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摘桃子”的

作者：欧洲金靴来源：金靴住在八角楼 2022-06-03 6539

1945年7月的延安，晴光明媚，山岭上沉甸甸的谷穗、籽粒饱满的高粱头随风悠荡，到处呈现着丰收在望的景象。

这天傍晚，毛主席双手捧着从菜地里收获的辣椒，兴冲冲地回到住所，发现朱老总和恩来同志正等候他。

“劳你们久等了，我请你们吃辣子！”

恩来同志说：“主席啊，现在可顾不上吃你的辣子了，有件事我们得赶快议一下。本月16日，美、英、苏三国组织召开了波茨坦会议，整个世界战局将会有大的变化。”

说着，把一张报纸递给了毛主席。

这时，朱老总率先谈了自己的看法：“尽管还不晓得啥子内容，但有关苏联出兵、日本投降的问题，他们一定是会商量的！”

毛主席放下辣椒后，一边洗手，一边意味深长地说道：“刚才，我在在菜地里采摘辣椒时，看到山上的桃子已经熟了，恐怕有人要来‘摘桃子’了！”

机敏睿智的恩来一听便懂毛主席的言中之意，说道：“是啊，他蒋介石要来‘摘桃子’了，他是绝不会‘错过时机’滴！”

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已经在四处派出接收部队，接收敌占区，抢受伪军和日军的投降，

蒋介石为了夺取胜利果实，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就已经同美国、日本暗中勾结，三方达成默契，决定利用日军、伪军打击八路军、新四军，绝不让共产党的部队受降。

八年全民抗战以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浴血奋战，抗击了64％以上的日军和95％以上伪军，毙伤日伪军136万人，解放了广大的土地和上亿的人民，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区几乎都已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将近全部的伪军和绝大多数日军也都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纵队的包围之中。

只有包围日伪军的部队，才有受降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具备受降的资格。

而蒋介石的军队，其八十多万人马在大后方“厉兵秣马”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准备大打内战。

华北地区已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距离日军所占的大城市很远很远，无法迅速受降。

当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到国民党总部后，夜不能寐的蒋介石一连发出四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部队，要他们加紧进军，勿稍松懈，千万不要等中共部队已经把包围圈中的日伪军解决了才到，并保证交通工具由美国负责，要火速进军；

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部队，通电所有日伪军将领，各原有阵地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要他们“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命令给朱老总，要他的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待命，不准受降；

第四道命令，电请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要他在蒋介石的军队接受之前，当负责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军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中央接收部队……

毫无疑问，从这一刻开始，蒋介石反动集团卖国求生的阶级本质就已经容不得任何政治脂粉以涂抹，国民党首脑高层已经毫无底线地向汪精卫式的汉奸立场无限挺进。

之后，蒋介石又立即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对受降问题作了一番布置，到会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等人。

何应钦当时已由军政部长改任陆军总司令，蒋介石鉴于何应钦主持军政部克扣军饷、迟发补给、造成官喝兵血、兵困扰民，决计改组军政部，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以陈诚接任军政部长。

蒋介石还宣布了指定日军投降地区及受降长官，并委任汉奸、投降将领庞炳勋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吴化文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济南市市长，周佛海、罗君强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

蒋氏这一倒行逆施的决定不仅引起共产党的抗议、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一些正直的国民党内部人士的不满。

冯玉祥就大怒，当面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偏偏不准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这究竟是为什么？”

再看冈村宁次那边，其8月15日听到日本天皇的投降宣讲后，已是满腔忧愤，特别是听到日本陆相阿南在8月14日夜剖腹自杀的消息，更是惊魂不定。

8月16日，惊魂不定的冈村宁次收到了蒋介石要他“忠于职守”的电报，顿时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为“效忠”蒋介石，冈村宁次复电表示：“遵令执行，对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

随即，冈村宁次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同一时间，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到北平、上海等地接收日军，并要求以超规格待遇诱导日军向国民党投降、而非选择共产党。

如是一来，日本战犯在一夜之间成了蒋介石集团的贵宾，受到国民党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优待。

最典型的是汉口的中国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竟特地向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其时广泛地掀起了一场“中日亲善合作”的热潮，本质不过是反共而已。

按照蒋介石“不刺激对方，对投降的日军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到遣返为止，不解散日军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的指示，冈村宁次这个双手沾满中国百姓鲜血的刽子手，成了所谓“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日军各方面军司令官也纷纷成了“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为了配合蒋介石反共，冈村宁次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在华一切军用及国有各种设施、器材等严禁破坏损毁，如数向中央政府移交，以利其复兴。”

日军在各地的投降，也催生了南京伪政权的鸣锣收场。

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陈公博立即打电话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量后事。

16日，周佛海抵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一片恐慌、内哄和混乱之中，由陈公博主持召开。

会议最后决定，解散南京日伪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

至此，南京日伪政权彻底瓦解。

8月19日，周佛海乘车离南京到达上海，是日发表谈话，宣布自己奉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业已成立行动总司令部，负责维持治安。

为了阻止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上海等地的接收，调集由其指挥的全部伪军，周佛海加强了上海周围及上海到杭州地区的布置，调伪中央税警团及警察编成六个纵队，驻守上海各军事要地。

同时，周佛海还设置了杭州区与宁波、绍兴区两个指挥部，并勾结上海日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及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要日军“必定要听候国民党中央命令”。

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伪上海市警察局长罗君强，也发布紧急命令：“今后上海治安，在过渡时期由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负全部责任，所有官警及保甲人员，应归顺中央，服从蒋委员长命令。各官警未得许可，不得任意参加任何团体，更不许有自由行动。”

在经济上，周佛海还为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军队提供大量资金及物资保障，对抗共产党的受降。

蒋介石利用日伪汉奸势力，大肆维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广州、武汉、香港八大都市的所谓“治安”。

并且，蒋介石还在美国的援助下大量地向上海、北平、南京等地运兵。

1945年9月5日，国民党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次日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一部空运到上海……

就这样，抗战前的“低调俱乐部”、“攘外必先安内”、“抗战必亡”、“吾国难敌日兵”，纷纷摇身一变，全部成了抗战胜利果实的摘桃子者。

正式受降之际，蒋介石派出何应钦去南京主持典礼，接受冈村宁次统辖的128万军队的受降，其中包括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19个独立警备队和6个海军陆战队。

为了抢占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北古口、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等二十四个重要城镇，蒋介石又把全国分为十五个受降区，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1945年9月9日，早已被美国人和日本人视为“头号亲日派”的何应钦，率领一众国民党将领来到南京同冈村宁次举行“亲切会见”。

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密谈，以呈现汉奸姿态的何应钦公然炫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冈村宁次即感激涕零……不久，他便邀何应钦进行第二次密谈。

何应钦秉道：“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后，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卢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同苏联恶化关系，并接受广田三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被我言中。”

密谈结束后，何应钦拿出甜酒款待冈村宁次，并频频举杯，为“捐弃前嫌，中日密切合作”而干杯。

汤恩伯在一年前曾因失守河南而被蒋介石撤职，现在又奉蒋介石之命来接收上海。

他在上海华懋公寓接见战犯、原日本第十三军团大将司令官松井，开口便说：“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到这里来谈谈。”

连坐在汤恩伯身旁的美国顾问都看不下去了，立刻警告汤恩伯说：“汤将军，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汤恩伯这才不得不改用命令的口吻发话，但腔调十分滑稽。

事后，汤恩伯又单独同松井会见，居然用抱歉的口气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日本法西斯名义上投降了，但他们依然在上海街头昂首阔步，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汉奸们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伪政府的部长、市长、局长官员们，突然全部变成为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正副司令、秘书长、办公厅参事、参议或者少将专员等等。

上海市的群众感叹：“昔日的汉奸卖国贼，今日成了国民党的新贵，威风不减当年。”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运动就这样变成了“劫收”大员，人们送给他们三句话：“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

“五子登科”，即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有；“有条有理”，即那些汉奸、日寇、恶霸等坏人，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无论罪恶多大，还是“有理可讲”，网开一面。

随着国民党内部发动内战的情绪日渐升温，蒋介石对甲级战犯冈村宁次更加谦恭，要冈村“切勿客气，如有问题，可随即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

尤为令国人震惊和愤怒的，是蒋介石竟然聘请冈村宁次为高级秘密军事顾问，要冈村为国民党打内战、屠杀解放区军民出谋献策。

对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做出回应，强烈要求严惩汉奸。

在《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我党中央公开提出了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指出国民党当局对汉奸纵容和袒护的倒行逆施行为，大大破坏了我国立国的纪纲，斫伤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丧失了作为五强之一的国家体统。

早在1945年8月11日，毛主席和朱老总就连续发出过六道命令：

命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所部，即日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

命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向北行动；

命令由贺龙统一指挥山西解放军，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的敌伪军，并准备接受太原的敌伪军投降；

命令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人民军队，肃清中国境内的交通要道的敌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

命令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率部向朝鲜进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朝鲜；

命令各抗日根据地所有部队在进入敌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反动破坏分子残留的敌探奸细进行破坏活动。

中共中央还做出《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提出在目前阶段我党的任务：“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

毛主席要求各地应将部队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组成正规师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

“日本解放联盟”也在那时配合共产党的行动，发出通电说：“现在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本士兵们应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即带着武装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

朝鲜独立同盟总盟亦发出通电，要求所有敌军的朝鲜士兵，不管长官有何命令，应立即携带武器，向附近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本同盟将保证其安全。

1945年8月15日，朱老总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面对蒋、日、伪三方合流的境况，面对中国面临着内战危机的情况，毛主席于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我摘录部分，同志们请仔细阅读、体会：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

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

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里；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

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

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

那末，“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

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

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

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

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

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

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

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

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

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

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

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

跋

据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显示，从1938年底开始，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共二十四个师团，其中华北方面军九个师团、13军四个师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华北和华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21军的四个师团担负守备和战略牵制任务——仅仅只有11军的七个师团在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作战。

十三个师团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七个师团对付国军——到底哪个战场是主战场、哪个战场是次战场？

毛主席共产党的军队是不是中流砥柱，一目了然。

再看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的资料：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间，日军只对正面战场国军进行了一些有限规模的战役进攻，而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五次大规模扫荡）的兵力则分别为54万人、47万人、46万人、33.2万人、35万人。

毛主席指挥的的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不包含关东军）的比例分别为62%、58%、75%、63%、58%。

进入1941年后，为了备战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区的日军意图加快控制占领中国，首要任务就是所谓“剿灭共军”。

仅1941、1942两年，日军使用千人以上、万人以下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就达到132次，使用万人以上至七万人兵力进行的“扫荡”达到27次。

日本历史学家作过这样的记述：“从（1945年）4月到8月之间，解放区的发展异常迅速。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对中国占领区八年间的统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经濒于崩溃了。”（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