走上邪路的表现。这种观念，起码无视和拒绝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改造，不承认“科学”和“民主”可以并已经被赋予新的时代义涵，完全看不到“科学”和“民主”在更高层次上得到的推广与发扬，这显然是和五四运动的真精神相违背的。

这里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呢？症结还是纠缠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好像五四运动真的造成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真空”，好像五四的传统就是张扬“自由主义”，好像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风行并红火起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就“失落”了，“启蒙”就被压倒了，这些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五四之后，确乎提倡马克思主义是很热门与时髦的东西，但这是历史选择，形势使然。只要尊重事实就不难发现，那时提倡马克思主义，不是对“民主”和“科学”的否定，而是真正使“民主”和“科学”的诉求符合历史规律，符合民众的需要。在社会变革、历史认知和人文精神领域，马克思主义都使之有了全新的面貌。如果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把五四这场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颇与失误都算在它的账上，那么这种态度是不实事求是、不够公允的。

五四运动的缺点和弱点，其实前人已经有了许多深刻的总结。如今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就是要发扬五四的爱国和革命精神，继承和研究它的思想文化遗产，在受到激励的同时，寻求启示与借鉴，以便在日后的文化建设中走上更健康的坦途，而不至于重蹈历史教训的覆辙，甚至“把早已被前人所超越的东西重又当成珍宝供奉起来”。倘若反思五四就是要“儒化中国”，就是要搞“儒家马克思主义”，让“儒学”成为当今代表中华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正统”；或者搞“全盘西化”，“民主个人主义”，依然以所谓“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为宗旨和目标，排斥唯物史观学说的指引作用，那就不是什么“道与世更”，不是真正继承五四传统，而是与历史的必然要求南辕北辙了。

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参加者所从事的反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启蒙工作。相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坚决批判者。由于他们运用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为武器来解析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因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学者的弱点，从而把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有力地引向深入、推向前进了。那种认为“救亡压倒启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断或取消了反封建的启蒙工作，是没有根据、与历史实际不符合的”。

二

是否可以这样归纳：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是以多维视野来寻觅救国强国之路的。但是，由于实践的教训和真理的感召，这条道路的主线便由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传播“民主”和“科学”思想转到重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来，因而大大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并揭开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不是“文化大破坏”的“预演”和“滥觞”，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建设的壮丽起点。否则，共产党人和他的思想家是不会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说出如下明确而透彻的判断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历史的运行没有推翻这个大胆的判断，而是验证了它的预见性和正确性。如果拿这个判断同五四之后右翼文化势力的判断相比较，那就高下立判、泾渭分明了。上世纪30年代，陈立夫曾说：“‘五四’运动，纯为一种文化的破坏工作，以致我国固有文化，摧残无余”，“整个的社会，陷入堕落灭亡的悲境”，“凡此种种，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遗毒”。可见，立场和结论都截然相反。无疑，后面这种意见是有开历史倒车之嫌的。

充分肯定五四作用的判断，同把五四简单定位为思想“启蒙运动”发端的见解，也是有本质区别的。以文学而论，按照五四运动自由主义派代表人物胡适的说法：“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依照傅斯年的说法：“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而李大钊则认为：“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造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他还说：“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两相对照，彼此思想分歧的实质就暴露出来了。显然，遵循后者的意见，才触及了“启蒙”的真谛，才是现代和当代文学前行的康庄大道。

五四运动在文化变革上，不是没有过失。其过失，用亲历者杨晦先生的讲法，那就是“总的说起来，‘五四’时期反对旧的文化，有革命的政治的意义，但对继承方面注意不够。文化是要向新的方向发展，不过不能完全脱离古代文化的传统。当时是旧的东西不要了，一切都要重新来：旧诗不做了，改做没有旧的影响的新诗；反对旧戏，于是另行提倡话剧；小说的情形好一些，然而也是另外接受西洋的，认为那才是方向。就新诗的情况看，这样搞对新诗的发展很不利。在效果上，新文学的圈子很小，达不到群众中去，受到很大限制。”这里说的，就是那种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的文风和学风。而这种缺乏辩证批判精神的思维方式，不正是由于其后有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才得以改变和克服的吗？

眼下，有些论者之所以提出究竟有“一个五四”还是“两个五四”的问题，认为“在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结束之后，它就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演变成一个‘神话’，一个不断被讲述的‘神话’”，其关键就在于论者想把本来是驳杂的五四观念，拉向吻合自己理想与意愿的阐释方面。

五四只有一个，五四时期的思想虽很多元，但五四实际昭示的基本历史轨迹却是明摆着的。宣扬有“两个”或“几个”五四，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要把其作为“政治运动”及其功能同其作为“启蒙运动”及其功能对立起来，企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五四精神引导到虽然已被超越、淘汰但却是力图能重新加以实现的方向上去。这样一来，提出“把‘五四’和‘80年代’直接对应，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统一体’破裂，‘两个五四’的故事需要重新讲述成‘一个五四’”就顺理成章了。这“一个五四”不是别的，就变成胡适等人物心目中的五四了。

沿着这种思路，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这样：“启蒙”和“救亡”之间“互动”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在‘六三’罢工罢市之后，马上就面临一个‘五四落潮’的问题，也就是互动的结构被破坏了，‘救亡’压倒了‘启蒙’”。可是，这个结论——多年前就已被李泽厚阐述过、如今又重新拿出来的结论——是同事实不一致的。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分期来看，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左、中、右几个部分人的统一战线，“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这是历史的真相。面对这一事实真相，怎么能说“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参加，范围波及全国，转入广大群众运动的新阶段，就成了“五四落潮”、成了“‘救亡’压倒了‘启蒙’”呢？毫无疑问，这在史实上和学理上都是讲不通的。

诚然，五四运动是从政治危机的问题开始起步的，联系到新文化运动，它的一个落脚点便是展开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但是，五四运动也好，新文化运动也好，最终都落实到了救亡爱国的主题上，这不是个人意志所致，也不是实践中的偏差，这是历史演化的必然逻辑，是它之所以在近现代史上留下永恒而辉煌一页的根据所在。有些人想把它定为“激进主义”，批判它压制了“启蒙”，呼吁新时期的文化建设的“现代性”要接续到王国维和五四之前的鲁迅那里去，企图把五四这一页以及其后的半个多世纪历程都掀过去，这仿佛在重复陈立夫式的意见，这种至少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

我们今天纪念五四，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它的爱国和革命精神，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纪念五四，绝非要简单地“重临起点”，更不是要“补资本主义课”。那种鼓吹“回溯性的建构”，认为“‘回到五四’构成了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前提”的说法，是欠妥当的，因为这种理论，认定是“救亡压倒启蒙”令“五四落潮”的，而“‘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条件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换一种说法，即从“个体自由”和“群体解放”的关系角度来理解，那就应当把“救亡压倒启蒙”的罪过落实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 这种理论，实际已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描绘成一个背离五四科学、民主、人权、自由传统的过程，描绘成一个“封建主义”大复辟的过程，因之要呼吁“回到五四”，要“重新启蒙”，显然，这就把对五四精神的承继引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关于五四精神的论战，看来还会相当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但可以相信，历史是会给出最后的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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