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德学：“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是红军长征胜利之本

作者：齐德学来源：长安街读书会 2023-02-14 630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苏区，红军历经了各种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长征的胜利。长征胜利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核心、最本质的原因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军队，正如毛泽东所讲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其实，这个宗旨既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队伍进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但有三个关键点是不变的：其一，是指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但不是指所有中国人；其二，是指由中国不同阶级和阶层民众（包括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所组成的；其三，中国人民的主体始终是以工人、农民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大众。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就是紧紧地和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就是紧紧地和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中国劳动大众站在一起。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是红军长征胜利之本。

一、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使红军形成了自己的优秀特质

红军组建之初就确定了自己的性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虽然有些红军官兵在参加这支队伍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但红军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他们明白了这支队伍的性质，明白了这支队伍是为了人民而打仗的。这就使红军形成了如下五个优秀特质。

其一，信念的坚定性。这个信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实现这个伟大事业，虽然需要经过一个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虽然每个红军官兵都时刻面临着流血和牺牲，但是他们坚信，这个事业必然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事业必定会胜利。因此，为了实现这个事业，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这里仅举两个具体事例：一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有个叫郑金煜的红小鬼，长征过草地之初，做宣传非常活跃，总是忙个不停。但没过几天，他发高烧病倒了，且病情恶化。他在去世前对团政委杨成武说：政委，我不行了。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但我看不到那一天了。希望革命快胜利，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为了革命胜利而牺牲的。二是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和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的王泉媛，她随部队三过雪山草地，多次因没有食物昏厥过去，但每次都咬着牙叮嘱自己：要挺住，要革命到底，要看到革命成功。红军西路军失败后，她被捕，备受折磨却坚贞不屈，她想的就是：活着要做共产党的人，死了要做共产党的鬼。后虽逃了出来，但敌人的报纸造谣说她叛变了，并载有她的照片，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不收留她，她哭着说：不怨你们，只求你们向党转达我一句话，我王泉媛永远是共产党的人。“文革”中，她受到批判和斗争，但始终坚信党，一直向党组织说明情况和要求恢复党籍，1989年终于如愿。其实，红军中像郑金煜和王泉媛这样信念坚定的人有千千万万。正是对党和人民的信念，成为了长征中红军不垮的坚强精神支柱。

其二，行动的自觉性。由于红军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而打仗，因此，各项任务虽然是根据各级命令执行的，但红军官兵都自觉自愿，即使明知要牺牲生命。中央红军在贵州渡过乌江和在安顺抢渡大渡河时，明知对岸有敌军防守，非常危险，但担任先锋团的干部战士还是争先恐后报名，纷纷要求第一个上。中央红军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22名突击队员，也是从踊跃报名的干部战士中选出的。行动的自觉性，是红军在长征中不垮的重要条件。

其三，作战的顽强性。正如毛泽东所讲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长征的各路红军，在作战中都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特质。中央红军红三十四师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师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经常担负后卫任务。湘江战役时，该师奉中革军委命令，在广西灌阳的红树脚地域阻击桂军北上，掩护后续的红八军团西进，尔后作为全军后卫，掩护全军部队过江。而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已先于红三十四师部队到达红树脚，红三十四师遂在水车附近展开阻击。仅有约6000人的红三十四师，顽强阻击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四个师四昼夜，使追击之敌未能前进一步，胜利完成了掩护全军部队过江的任务。但红三十四师也损失大部，陷入敌军重围。他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大刀，用石头、木棍拼死战斗。除此以外，还有红二十五军的独树镇战斗、庾家河战斗，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中的回旋战，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的战斗等，这些都是在遭受数倍或数十倍敌军兵力围攻的恶劣形势下顽强作战的。作战的顽强性，是红军长征中不垮的意志表现。

其四，纪律的严格性。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农一点东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到了中央苏区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这就形成了中央苏区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他苏区红军，也形成了与此大体相同的纪律。红军具有严格的铁的纪律，这是红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志之一。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既包括了军事纪律，也包括了群众纪律。这样的纪律，保证了红军部队有令就行、有禁就止、步调一致、行动统一，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不仅如此，各路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又根据少数民族的习惯制定了相应的民族政策和纪律，发布了一系列布告、公告、指示、工作原则和工作须知等。比如，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会议期间作出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特别提出了不准骚扰少数民族群众、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这三个注意事项；红四方面军以西北红军政治部名义颁发了《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红二十五军在1935年8月进入甘肃静宁县回族居住区时，专门制定了尊重回民习惯的“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进入云南中甸藏民地区后，明确规定了进入藏民地区的政策和纪律，并由贺龙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滇康分会主席名义发布了布告，等等。这些纪律和要求，维护了少数民族群众利益，尊重了少数民族习惯，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纪律的严格性，是红军长征中有效进行各项行动的有力保证。

其五，官兵的平等性。三湾改编确立了官兵平等的制度，即取消军官特权，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官兵政治平等，士兵参加经济管理，并对军官有监督之权。这就形成了红军完全不同于其他军队的新型官兵关系，使官兵同为阶级兄弟。在长征中，官长爱护士兵，士兵拥护官长的事例不胜枚举，从吃、住、行等各方面都有体现。这种平等的官兵关系，形成了红军在长征中巨大的凝聚力。

红军的这些优秀特质，构成了红军长征中不垮的内部因素。

二、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使红军得到了沿途群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红军长征沿途，经过的多是没有革命基础的地区。其中，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各有约三分之一的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四方面军19个月长征中有15个月是转战在少数民族地区，红二十五军也经过回民地区，这些地区的群众对红军很不了解。因此，红军长征每到一地，都广泛宣传红军队伍的性质，并严格执行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以实际行动感召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红军还帮助所到地区建立群众武装，建立地方红色政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由此，长征的红军获得了沿途群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他们为红军队伍筹集粮食、衣物，为红军做向导带路等。

1935年5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成为红军长征史上一段佳话。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及奴隶主的长期残酷压迫和剥削，彝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彝族人民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军队进入他们地区。红军先遣队进入四川冕宁县彝族居住区时，衣物、枪支被劫，尽管如此，他们还坚守着不准开枪的总部命令。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为红军的行为所感召，遂按照彝族习惯，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赠送了武器、弹药给果基部落，帮其建立了彝民红军果基支队。中央红军从这里通过的7天7夜，受到了彝族群众的热烈迎送。

不仅如此，在红军的感召下，许多群众参加了红军队伍，使遭受减员损失的红军队伍得到必要的兵员补充。

1935年5月，红二十五军在陕西雒南县吸收了600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7月，又在北出终南山的行动中吸收了300余名青壮年。虽然长征一路战斗，部队减员，但因一路不断有青壮年加入，到长征结束时，红二十五军反而由出发时的2900余人增加到3400余人。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辰溪、溆浦、新化一带扩大红军3000多人。1936年初，红二、红六军团又在贵州盘县扩大红军700多人。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后，到达甘肃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半个月内又扩大红军2000余人。由于兵员的补充，虽一路作战减员，但红二、红六军团由长征开始时的10000人，结束时仍保存有11000余人。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时，赞扬了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他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虽沿途作战和过雪山、草地遭受严重减员损失，但也不断有青壮年参加红军。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在陕甘苏区的红军总兵力约有7万余人。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使得红军长征沿途获得当地群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是红军长征在敌情严重、条件恶劣的困难情况下，得以生存的群众基础。

三、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使红军能够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红军长征时，中国东北地区已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整个华北地区也面临沦陷的危局。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不顾国土失地千里，不顾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大力量企图彻底消灭红军。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于9月22日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明确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并决定组织全国反日的民众运动和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以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在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对日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红军长征开始后，各路红军都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倡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号召全国同胞总动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正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团结起来，开展抗日反蒋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影响下，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一二九运动，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等抗日口号。

在这种形势下，1935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进一步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或支持反日斗争。会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中国共产党在目前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宣传和实际行动上，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12月27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此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实行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改变了“反蒋”的口号，向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敦促国民党担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明确表示“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国民党的全权代表举行具体的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改变过去“反蒋抗日”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方针。

从1936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秘密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统战工作，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贯主张，代表和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不仅获得中国广大工人、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坚决拥护和支持，而且也获得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高层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的赞同。但蒋介石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936年12月初，亲赴西安督促“剿共”，并对西安爱国青年的抗日请愿运动进行镇压。于是，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剿共”内战，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一致对外”的方针，实行全民族抗战。之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并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得到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