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器友：世纪之交底层新左翼现实主义诗歌的兴起

摘要：王学忠和唐德亮是世纪之交底层新左翼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他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自觉实现左翼诗人审美主体和人民本位的有机统一，坚守诗歌创作的责任意识及其社会批判功能，实行以真实性为前提的开放的现实主义创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底层现实主义诗人在继承左翼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把当前的底层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推向新的高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端于“文革”知青诗歌沙龙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经历一个短期的丰收之后，历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日趋衰落，一批诗歌批评家，特别是推动这场运动的批评家，有感于自身审美视域内诗歌的不景气，对诗歌前景特别迷茫。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后现代诗风被轻视乃至被唾弃的过程中，在广大民间，在“弱势群体”的人们中间，正在生出一场磅礴的底层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这场诗歌运动的队伍由散落各地的下岗工人和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上海、北京等处的打工者和失业者，以及一直与底层百姓相依为命的青年诗人组成。不同于那些裹挟于西化思潮的诗歌“小资”浸淫于无尽的唠叨、解构和私我抚摸，他们打拼在社会的底层，切身感受到了市场化、城市化以及某些公共领域被私有化过程中权力、财产再分配带来的社会不公、价值变更和人生苦难，抒情言志，表现真实的底层生活和情感诉求。底层诗歌几乎涉及这一时期全部的社会现实及其热点，国企私卖、农民进城、官员贪腐、抗疫救灾，等等，都成了触动诗情的重要时事。诗歌的主调洋溢着中国工农联盟两大支柱——工农劳动者要求与国家主人翁称谓相适应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人格尊严。

这场诗歌运动较早表现在打工诗歌当中。据《打工诗人》（2008年7月31日）称，一本刊登打工文学的《佛山文艺》，“发行达60万册，一出版就被打工者抢购一空”。 那是“劣质的生活场景和悲苦的命运所生发的情感细节和心灵的呐喊”（柳冬妩）。年轻的诗人们 “横越三千里盛产雷电酷日的南中国/触诊大时代巨动脉的切入点/悲壮漂泊的青春在疼痛的碾压和锤炼下/始终肩负着晶亮的品质，肩负着沉重的诗歌/率领千军万马在流动或静态的生存中呐喊/一腔热血喷涌的文字熊熊燃烧/为中国文坛打拼出一方闪耀历史的阵地”（挽春）。“涌现了像郑小琼、罗德远、方舟、徐非、任明友、黑马、许立志、陈年喜、邬霞、许岚、吉克阿苏、许忠等全国著名的打工诗人”。（1）《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编委会负责人罗德远说：“对生存挣扎的痛苦、对理想的不懈追寻，打工诗歌呈现了一代人的生存流动轨迹，折射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意蕴和内在精神特质，所蕴含的时代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其中包括人的观念、灵魂价值、自我发现与肯定的人文革命，有如寻根文学、知青文学一样，正接近并闪烁着历史与时代的光芒。”（2）当然不能把写打工生活的诗歌全都拢入现实主义诗歌，更不能简单拢入左翼现实主义诗歌，但其整体上呈现出现实主义的倾向是可以确定的。可以说，正是这场底层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使得20世纪诗歌的尾声不致黯然失色，也使新世纪诗歌的起始有了一丛可见可慰的亮光。

王学忠和唐德亮正是这场诗歌运动中的代表性诗人。他们与底层诗人都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他们操持的报刊每期都刊发和推荐底层诗歌作品，不时与底层诗人交流心得体会，还为底层诗人的作品写作序言。

他们起于底层诗人之中，又高于一般性底层诗人，他们以鲜明的左翼取向及其审美意识，以各自的实际影响引领诗风，张扬了左翼现实主义诗歌的优秀品质。

首先，他们自觉坚守左翼诗人主体与人民本位的结合，以个性独具的“底层书写”切入变革转型中的大时代，使工农劳动者的生活、情感和思想回归诗歌，主导诗歌的审美倾向

工农劳动者的生活、情感和思想进入诗歌，构筑并支配诗歌审美的人民情趣，是20世纪左翼诗歌对《诗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重大贡献。古代文人诗歌中也有传承这一传统的，但他们处身人民百姓之外，人民百姓的痛苦见于他们的诗歌只是掬一把同情之泪，人民百姓的思想情趣基本上是被涂抹和遮蔽了。到五四时期的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诗人如刘大白、刘半农乃至稍后的徐志摩的少数诗歌，也都大抵如此。生活于劳动人民之中，与劳动人民生息相通，深得劳动人民审美情趣，表现劳动者的生活，歌咏并提升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发生在左翼诗歌中的审美革命。这一诗歌美学到抗战时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延安诗歌中走向成熟，成为中国现代性带有根本性的标志。但到了“后革命”时期，这一传统就被彻底“告别”。几十年来，极端的“私人化”和“内向化”使诗歌内容在深入潜意识同时又陷入绝顶的狭窄和贫乏，诗人“私我”的隐私和生活琐细以外的世界，特别是“老百姓的事情”，被遗弃在诗歌大门之外。那些后现代末流，与人民百姓形同路人，用一个诗人的话说，他们跑到咖啡馆里、包厢里，与“人民群众相邻为伴，相安无事”，独个儿搞着自己的“长安诗歌节”。（《相安无事》）有些诗人也搞所谓“采风”，但已经不是长期深入人民百姓的生活和斗争，更不是与劳动人民感同身受，而是到一些景点玩玩乐乐，如蜂如蝶，飘来荡去。以至于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丧失，小诗、伪诗风行。

王学忠和唐德亮拒绝这一倾向。他们长期生活在底层百姓当中，又心怀天下，把个人探索和时代抒写有机统一起来，表现底层和变革转型中的大时代，回归左翼诗歌诗人主体意识，彰显了左翼诗人审美主体在新世纪的复归与抬升。王学忠原本是河南一个国营工厂的工人，和那个时代的工农大众一样，生活平稳，积极热情上进，八九十年代大批量的国营工厂遭受拍卖、掠夺，他下岗回家，靠摆地摊谋生，虽艰辛劳作家庭生活仍陷在困顿当中，环顾周围同一命运的工友和伙伴，他难免惺惺相惜，在历史转换的阵痛中，一改早年诗歌讴歌花草阳光的情趣，诉说下岗的辛酸，与大量打工诗人取同一姿态；并且，他由己及群，更多地表达工人兄弟的悲苦命运，诉说他们“只因为站起来，不愿再趴下”的不屈情怀；进而，更是把目光投向整个社会。他的诗歌《挑战命运》《雄性石》《太阳不会流泪》《地火》《我知道风儿朝哪个方向吹》和《王学忠新诗文》等诗集，无不立足底层，从细部说起，骨鲠在喉，用心蘸血，指点天下，题涉两个世纪之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自己下岗卖菜、卖鞋，到悼念铁人王进喜，从八个孩子的女人像囚徒一样被拴在家中，到好战的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都纳入他诗思烛照的视野。他说：“百姓的关注，就是诗人的关注，社会的焦点就是诗歌反映的焦点。”以至“从生活底层踏上精神高地”，（3）秉持了自觉的阶级意识、人民意识及诗美追求，倔强地以“在岗”的姿态严正宣告“我不是下岗工人”，成为老诗人魏巍所说的“一个工人阶级诗人”。

唐德亮不是下岗者，但始终与底层百姓声息相通。他称赞王学忠“没有丧失伟大阶级的良知”，他自己也是如此。他是瑶族底层农民的儿子，生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诗歌创作起于对瑶乡壮寨百姓生活和民族风情的歌咏，抒写百姓的生存和悲辛。他认识到，“每一个诗人都是‘个体性诗人’，但同时自觉注重‘社会性’才是‘成就大诗人的基础’”。（4）与王学忠以下岗工人的独立个性走向广大的底层和时代相得益彰，他以“瑶山之子”的独立个性面向改革中的时代，切入脚下的乡土民情，他的《苍野》《生命的颜色》《南方的橄榄树》《深处》《地心》等诗集，以浸泡了生命情感和直觉悟知的奇崛意象，抒写了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乡土人心，凝聚了时代变迁和转型的历史性思情，它们是带着诗人个体性的岭南风情录，又是大时代民族精神的诗性呈现。他的巨型长诗《惊蛰雷》，以国企改革中的“通钢事件”为触因，融抒情个性和时代性宏大主题为诗篇。全诗以思想者、学者和科学社会主义忠诚战士的姿态，“从文化、思想、经济与历史人物的角度切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命运”，秉持总体性审美思维，唱了一曲民心所系、“国之大者”的时代壮歌。他的诗歌《劳动》满腔忧愤唱了一支“劳动”的颂歌，深情诉说：“劳动，你以水稻的香/营养我的肌体/以钢铁的铿锵与硬度/支撑我的脊骨与精神/以火的方式在我的心宇/温暖生辉”。这可不是荒腔走调，其对工农劳动者大众伟大功勋的献礼，同时寄托深心的忧愤，蕴含了对抬举“资本”贬仰“劳动”的社会现象及其意识形态的针砭。他们都不是小里小气的那种“小诗人”， 他们自觉坚守左翼诗人审美主体和人民本位的有机结合，从泥土深处倾听地心的“流泪、呻吟或呼喊”，“唱劳动者的赞歌，淌社会主义的汗珠”。

其二，他们正视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本质的多样性，以非凡的胆魄揭露和剖析社会黑暗面，高扬了新中国主人翁的历史主动精神

革命和改革都不是温室里的绘画绣花，因而都不那么雅致、完美，而是粗糙的，不完美的，都是历史过程的“中间事件”，它们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又都难以避免地拖带着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在逆动势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社会和底层百姓蒙受的灾难是深重的。王学忠和唐德亮从社会底层的实际生存状况体会到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光照，他们拥护“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但是对于借改革开放之名违背宪法、践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倒行逆施以及引发的社会性灾难和底层不幸，则深怀忧患，表达了义无返顾的揭露、抗议和历史性沉思。他们反对把改革的“本质”单一化，即反对所谓“改革就是好，审视和揭露社会黑暗面就是坏”的错误认知和指责。

和一些沉埋于苦难，审视和批判力度不足的诗人诗歌不同，王学忠、唐德亮审视和批判社会黑暗面，多充溢思辨色彩和工农劳动者不妥协的战斗情怀。王学忠的那些作品，多以鲜明的尖锐性，于荒唐之处洞幽触微，警世醒人。资料披露：“清康熙时5000个人养1个吃财政的，民国4000个养1个，现在是29个养1个”，据此，他的《29个养1个》报以机智讥讽和告警：“29个养1个/的确是个奇迹/让人着急、生气/可申报世界吉尼斯/也是/响在神州上空的/警笛……”指陈官员冗赘背离“精兵简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的《铁链女之思考》则披露在生育“独孩”为国策的年代一农家妇女生育八孩被家人以“防暴力”“防丢失”为由用铁链锁住脖子拴在家中，又披露一生育四孩的妇女躲在家中“过得平静”“悄无声息”，两相映衬，尖锐指出此二人都被锁了铁链，“一个拴在脚上/一个拴的是脖子”，提出了乡村改革中解放妇女、消除愚昧的大问题。他的有些作品还能独出机杼剖析维护黑暗面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根源，如在谁养活谁、先富带后富、收入平均数、主人公仆等问题上，都能矫时谬之弊，生发启蒙正道、光大真理的诗思。唐德亮的《惊蛰雷》虽然不是专门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但写作冲动乃是因国企改制中侵吞国有资产、剥夺工人阶级利益的典型事件而发，诗思纵横中外古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实，都展现于诗思运行之中，不只是表达对改制中的私有化的否定，更蕴含了对世界范围内人类进步事业的忧思。他的短诗《包袱》这样写：“过去说: 工人阶级最先进大公无私/现在说: 工人落后僵化愚昧/过去说: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现在说: 工人是弱势群体/过去说: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现在说: 工人在老板眼里不如一条狗/过去说: 工人阶级是主人翁/现在说: 工人是改革的绊脚石”，不作声色俱厉的申斥，两相对比之间透露着批判锋芒，又饱含了无奈和愤懑。《千里背尸》写一个背尸者背着一个同乡的尸体千里返乡，他感到这尸体曾经“有魂，有爱，有痛苦，有卑微的幸福”，只因为“工地”使他们阴阳两隔，又感到这尸体“冰冷，像山，像铁块”，不直接批判什么，但充溢着真挚的同情与忧患。如果说王学忠的审视和批判显出真气淋漓，那么唐德亮的这类诗歌则趋向忧愤深沉。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拒绝沉沦。在《太阳不会流泪》中，王学忠把共和国开国前三十年伟大成就“否定论”和打压放逐前三十年建设者的现象拧在一起，揭露逆动者背离社会主义事业的用心，立志与这批险恶者顽强抗争，他唱道：“三十载的艰辛/青春的花蕊/创家立业硕果累累/唉，化作黑云压城城欲坠/委曲的泪水纷飞/不！太阳不会流泪”/。“太阳不会流泪”，实际上是王学忠抗拒黑暗的诗歌中的“核心意象”，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在太阳的光照之下无可逃遁，原形毕露，同时又显得可鄙和渺小，抒情主人公正义在握，太阳满胸，因而整个诗情不失亮色。他写失业工人悼念铁人王进喜：“天空云很低/一伙儿失业兄弟/来到铁人墓地/呼唤一个倒下的阶级/从坟墓中站起……”，具体和抽象融合在一起，一次悲苦的悼念成了一场再出发的悲壮誓师。“主人翁”虽然走下了“神坛”，可脑子里总是萦绕着铁人的形象，他唱：“谁说旗帜上的那把锤子/已随铁人远去/吼一声/地球也要抖三抖的情景/只是遗落枕边的一幕回忆”/“只会叹息的不是汉子/孬种是尿泥/走下‘神坛’的工人兄弟/依旧是火车头样的性格/空气锤般的脾气。”（《工人兄弟》）他写打工者的苦难，同时又高挺着新工人的坚强意志，昂扬着历史主人翁的尊严：“中国民工/一群不再死守家园的弟兄/勤劳与力量的象征/背上的铺盖卷/裹着一个沉重的梦……”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即一些侮蔑中华民族、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文人，也说自己是不满意于黑暗面，似乎与底层左翼现实主义诗歌同调，其实风马牛不相及。这些人盲目“西化”，歪曲和丑化真善美，同时又把假丑恶夸张、变形，以无知、无畏、“无文化”成就了一种粗鄙文化，某些信徒“无约而同”， 其用心在于消解社会主义文艺的倾向性。王学忠和唐德亮则是顽强地坚守着这一倾向性，用王学忠的话说，他们知道“风朝哪个方向吹”，即使失败了也要“跌回1921，南湖船上的那个梦”。他们立足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这一抒情基石，这个最大的抒情伦理，爱恨情仇紧系于此。唯其如此，他们激浊扬清，清除忤弊，是为光大真理，启发蒙昧，是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唯其如此，唐德亮才这样放声高咏：“愿我们岿然不动/以大山的厚重/以青藤的坚韧/以大海的胸怀/以磐石的信念/以从大地出发，生长/高过山岳、丛林/高过珠峰的信仰之光/灿烂着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一个又一个/无边无际的彩色早晨……”。

其三，他们把诗歌的本体性要求与大众接受统一在一起，以健康明朗的格调，疏离诗坛低俗、晦涩的顽劣风气

中国几千年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低俗、晦涩，这样受到读者大众的厌恶。造成这种顽劣风气，原因复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与诗人主体的极端“私人化”“内向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精英意识”和“贵族化”有关。相当一些诗歌作者总以为他的那个“私我”是独往独来的“精神贵族”，做起诗来忘乎所以，根本不考虑大众接受。有的人把“俗”混同于低俗、鄙俗，借“诗”宣泄潜意识里粗鄙龌龊的东西；有的人把营构意象当成玩隐晦、捉迷藏，弄得虚幻迷茫，不知所云；有的人把写诗当成“做学问”，从内容到形式都以古奥、高深为神圣，虽洋洋大观，读者大众费尽脑壳也难入堂奥。三种情况三个极端，都以不同的形式背离诗歌的本体性及其美感特征，疏离中国诗歌琅琅上口却又韵味无穷的传统，折磨读者，驱离读者离开诗歌了事。

王学忠和唐德亮因为来自劳动者大众，又自觉面向劳动者大众，就不能不顾及大众接受，因此总是把诗歌本体性要求与大众接受的要求统一在一块。他们对诗坛的低俗、晦涩诗风都有严厉的批评，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打破极端私人化和潜意识崇拜导致的这种局限。屠岸说王学忠“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描写工人，而是作为一个工人来抒写自己亲身的经历，亲身的感受。所以能给人特别亲切、实在的感觉。”（5）王学忠自己说：“写诗即使用心写也不行，要用血写，用毫不掩饰的一腔真情写”，“真情不是别的，它是吃了黄连才知道的苦，被针扎过才理解的痛。”（6） 正是发乎这种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真实的生命感动，他的诗远离了晦涩和不知所云，真气充沛，大气凛然，有些歌唱或偏于直，但总体显出以真为体骨，以情为血肉，以刚健雄直为美。他的诗歌都以事实为依据，溶叙事与抒情（含议论）为一体，公务员聊天、夫妻开店、下岗者点燃自己的三轮车、群众集体讨债、县长受贿、农民赌博、下岗工人在厂门前聚会、小商贩树起“消息树”、悼念铁人王进喜、某次政协代表大会九亿农民一个代表，一只轮胎、一截枯藤、一个水龙头，等等，都纳入审视和表达的构思之中。为了突显抒情的真实性，诗人还常常把触发抒情的事端以题记的方式在诗前简要交待，故而一些研究者把这类作品称之为“时事诗”、“新时政诗”、“警世骇俗的民谣”，它们特别见出风格的民间性和大众化。为了强化表达效果和大众接受，许多作品还常常反话正说，嘻笑怒骂，不免使人想起四十年代的“马凡陀山歌”。

和王学忠相比，唐德亮以真实性为前提，注意在融会上下功夫。《惊蛰雷》把浪漫主义汇入现实主义的表达之中，追求气势恢弘的抒情效果，学习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放声歌唱》，但千载、万里的诗思总是盘桓于现实和现实的批判。还要尤其注意到，他的短诗较多地接受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但他没有成为现代派的摹仿者，而是把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和技巧运用到现实主义诗歌的表现当中。他的《劳动》《地心》《弯腰》《光点》《打谷老人》《那是春天》《背山者》《砍柴》《水井边的青苔》《啃噬春天》《山气》《田埂上的草芽》等等，都捡拾起劳动大众普通生活中常见的事象、物象、景象予以描写，不是重在写实，而是以写真实为前提，着重于意象营构、反审美和总体性象征等现代主义常见手法的借用，抒写风俗与乡情相融合的现实感极强的现实感喟和历史性诗情，深沉含蓄，平易中见奇崛。其中《山气》具体描绘了“山气”对山中景象、物象的态度：“一株山李欲摆脱山气的浸润/走在半路便凋尽叶片”；只有与“山气”融为一体，“变成山气中的一缕/阳光便纷纷洒成花朵/大地便拔节/花朵一样的阳光”。着意于意象的营构，同时赋予“山气”以总体性象征，否弃了离弃故乡的浪子行径，突显着对山乡及其百姓的无尽归依和热爱。《打谷老人》刻画一个处在衰竭中的农村老人艰难地打稻：“仿佛树在抖索，草在弯腰/并不有力的击打/在山谷里 只有能溅起/并不刚劲的回音/间或一两片枯叶 扑向大地/一遇雨，便会腐烂”“击打声渐渐疲软  停止/老人伸了伸/挺不直的腰”，衰老、萎缩的“丑”完成了对一个坚强灵魂的塑造以及对生存艰难的同情与质询。如此等等，就如有的研究者所概括的那样，这是“在诗情中体现诗想”，“在现实中超越现实”。（7）他的这种做法做到了艾青所说的诗思明晰，“用可感触的意象去消灭朦胧暗晦的隐喻”，以至于使真实性获得了“美的凝结”（7）。

王学忠和唐德亮疏离低俗、晦涩的顽劣风气的成就，类似于三四十年代的田间和艾青。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有一个脱雅归俗的趋向，那是民族精神高扬和人民革命意识觉醒的时代精神在诗歌中的投射。在这个审美精神转换的时代，田间使自己的歌唱面向大风砂的“冈卫们”，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战争诗人和民众诗人”；艾青青年时期在法国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波特莱尔、兰波、阿波里内等的影响，回国后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浪潮中把现代主义方法和技巧运用于左翼现实主义创作，使现实主义走向开放。二人的路子不同，都以其实绩为清除胡风所说的 “客观主义” 和“主观公式主义”所导致的诗风浅俗和晦涩，深化现实主义，改造现代主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由此，左翼现实主义诗风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今天，在这个振奋民族精神驱动民族复兴的时代，王学忠和唐德亮也是在做着这种贡献，他们较成功地恢复了中国诗歌易读易诵、意蕴深长的传统。王学忠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挑战“小资”情调和低俗、晦涩诗风，打开工农抒情新天地的诗人；唐德亮则是较早自觉地把现代主义的方法和技巧，运用到现实主义诗歌艺术表现当中的开风气者。他们都以各自的艺术实践，较成功地使新诗通向人民，尤其是通向工农大众，因而重振了左翼现实主义诗歌表现时代生活，审视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

以上，我们分析了王学忠、唐德亮在左翼主体意识、左翼社会责任感及其社会批判功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三个方面所取得的相同相异的成果，讨论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底层左翼现实主义诗歌的贡献。我们注意到，底层现实主义诗人只有像他们那样，长期地在社会实践中加强自身锻炼，自觉实行左翼诗人审美主体和人民本位的有机统一，正视社会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本质的多样性，提升诗歌创作的责任意识及其社会批判功能，实行以真实性为前提的开放的现实创作方法，收大众喜闻乐见之效，底层现实主义诗歌才能上升到左翼现实主义的高度，从而实现新时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与抬升。而且，还要认识到，世纪之交的左翼现实主义诗人并不只有王学忠、唐德亮两个人，王怀让（已逝）、峭岩、吉狄马加、叶延滨、石祥、李发模、纪宇、洪三泰、卢伟宗，等等，都是取得了较好成就的诗人。他们中有些人已经不处于社会底层，但大都起于底层并且坚持着关注底层大众的诗歌情怀。是大家的彼此呼应才形成了一股合力，支撑了世纪之交底层现实主义诗歌的星空。底层诗人只有在回归并学习左翼诗歌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向同时代的包括王学忠、唐德亮在内的大批先进者学习，与他们互相切磋，才会提高自己，也才会在整体上提升底层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

注释：

（1）唐德亮：《中国打工诗歌的一次大检阅——读〈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工农文学》2022年第3期。

（2）罗德远：《四十载：苦难为梦想加冕》，《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1981—2021），《佛山文艺2022年增刊。

（3）王学忠：《诗歌要贴近老百姓》，2021年6月20日《文艺报》

（4）唐德亮：《文学的烛照》，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105页。

（5）屠岸：《王学忠寺歌鉴赏序》，《王学忠诗歌鉴赏》（杨虚编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3月，第4页。

（6）王学忠：《说说我的写诗体会》，《文源》2013年第1期。

（7）龙彼德：《对深处的切入与表现——序唐德亮诗集〈深处〉》，《深处》（唐德亮），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平7月，序第3—5页。

（8）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第181页。

（作者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文学思潮和新诗研究，有《李季评传》《读贺敬之》《近五十年中国文学思潮通论》《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等著作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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